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佛教，我好像什么都要去做。

我要为佛教“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要为了佛教

“色身付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

我要为佛教“发心走出去”，

努力带动佛教走向人间、走向社会。

我好像忽然看到万千的群众在向我招手，

我必须要弘法利生，我要为佛教开创新局，

虽然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条件，只是我有心。

我越是有心为了佛教，

自性海中的力量就不断涌出，

一些创意也就源源不绝地从心涌现。

我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甚至连学校也没有看过，十二岁出家以前，曾断断续续到私塾上过二三次课，但总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二个月。因为那个时候到私塾念书，每天要缴四个铜板，四个铜板就可以买二个烧饼，常常为了省钱，就不去上学。

我出家以后，近十年的时间都在保守的寺院里生活，偶尔也有老师来为我们上课，但次数不多，大部分都在劳动服务中度过。不过我有幸出生在这个新时代，知道自己需要有新思维、新观念，要重新估定世间的价值。

基本上我的这些思想、理念，没有人要求我，也没有人勉强我，是自然地想到，要生存就必须要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只是在古老的丛林里，根本没有创新的机会，回想我所经历十年刻板的寺院生活，每天只有排班、礼拜、长跪、砍柴、挑水等。监学老师不准我们看报纸，不准我们用钢笔写字，不准看佛学以外的书籍；对于佛经、佛书又看不懂，就这么悠悠十年，青少年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

直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进入栖霞律学院就读，很幸运的，老师派我到图书馆，负责照顾图书。图书馆收藏了栖霞乡村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书，因为在抗战初期，师范学校解散，学校的图书没有人要，我们就把书搬回寺中。但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借阅，我利用管理图书的这个机缘阅读了不少书籍，这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如梦初醒一般，发现人间竟还有这样的宝藏。

后来，我知道有一位太虚大师，同学们说他是“新佛教”的领袖，我想，我也要以太虚大师做我“新佛教”的领袖。至于什么叫“新佛教”，我并不懂，不过我知道，这个时代需要改革、需要创新，佛教不能像过去只是契理，重要的是契机。

大约是十九、二十岁的时候，我在焦山佛学院就读，见到从大后方胜利回京的太虚大师，当时就好像见到佛陀一样，我情不自禁地趋前向他合掌顶礼。他含笑回应了几句：“好！好！好！”就走了过去。虽然时间很短，感动之余，我当下发愿要一辈子“好”下去。而太虚大师的弟子，如芝峰法师、尘空法师、大醒法师，及薛剑园、虞愚教授等，都做过我的老师，并听过他们短期的讲课，渐渐地，我懂得“新佛教”的方向和“新佛教”的目标。

此时，我在焦山佛学院学习的生活起了变化，毅然放弃学业，向师父要求回到祖庭大觉寺礼祖。很不可思议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福气，家师的一位友人，知道我从南京回来，并且读过佛学院，就叫我担任当地一间国民小学的校长。其间《大公报》、《申报》成为我开拓新思想和扩大眼界的读物；而学校虽是小学，也有一些购书的预算，我买很多新书来阅读。如，胡适之的《胡适文存》、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以及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的著作等，让我徜徉在书海里，思想在云端里飞翔，我忘记物质上的困顿，感觉到精神食粮的饱满更为可贵。

二十二岁那一年，刚到台湾时，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身上的一套衣服以外，仅有的就是一张身份证和师父给我的十几个袁大头，就此展开了我在台湾的生活。

最初在中坜和新竹二年的时间，也读了不少文史哲的书籍，当然在佛学上也稍有心得。这期间，我写过一些短篇文章，也发表过几篇新诗，如《伟大的佛陀》、《无声息的歌唱》、《星云》等，凭着读过几本书的经历，我开始了教书和编杂志的生涯。

一九五三年的农历正月，我到了宜兰，“为了佛教”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弘法工作。过去在大陆就曾想过，将来为佛教，我要写街头壁报宣传，要散发佛教传单，要做街头讲演，要让佛教走向群众。

但在宜兰，地方很小，也很简陋，自己的经济条件更是零。不过，新思想的火花，正在那里催促着我要点亮佛教的新火种。于是我成立了佛教歌咏队，组织了青年团、学生会、儿童班，也创设文艺补习班、弘法队。

为了佛教，我好像什么都要去做。我要为佛教“但开风气不为师”；我要为了佛教“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我要为佛教“发心走出去”，努力带动佛教走向人间、走向社会。我好像忽然看到万千的群众在向我招手，我必须要弘法利生，我要为佛教开创新局，虽然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条件，只是我有心。我愈是有心为了佛教，自性海中的力量就不断涌出，一些创意也就源源不绝地从心涌现。

