驻上海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决定去距上海不远的舟山群岛度过一个凉爽的周末。但是，当他搭乘名为“三北”号的中国小火轮，顺着黄浦江缓慢地驶向宽阔混浊的长江入海口时，立刻感到情况有点不大对头：这艘属于中国轮船公司的小火轮，除了中国船长和中国水手在忙来忙去外，还有一位据说也是船长的德国人穿着崭新的制服神气十足地站在甲板上。并且，这艘中国轮船竟然升起了一面德国纳粹卐字旗。我们看到日军的驱逐舰三三两两地停在黄浦江中，而吴淞口防波堤外，也泊着六七艘军舰。当我们的小船从军舰旁驶过时，舰上的日本军官就用望远镜仔细地打量着我们。在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中，日本海军军官的举动，自然引起我们一次次的恐慌。那位职责似乎仅仅是面向日本军舰微笑的德国船长告诉鲍威尔：这家中国轮船公司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协议，把中国轮船全部转到德国公司的名下，理由是“中国人已经料到战火早晚会烧到扬子江流域”，“一旦交战，日本人不至于没收悬挂纳粹旗帜的船只”。

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国际化的都市。精明的上海人关于可能要打仗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刚刚传来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的消息，紧接着，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上海便发生了日军军官被打死的事件：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被中国士兵击毙于虹桥机场大门口。

所谓“虹桥事件”，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版本。上海市民听闻的最普遍的说法是：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驾驶着一辆汽车至虹桥，要强行通过中国卫兵的警戒线进入机场，他们不但对中国卫兵的警告置之不理，还向中国卫兵开枪射击，导致一位名叫时景哲的中国军队二等兵中弹身亡。之后，中国卫兵开枪自卫，将大山勇夫和斋藤与藏当场击毙。

是否有一名中国卫兵被打死，史料的记载存在着分歧。

史说，时任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他这样解释了机场大门口为什么会有一具中国卫兵的尸体：“这些（中国）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撞，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让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把他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了，以便与日本人交涉。”事件发生的当日，上海市长俞鸿钧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去一封密电，电报对事件经过是这样叙述的：今日下午五时左右，虹桥飞机场附近，有日军官二人，乘小汽车越入我警戒线，向飞机场方向直驶，不服制止命令，反向我守兵开枪。守兵初未还击，后该车转入牌坊路，该处保安队士兵闻枪声仰视，该日军官复开枪向之射击，保安队遂还击，一时枪声四起，该车前轮乃跌入沟内。车内一日军官下车向田内奔走，在附近因伤倒毙。另一军官伤毙车外。检查身内有明片两张，印有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字样。我士兵亦倒毙一名。无论事件经过到底怎样，有一个前提是必须强调的：两个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冲直撞，企图冲击中国重要的机场设施，且无视中国卫兵的警告时被打死——且不说当前中日两军在中国北方已经进入交战状态，就是在和平时期，中国方面的处置也是正当的。

然而，中国人的正当处置，又一次成为日本人的“事端”。

日本人对在中国上海发动战争蓄谋已久。

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中国华东地区的门户。一旦占领上海，不但能控制华东，还可以进逼南京，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日本人十分清楚。因此，“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利用《上海停战协定》中对中国军队驻军上海加以限制的条款，一直在做着战争准备。一九三六年八月，日军参谋本部在拟定一九三七年《对华作战计划》时，已针对中国华东地区制订出详细的作战计划，这一最终目标指向中国首都南京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三个师团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以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形成“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只是，出于对苏联介入远东权益的高度警惕，日本担心一旦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其主力部队如果已置于中国南方便无法迅速向北集结，因此仅在淞沪地区投入了少量的海军。

“一·二八”淞沪停战后，在上海，日军建立了以北面虹口军营为基地的核心设施，以东面杨树浦、西面沪西为支撑的外围据点。经过多年的经营，上海市区内的日本租界，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里面的机关、学校、商店和住宅内部，都构筑了各式的军事掩体，并隐藏着大量的武器弹药。至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在上海地区拥有百余处军事设施，部署了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兵力，计有步兵一个大队、海军特别陆战队以及拥有三十多艘军舰的第三舰队，海军的航空队也有百余架飞机可随时准备支援作战。

