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福山寺

佛光山开山四十五年来，在世界各地设立别分院，分担总本山弘法教化、照顾信徒的责任。佛光山最初的发展，分别在宜兰和高雄两地，一个位在北部的东海岸，我称为“福如东海”；一个是在南部的高雄寿山寺，我名之“寿比南山”。那时候的交通不似现在方便，从寿比南山到福如东海，也就是从高雄到宜兰，没有飞机航线，只能搭乘火车或汽车，而且单程一趟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遇到两地的法务需要相互支援时，都要起个大早，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出门，一直到傍晚才能抵达目的地。

一年又一年南北往返，除了交通之外，最困难的，就是中途需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当时，素食并不普遍，要找一家素食店，实在不容易。好在后来在彰化发现了一间小面摊，一碗面只要一块半，便宜又好吃，我就经常率领大家前往光顾，排队吃那一碗一块半的面。

佛光山开山之后，我开始举办“朝山团”朝山活动。那时候，往来都是行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台北的信徒一早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车程，经常要到黄昏才能抵达，中途必须停下来吃中饭。不得已，便想与哪一家寺院商议，希望以长期订约的方式，让南来北往的朝山团能得以前去用餐，并且给予最大的布施供养。但是，竟然没有一家寺院愿意承担。

这期间，我曾经看中位于大甲铁砧山旁的妙法寺，除了信徒的午餐有着落外，还可以顺道一游铁砧山。但它的缺点是不在南北交通的中途，而是比较靠近北部，只在南下路程的三分之一。后来，妙法寺交给佛光山管理，原因之一也是基于过去曾建立的因缘，另一方面则是它位在台湾西部海岸线，佛光山当时设立别分院的地点，以山线居多，感到西海岸线也需要前往弘法，因此欣然接受并且调派徒众驻锡。

就这样，几经考量，加上徒众的建议，于是决心在位于台湾铁路、公路和山线、海线的中心点建立一座道场，这就是彰化福山寺的由来了。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建立福山寺？我都笑着说：“为了要吃饭。”这确实是真的。最早建立的别分院，说得好听是为了弘法利生，实际上吃饭也是重要的问题；取名福山寺，则是因为这块土地位在彰化市福山里。

决定要建福山寺了，我想应该要有执照，于是就去向民政局登记“福山寺”。负责的人告知：“你还没有寺院，没有房子，怎么好登记呢？你应该要去找建设局先申请建寺庙啊！”这话听来也没错，于是我就到建设局申请登记去了。没想到，建设局的人却说：“你没有建筑执照怎么建设寺庙呢？”就这样，两边推来推去，来回多次，真叫我们莫衷一是，最后只好拜托建筑师想办法。建筑师也就替我先画了图。

我不明白那时候彰化县政府以什么理由，让我历经十年都无法办理寺庙登记。后来，虽然取得了有建筑执照的房子，民政局依旧不准许我合法登记，并且一再拖延时间。为了弘法，我们无法顾及法令，寺里的法务也只有照做了。一直到十多年后，省政府修改寺庙登记条例，并且发文给各县市，彰化县政府才让我们完成办理登记。

记得登记的那一天，负责承办的人员还要我们参与的徒众、信徒代表唱“三民主义”。佛光山年轻的法师们，每一个人都是以音乐、歌声来入道的，当“三民主义”一唱出，雄壮有力，他大吃一惊，这许多出家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唱水准？自从唱过以后，福山寺各项的设施申请，就一直很顺利了。

经过一段周折，福山寺总算顺利开工。我想，要建设福山寺，光是靠总本山补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佛光山也正在发展中。因此，彰化当地的信徒就自动发心，以资源回收的方式筹募建寺基金，经过十几年慢慢累积筹建，终于完工。所以当竣工落成时，我一度想把它称作“环保寺”或是“资源回收寺”，因为这是佛光人做环保回收而建成的。但福山寺这个名称已经叫出去，大家早已习惯，只有以此为名了。

说来，佛光山在台湾应该受到政府的表扬，为什么？因为在重视环保和资源回收的现代，能够用环保回收来建设寺院，净化人心，这不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吗？

只是福山寺完成启用后，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原来那一块地过去是个垃圾场，上面虽然有土，但地下却是空的，禁不起压力、地震、水灾等。所以初期建好的福山寺，没有多久就开始倾斜，墙壁土地都出现了裂缝。这一次宝贵的经验，也让我了解到探勘地质是建筑前重要的环扣。

不过，福山寺并没有辜负我当初成立的愿心，建筑完成后，果然让南北来往的徒众、信徒，中途都可以停留吃饭。接着，又设立了福山佛学院，甚至佛光山编藏处编辑部也迁移到福山寺，《佛光大辞典》就是当时慈怡法师等人在那里编辑完成的。那段时间，福山寺俨然成为佛光山的文化中心。

然而世间许多事真的难以预料，原本以为建一座福山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谁知一九七八年中山高速公路正式通行后，南北往来只需四个小时，早晨出发到台北吃中饭，中午吃过饭后出发，回到佛光山吃晚饭，时间还绰绰有余，就不需要在中途用餐了。但是，在福山寺的徒众就经常提出要求，你们南来北往怎么都不到福山寺用餐呢？为了安慰徒众，不得已，有一两次也特意下高速公路去看他们一下。