虽然这许多的创新，在当时饱受保守的佛教界批评，甚至视我为洪水猛兽，但我无暇想他，只一心想着，为了佛教，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心力，要让佛教适应于当代，因此就逐步作了一番改革创新。时至今日，如佛教歌咏队、录制唱片、光碟、电视弘法、家庭普照、素斋谈禅，不就在各寺院道场弘扬开来了吗？今举几项记录于此。

音乐

对于唱歌，虽然自己五音不全，但是我知道，音乐是弘扬佛法最有效的利器。初到宜兰时，我组织歌咏队，不就接引许多年轻人蜂拥而来了吗？佛经的十二部经中，散文体裁的长行普遍通行，诗歌的偈颂也很重要；诸佛如来，都有十方信徒赞叹，万千的众生也希望听到赞咏的歌声。

我虽然对文学有兴趣，但是没有学过韵文，对诗歌的韵脚、骈文的对仗并不熟悉，但我知道音乐对人类的重要。为了用音乐弘法，不得不着手练习作词，邀请专家谱曲。初期我作了《西方》、《弘法者之歌》、《钟声》、《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佛教青年的歌声》等歌曲，不但到神庙的广场、社会的礼堂、“国家殿堂”高歌，也到军营、学校、工厂、监狱里面去传唱，引起很大的效果。

我看到回响热烈，于是扩大歌咏队的影响，在念佛共修的集会中，把传统程序中最后的“回向偈”用唱歌或祈愿文代替，增加大家内心的感动。我并且请人把梵呗赞偈的音律写成简谱，有了简谱之后，大家感觉到原来佛教的赞偈很好唱，不再只是口耳相传而已。有了板眼，就更容易学习了。

当然，这么一来也引起佛教里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甚至有人倡议说：“哪一个人出来把星云某人杀了吧。”连这样极端的语言都出现，但是我想，既然我们已经唱了，就得唱出一个名堂来，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在万分困难之下，我把信徒捐助的净财，拿去制作录音带，甚至制作唱片，扩大歌曲的影响范围。

总之，在宜兰的时候，也没有长老来反对或是赞美，只有年轻人来唱歌。我认为，这是他们在唱歌，这是属于青年的歌声，我不必因不同的意见而气馁，我应该给予青年欣赏和鼓励。

当时，我也在“中国广播公司”、民本广播电台作过节目，我想，歌声最多的地方不就是电台吗？电台每天都会播放很多的歌曲，于是我就再把佛教歌曲推到电台播放，让更多的人都能收听得到。

“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一九五三年，《弘法者之歌》等诸多佛教歌曲在电台播出传唱开来后，一发不可收拾，人人朗朗上口。心悟法师、煮云法师、广慈法师、李炳南居士也都跟着作词、作曲。后来，台湾大学吕丽莉教授，台北工专的吴居彻教授，李中和、萧沪音伉俪等人，大家都一起响应参与，用歌声弘扬佛法。

除了传唱佛教圣歌之外，我也想到，传统佛教的梵呗赞偈有六句赞偈、八句赞偈等，唱腔很长，如同京戏一般，艰深而不容易学习，所以显得曲高和寡。然而，梵呗的庄严和神圣却是无可替代，过去仅仅在佛殿里，僧伽们做早晚课诵时唱给佛祖听，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唱给诸佛子们听，不把它推广到普罗大众的生活里去呢？

所以，从宜兰歌咏队出身的慈惠法师、慈容法师，从一九八年代开始，就把梵呗的歌声带入“国家殿堂”，甚至到世界巡回演唱，如：美国洛杉矶音乐中心、柯达剧院，英国伦敦皇家剧院，德国柏林爱乐厅，纽约林肯中心，澳大利亚悉尼国家歌剧院，加拿大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王剧院等等，看到许多蓝眼睛、高鼻子的西方人士购票入场，专注聆听，甚至演唱结束后，还不断喊“安可”。终于，“佛歌传三千界内，佛法扬万亿国中”的理想目标真正实现了。

音乐弘传的广度，逐渐发展到全世界佛光山的别分院，例如：美国洛杉矶西来寺成立了“佛光青少年交响乐团”，新泽西也设有佛光青少年管弦乐团；台北的永富、觉元法师则有专业的“人间音缘梵乐团”等。而嘉义南华大学在开校启教之初成立“雅乐团”，我乐见其成，并嘱学校多予鼓励，十多年来的发展，如今已成为世界华乐中唯一的中国宫廷乐团。

二〇〇三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把我文章中适合作为歌词的文字摘录出来，编成词库，向全世界征曲，并且持续五六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一周的“人间音缘”佛教歌曲发表会。入选的歌曲，让全球各地的佛光合唱团在世界各地传唱，已经不计其数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〇一〇年，作曲家刘家昌先生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一场三万人的演唱会，现场演唱他谱曲、我作词的《云湖之歌》，听说颇受好评，可见现代舞台上的表演，佛教歌曲也受到欢迎。尤其现代喜丧婚庆的仪礼里，因为佛教音乐的唱诵，场面变庄严了，社会风气也改善了，更重要的是，人心得到净化，社会道德自然也会随之而提升。