在上海方向，日本海军已是作战心切。

日本海军与日本陆军在对华战略上存在着分歧。陆军方面出于对苏联的戒备，于战争初期向中国南方用兵时十分保守；海军方面则坚持认为，日苏之间暂时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日本军力的投入方向完全可以向南，从南中国一直延伸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由此，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海军立即准备出动以支援陆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同时还迅速提出了向中国南方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在求战心切的日军海军将领中，以驻扎上海地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最为踊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正率队在台湾与陆军进行联合演习，事变的次日，第三舰队便停止演习返回了吴淞口外，长谷川清向东京日本海军军令部（司令部）提出：“华中作战，应以必要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占南京”，所以，需再向中国华中地区增派五个陆军师团。

按照日军的一贯伎俩，发动战争要事先制造“事件”，所以近两年来中日两军在上海摩擦不断。一九三六年九月，日本海军以“出云”号战舰三名水兵在租界内遭到狙击为借口，出动海军陆战队在全上海市布设岗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连续举行军事演习，派遣舰队频繁出入上海附近的各港口，并登陆进行军事勘察。根据一九三二年中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方面不能在上海驻有正规部队，于是成立了“保安部队”，名为“保安”，实际上仍由正规部队的官兵组成。中国官兵对日军的愤恨积压甚久，只要遇有机会就会立即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的“保安部队”立即做好了战争准备，军官们把家眷全部送回原籍，部队开始加紧军事训练，并大量准备构筑街垒的原材料。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来到中国“保安部队”的驻防地，说是需要“查门牌”，中国士兵发现来人可疑，将其扣押询问，并让来人把鞋脱下来——依照中国士兵的经验，日本人的大脚趾是叉开的——来人这才承认，他们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小队长和一名士兵曹长。从这两人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军事据点以及武器和兵力情况。中国士兵把这两名日军痛打了一顿。经过日方的反复交涉，这两名日军才被释放。但是，没过两天，上海香山路上又发生了类似事情，这次愤怒的中国士兵把捉到的日本军官捆在电线杆上打了个半死，其结果导致中日双方连续数日的激烈交涉。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训令侨居扬子江沿岸二万九千二百三十名日侨撤离（指示在上海的侨民于八月六日撤到日租界）。在海军第十一陆战队掩护下，到八月九日完全撤到了上海”。——应该特别注意日本政府所规定的撤侨完毕的日期：八月九日。就是这一天，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发生的事都不是绝对偶然的。

至少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日军在淞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早与晚的问题。于是，自一九三三年起，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派人勘察地形，部署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并组织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实施战术演习用以研究和拟定设防计划。为防止日军从杭州湾和吴淞口南北两面登陆继而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秘密机构，专职负责宁、沪、杭三地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并划分出京沪、沪杭和南京三个作战防御区，在四条主要防御线上修筑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防御工事：京沪防御区以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为主阵地；沪杭防御区以乍嘉线（乍浦经嘉兴至苏州）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为主阵地。为了便于部队机动，还特别修筑了苏州至嘉兴的铁路。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政府在苏州成立了一个秘密作战指挥机构，对外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后又改称为“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军事长官为张治中，其任务是：负责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主持防御线上国防工事的修筑，一旦淞沪发生战争迅速转变为前线指挥所。最后这点甚为重要。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一八九年十月生于一个世代耕田的贫苦家庭。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军官第二期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四年进入黄埔军校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既是蒋介石重用的将领，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挚友，这决定了他的政治生涯复杂而曲折。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中，他主动请缨，以左翼军指挥官的身份，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多日，战局失利后退守常熟，大有壮志未酬的遗憾。被任命为京沪防御区的军事长官后，因为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亟待操办之防御准备又千头万绪，张治中心情始终沉重而焦急。包括日本军方在内，没有人知道以他为首的“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是什么机构，而他已派出一批批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这批人回来之后，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和锡澄线一带的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令张治中十分不安的是，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各地的军政要员们“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随着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在淞沪地区的挑衅日益频繁，张治中开始秘密地扩充上海“保安团”的力量，同时命令他所能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由无锡推进到苏州附近，第八十七师由江阴推进到常熟福山一带，第八十八师由南京附近推进到无锡和江阴一线。张治中不断地向南京陈请必须增兵，因为此时上海只有一个“保安团”，淞沪地区只有三个作战师，而按照他所制订的攻防计划，至少还需增加三至四个作战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为给蒋介石“救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他部署在上海周边的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都抽调走了。那是张治中最为担忧的一段时日：万一日军趁西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上海方面的日军，却反而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西安事变完全出乎日方意料的缘故。卢沟桥事变后，张治中接任京沪警备司令官。为了预防万一，他命令补充第二旅的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入驻松江；另一个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和龙华两个机场——打死日军上尉大山勇夫的中国“保安”，实际上正是张治中部署在机场的正规军士兵。

张治中强烈主张对于日本应该“先发制敌”：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取第三种。张治中向南京郑重建议，基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而上海又是“系国际视听”的要地，因此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即“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

“先发制敌”，意味着主动发起作战行为——在与日本侵略者对抗的往事中，中国方面什么时候“先发制敌”过？除了“他打我，我不还手”以及“他打我，我才还手”之外，中国什么时候曾有过“判断他要打我”之时，抢先出手，把对方打得晕头转向的先例？

在南京军政高层内部，还有一些与张治中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包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裴、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姚琮等。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绝不能让日军把上海作为侵入华中的军事基地，必须主动歼灭上海的日军及其长江内河里的日军舰艇，开辟华东战场。他们的理由是：日军装备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战车、航空母舰等先进武器，军队训练有素，崇尚武士道精神，百年以来几乎每战必胜，如今仍处于战斗力旺盛时期。如果中国军队把主力投入华北大平原与之决战，势必会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因为在大平原上日军可以充分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又有京汉、津浦铁路可以利用，从南到北长驱直入，一旦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东南沿海，战争就基本上结局已定了，日军很可能就此实现三四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而如果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节节抵抗的同时，在华东地区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就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目前，淞沪是开辟“第二战场”的理想之地。因为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日军肯定要发动作战。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淞沪爆发战事，各国列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列强们不可能坐视日本独霸中国权益，于是很有可能介入战争，列强的介入是有利于中国方面的。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群与日军进行巷战，牵制住敌人，随后把日军逐渐引向江南的水网地带，使其机械化武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会把日军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最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是最后战胜日本的正确途径。当然，还有一种战场地理上的解释：从中国的地势特征上看，自东面沿海向西，地势逐渐抬升，是逆河流流向而上的，这对进攻一方不利；而中国的抗战后方基地在西南，即使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且越退地势越高，这种态势对作战的防御一方有利。

以上见解，确是远见卓识。

首先，这不是妥协论调，更不是投降论，是出于坚决抗战的立场。仅就这一立场而言，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弥足珍贵。其次，就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和两国国情上讲，试图拉长战线并准备长期作战，无疑是一种冷静清醒的抉择。

但是，在淞沪主动开辟“第二战场”，需要冒的巨大风险也是显而易见：这里是中国柔软的腹部，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爆发战争，经济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损失。而且，这里距离首都南京太近，在国家都城附近发生战争，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谁能知道列强在中日开战后是否会出面干涉？如果干涉是否能干涉到令日本停止对华侵略的程度？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从来没有依靠列强摆脱任何苦难。

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就是赌博。

明知战争不可避免却又求战心切的张治中，对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布了一篇文告，在历数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国耻后，他号召将士们在即将到来的抗战中为国捐躯：……时至今日，敌我间之诸般问题，已非和平所能解决，在我尤非抗战无以图国家民族之生存。全面应战之烽火高燃，舍身报国之良机已至！凡我袍泽，当必奋兴，雪恨歼仇，此其时日！……虽然，我袍泽当知此伟大的神圣民族抗战之必然胜利，实由无量惨痛、无量牺牲所换来，盖惟有牺牲到底之决心，方能博取最后之胜利。故吾人之生命在此日实无其他生命意义之可言，仅属民族解放之祭礼而已，仅属无量牺牲无量热血牺牲中之一粟而已。唯具献身为国之决心，方能成就千秋盛业；亦唯具“我死国生”之至勇，方能所向无前！血幕展开而后，我中国每一块土地，均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人人将成英雄烈士，人人可成志士仁人！吾人分属前驱，岂期后死？……日本方面显然察觉了淞沪局势的不妙。他们从上海租界英国巡捕房军事探长潘连璧和于一星那里，获悉了中国方面正在加紧构筑市中心军事据点和扩充上海“保安团”兵力的情报。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冲野亦男以中方违反“停战协定”为由，向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提出抗议，并要求现场查看，被中方拒绝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的答复是：不但所谓“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中没有限制中国方面建筑防御工事的字眼儿，而且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建造任何工事别国根本无权过问。日方据此说中国的做法是“敌对行为”没有道理。相反，倒是日方没有按照“停战协定”所约定的条款从规定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这才是敌对行为的明确表现。