创意是一点星星之火，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时有张良“吹箫散楚”，现代军歌则鼓舞士气，提振精神意志。音乐，可以改变气质，舒展情绪，陶冶性格，增加人生的韵味，唱歌之功也一如梵呗，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儿童班

随着佛教歌咏队传唱开来，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要出家的呢？当时年纪幼小，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了脱生死，也不知道什么叫断除烦恼。当然，是有一些福德因缘。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很重要的是，应该是从四五岁开始，外婆就把我带在身边，参加了一些善堂的拜拜、法会。

再者，听家人说，我出生一个月后，就寄托给观音老母做儿子，因此在成长的岁月中，只要看到观音菩萨身边的善财童子可爱的模样，就倍觉亲切，觉得我们也可以与佛同在。再加之家境贫穷，想到出家以后可以读书，可以学做人的道理等等，就促成自己出家的因缘了。

由于自己幼年时这些小小的善缘，让我后来看到有那么多儿童，他们也需要有福德因缘，我就把佛教与儿童的关系连结起来，自觉应该为他们服务。

因此，从一九五〇年代开始，除了开办慈爱幼稚园，每年宜兰雷音寺打佛七时，虽然没有多余的房舍可用，仍然利用丹墀召集儿童们也来集会，命名为“星期学校”，让小朋友们从小透过听故事培养善良的人格。

最初只有二三十个小孩，但经过短时间的提倡，一下子就增加到一二千人。已经读初中、高中的青少年，就组织学生会，还在读国小、幼稚园的孩子，就成立儿童班。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时，正好让青年团里的青年担任儿童班的老师。例如有一位林老师参与儿童班的教学，五十余年从未间断，她就是林清志的姐姐林美月。

回忆起我和这许多小朋友纯真的对话，真是历历在目：

我说：“各位小朋友，我的家庭都是信佛教的，你们家庭信什么教啊？”

他们大声地告诉我：“佛教！”

我又问：“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你们知道佛教的教主是什么名字吗？”

他们自信地说：“释迦牟尼佛！”

我再问：“小朋友，今天信了佛教，应该将来也是信佛教，我们不可以改变佛教的信仰，要永远信佛教，你们能永远信佛教吗？”

小朋友个个坚定地回答：“能永远信佛教！”

那时候，见到这么多的小孩，我想一个人分一块糖给他们，只是阮囊羞涩，连糖果我都买不起，更遑论说一个人给一个面包了。不过，物质虽然贫乏，却不影响菩提种子的成长，直到现在，这许多儿童班的小朋友，有的甚至都已经从大学教授、高中老师退休了。例如全职在佛光大学担任义工的张肇、一生在监狱布教的宜兰大学讲师林清志、前“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务委员郑石岩教授等，都是当年儿童班的小朋友。

从宜兰的儿童班开始，到现在除了全球各个别分院也设有儿童班以外，国际佛光会慈容法师、觉培法师等人也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童军团”，并且加入世界童军组织，成为会员，每年派遣代表到世界各地学习，让这些儿童们走向国际。

例如：二〇〇四年到西班牙参加第一届世界童军宗教会议，并取得第二届承办权；二〇〇五年前往泰国参加亚太地区童子军大会；二〇〇六年在佛光山举办第二届世界童军宗教会议；二〇〇九年佛光童军团至日本本栖寺举行夏令营暨神奈川大露营；另外西来童军团有多名童军升级至鹰级童军，据说鹰级童军是美国男童军最高荣耀。

此外，每年海内外各别分院也都会举办儿童夏令营，在台湾的小朋友们都会回到佛光山来大会师，每一个梯次都是几千人，还得分好几个梯次举行。人间卫视自二〇〇三年起，也为小朋友制播了一系列的“小小读经快乐行”、“超级读经王”、“寻找小状元”等儿童教育节目，让经典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尤其，二〇〇四年起，除了在台湾办理读经班外，并结合国际佛光会与香港国际经典文化协会、湖南中华文化学院、马来西亚马六甲文教基金会等单位，连续数年分别在香港、北京、台北举办“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吸引两岸三地、印尼、泰国、新马等多国儿童出席，每一年都有两千多人参加。

一般人都以为小孩子吵吵闹闹不重要，其实佛经里说“四小不可轻”，也就是：星星之火不可轻、小滴水不可轻、小沙弥不可轻、小王子不可轻；儿童虽小，但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实在不可轻忽。人世间，凡事都靠我们的一念而成就，我只是一念想到自己童年时的好因好缘，就想要为现在的儿童广植这许多善缘，相信这许多种子播撒下去，将来佛教就不怕没有果实可以收成。

未完待续……

（注：《百年佛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