令日方感到更加不妙的是，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的态度十分强硬。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时，俞鸿钧市长会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冈本季正首先表示：“虹桥机场案”发，日方“着海军制服之军官及水兵为华人惨杀”，这是“对皇军的重大侮辱”，已经导致日本“全国激愤”。因此，日方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拆除军事工事，撤退保安队。俞鸿钧当即表态：“该处系我国国土，无所谓撤退。”冈本季正又主张召开由中、英、法、德、意、日各国委员组成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紧急会议，请求各国制裁中国。俞鸿钧更是寸土不让：“（一）停战协定早为日方破坏。因日方军队时常侵入八字桥一带区域，该处地段按照协定日方军队应悉数撤退。（二）日方既破坏停战协定，则根本无依据该协定作任何提议之权。（三）日方每利用共同委员会为实施该国侵略政策之工具，于己有利时提及之，于己不利时漠视之，应请各国注意。（四）日方对于虹桥事件，一方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一方军舰云集、军队增加、军用品大量补充，此种举动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且已对我国构成威胁与危害。”——俞鸿钧很清楚：谈判是日方一贯的拖延时间等待增兵的手段，一旦日方准备好了，不仅是对所谓“共同委员会”漠视的问题，而是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以一名中尉和一名上等兵的性命换来的机会，“失不再来”。焦灼万分的日本海军表示，决不能“让死者为无意义之牺牲”。

“虹桥事件”发生的当晚，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便命令在国内待命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一、第二特别陆战队做好出动准备。十一日上午，第三舰队所辖十九艘军舰抵达吴淞口，载来海军陆战队队员两千名。十二日，随着另外五艘战舰的陆续抵达，日军在淞沪地区的军舰猛增到三十一艘，同时还有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在内的九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激增到九千人以上。

日本海军知道，一旦战争打响，必须得到陆军的协同。十日，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动员派遣陆军部队”的要求。陆军大臣杉山元即刻表示同意。第二天，日军参谋本部制订了派兵方案：“（一）上海方面派遣部队是以第十一师团（缺一部）和第三师团为基干编成一个军，八月十五日为动员第一日；（二）青岛方面派遣部队，预定是第十一师团的一部和第十四师团，其派遣时间伺机而定；（三）运送：继续挪用现在担任运送第二次动员部队的船只（预定十六日完成）；（四）动员规模：兵员约三十万，马匹约八万七千。”

国民政府也启动了全面的抗战准备：将一切国防事宜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将全国军队编为抗战序列，第一线约一百个师，预备部队约八十个师；将国家多年存储的弹药进行分配，黄河以北及长江地区囤三分之二，江南囤三分之一，可供所有部队六个月作战之需，同时确定海外输入路线以保证枪支弹药“源源接济”；购办一百万作战人员、十万马匹六个月所需粮秣；建立三十个兵员补充营；因平津沦陷，河北境内再无飞行场及航空油料储备地，决定参加华北作战的空军部队以太原机场为根据地。等等。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这是一次绝密的会议，参加者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及各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工作人员只有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担任会议记录）。会议决定对日军实行“先机下手”的策略，趁日军陆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际，率先歼灭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的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以阻止日军军舰溯江而上攻击南京，截获停留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据此，军事委员会当晚发出命令：张治中司令官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于今夜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实施围攻作战；位于蚌埠的第五十六师、位于嘉兴的炮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和装备有新式榴弹炮的十团的一个营立即开赴苏州，一并归张治中指挥。

接到命令的张治中下令：第八十七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则向上海市中心前进；第八十八师进至北站与江湾（吴淞以南）之间；炮兵十团一营和炮兵八团进至真茹、大场（江湾西南）；独立第二十旅进至南翔（大场西南）。同时命令炮兵三团二营和第五十六师星夜兼程向上海前进。

十一日夜半，张治中离开苏州，率部向上海全速推进，于天亮前占领了上海市区的预定阵地。

十二日，天亮了，上海市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窗外遍地都是中国军人，惊讶地问从哪里来？怎么来得这么快？自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上海市民就没有见过中国正规的陆军部队，这支军队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十分惊喜：头戴德式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短裤，脚穿草鞋，官兵都系皮腰带，士兵手持带刺刀的新式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胸前八颗手榴弹，军官腰挎盒子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眼神中向同胞们流露出杀敌的决心。中国海军也奉命开始了军事行动。

十一日，三艘测量船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对江阴下游长江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先后把西周、浒浦口、铁黄沙、西港道、狼山下、姚港嘴、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姜山等地的各种航标一律拆除了。行动中，两艘测量船遭到日舰攻击和日机轰炸，沉没。十二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主力舰队前往江阴，将中国海军“通济”号、“大同”号、“自强”号、“德胜”号、“威胜”号、“武胜”号、“辰字”号、“宿字”号八艘舰艇，连同从民间征集的各种货轮商船，共计二十八艘，全部凿沉于江阴江面，用以堵塞长江航道。——中国海军老旧的军舰如果用于作战，不是日本海军现代化战舰的对手，大战来临前，或许这是这些军舰最实用的用途。但百姓衣食所寄的民船何辜？——在此开列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淞沪大战前夕，为了民族图存而自毁的商船之名号：“嘉禾”“新铭”“同华”“遇顺”“广利”“泰顺”“回安”“通利”“宁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醒狮”“母佑”“华富”“大赉”“通和”“瑞康”“华新”。

但是，此次行动没有实现截获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的目标——蒋介石的命令尚未传达到部队，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已纷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迅速通过了江阴要塞。后经查明，参加最高国防绝密会议的唯一工作人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是一个日本间谍。

被黄浚出卖的中国国防会议绝密内容不仅是封锁江阴水道，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准备在淞沪“先机下手”的战略意图以及作战计划。此时的日方对中国军队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

十二日，中国在淞沪地区的作战部队奉命进入攻击出发位置。——此时，为了适应战时体制，京沪警备司令部已撤销，所属部队被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司令长官张治中。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求战：“本军各部队在本日黄昏前可输送展开完毕，可否于明日（即十三日）拂晓前开始攻击？我空军明晨能否同时行动？”

中国军队即将面对的是由司令官长谷川清指挥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其所属部队为：第十战队，司令官下村正助少将，作战舰是“天龙”号等两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少将，作战舰是“八重山”号等一艘驱逐舰、一艘敷设舰和七艘炮艇，多为适于中国长江作战的浅水舰艇；第五水雷战队，司令官大熊正吉少将，作战舰是“夕张”号等一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第八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少将，作战舰是“比良”号等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第一水雷战队，司令官吉田庸光少将，作战舰是“川内”号等一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辖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约五百四十人，编有步兵中队和工兵、通信、机枪小队，配备小型坦克、轻型装甲车、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重武器。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指挥的海军航空兵所属部队为：第一联合航空队，辖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有96式陆基攻击机二十架，鹿屋航空队有98式陆基攻击机十八架和95式舰载战斗机十四架；第一航空战队，共有战斗机二十一架、轰炸机十二架和攻击机九架；第二航空战队，共有战斗机十二架、轰炸机十二架和攻击机十八架。

中国方面参战的是张治中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其主要组成部队是：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辖第二五九旅，旅长沈发藻，第二六一旅，旅长刘安祺；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辖第二六二旅，旅长彭巩英，第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兼第三十九军军长）；独立第二旅，旅长钟松；第五十七师第一六九旅；上海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简；上海警察总队，警察局长蔡劲军；炮兵三团、八团、十团。

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是一九三六年由德国顾问训练的教导第一、第二师改编而成。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直属分队有骑兵连、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卫生队和特务连等。全师共一万零九百二十三人，步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火炮和迫击炮四十六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具。其中第八十八师还配属有一个战车防御炮兵连。第五十六师，系北伐战争时由皖军马祥斌部和闽军吴新田部改编，卢沟桥事变后自福建开至上海，全师下辖三个旅，共计八千一百七十人，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

以上位于淞沪地区的中国陆军总兵力约五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后下令，将苏浙边区公署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张发奎，下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师和独立第四十五旅、炮兵第二旅（欠三团）。划定的作战区域为：以自西向东流入黄浦江的苏州河一线为界，北为第九集团军，南为第八集团军。

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海军装备老旧，与日本海军的实力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制胜的可能。在淞沪地区参战的，基本属于海军部指挥的第一、第二舰队以及练习舰队和测量船队，这两支舰队中的一些老船，还是清朝水师遗留下来的，已经被沉入长江航道当障碍物使用了，真正能够与日本海军交战的舰艇，只有“平海”号、“宁海”号、“应瑞”号和“逸仙”号四艘巡洋舰，而这四艘主力舰的总吨位不足一万吨，还不如日本海军“出云”号一艘装甲巡洋舰的吨位量。

一九三七年的中国空军正属于发轫时期，飞机数量和质量与日本空军相距很大。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二十五个主力中队奉命北上华北，迟滞日军南下。待淞沪战事将起时，以南京、广德为基地，以曹娥、杭州、嘉兴、扬州、苏州、长兴为主要机场，淞沪地区可以参战的空军只有四个大队，战机百余架。

大战即将爆发时，从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军力对比上看，中国军队在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上远落后于日军——海军基本上没有对抗的可能，空军只能说是略占优势，因为日军暂时能够投入的战机有限，且中国空军由于距离基地较近补给便捷。在中国军队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只有地面部队的兵力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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