当初为了方便吃饭建寺，现在前往福山寺一趟，上下高速公路来回也需要两小时以上，反而成为麻烦。只能说，世间事就是这个样子，总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缘。

嘉义圆福寺

除了福山寺以外，佛光山在嘉义有一间圆福寺，最初我并没有想要在那里建设寺院。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相反的，我非常欢喜“嘉义”，因为佛经里有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嘉义，意思就是有“仁义”的地方，这是多么美好啊！

尤其，我初到台湾时，第一次讲经的地方就是嘉义；后来“中国佛教会”也经常叫我去那里讲经、主持法会；甚至嘉义的寺院也有人想邀我去担任住持。但是纵然有这许多因缘，我都不曾想过要在嘉义建设道场。

一直到了一九七九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圆福寺积欠了税捐处税金四百余万元，税捐处要拍卖它来偿还债务。当时圆福里的老里长想，一座百年的寺庙就这样没了，实在心有不甘，却又不得办法，心里非常着急。有一天，他在圆福寺旁的一棵大树下打瞌睡，梦中听到有人喊：“大树！大树！”醒来以后，他看看身边的大树，就问大树：“你能卖钱赎回寺院吗？”

这时候，有一位林慈超老菩萨得知这件事，就跟他说：“你梦中的‘大树’，应该是指高雄县大树乡的佛光山，你去找佛光山才会有办法。”

老里长真的特地到佛光山来提出他的诉求，希望我帮圆福寺渡过这个难关。那时候，台币四五百万的价值，就等于现在的四五亿元，一时之间，我到哪里筹措四五百万元来偿还这笔债呢？而且限期只到明天了。

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心想，或许可以先找嘉义税捐处陶处长，请他通融一下，延后拍卖的期限吧。好在佛菩萨保佑，到了税捐处，得知处长是慈惠法师过去在宜兰税捐处的长官，他一听到我们有意接办圆福寺，立刻答应延期。最后佛光山在万般困难下，凑足款项，终于为圆福寺还了这笔债务。

虽然接收了圆福寺，但是等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当时寺里有好几间工厂，必须拿钱请他们搬迁；原本住在寺里的一位老尼师，她在家时的儿女也同住在一起，也要另外给他们一个住处。等到这些事情处理圆满，前后大约也花了数千万元以上。

接着就是画图重建，其中经历的困难，也难去述说。不过，圆福寺重建完成也很好，因为佛光山开山工程进行期间，佛学院的学生不断增加，房舍来不及建设，于是我们就在圆福寺设立分部，取名圆福佛学院。

重建后的圆福寺，佛光山派遣依严法师前往担任住持。华严宝殿的气势雄伟庄严，可以说诸佛菩萨都来帮忙度众。看到信徒人数日益增多，也令人稍感宽慰了。

由于依严喜爱动物，寺里放生池的锦鱼就有一尺长，而饲养的九官鸟也会学人讲话，不少人闻风前来观赏。每次去圆福寺巡视，我都告诫依严：“你要把圆福寺做成道场，可不能把它做成动物园啊！”

后来，一只九官鸟去世，寺里为它立了牌位，在一场三时系念法会中同时超荐。想不到，在佛前的蜡烛火焰，竟然现出这只九官鸟的姿态，惊动了所有与会大众，大家奔相走告，口耳传诵。那时，还有人拍下照片为证，发表在佛光出版社出版的《佛光山灵异录》一书上。

总之，一个道场的兴盛、发展，还是要靠住众的发心服务，在佛菩萨的加被下，一切众生，甚至鸟类也都会前来护持。

台北普门寺

佛光山位在南部高雄，初期建设的时候，大部分的资源可以说都是来自台北。尤其朝山团，每个周末都是几十部车子，浩浩荡荡从台北南下到佛光山朝山，可以说，北部信众的护持，对佛光山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缘。

台北是台湾人文荟萃的黄金地方，佛光山创建不久，我就在台北市罗斯福路、溪州街一带，买了一间国民住宅作为南北联络处。佛光山朝山团的起源，就是从那个联络站开始的。直到一九七八年，因为人数日益增多，才迁移到台北松江路一栋大楼上，定名为“佛光山台北别院”，慈庄、慈容法师先后都担任过住持。

后来，因为停车问题和空间不敷使用，只得另谋发展。在辗转找到民权东路一块土地后，我就发愿要建一座普施方便法门的道场，取名为普门寺。不过，因为经费困难，只得与人合建，为此，佛光山至今对于普门寺那一整栋大楼的产权，都还不能完整取得，甚为可惜。

虽说如此，普门寺作为佛光山在台北弘法的据点，拥有六七层的楼层，许多佛教事业都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这里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最初设址地，也曾开办台北女子佛学院，甚至后来北区各地别分院的成立，如内湖禅净中心、三重禅净中心、永和学舍、新庄择善寺、北海道场、三峡金光明寺，乃至基隆极乐寺等，也可以说都是从普门寺延伸出去的。

过去，台北市的寺院平时都不开门，只有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才开放让信徒到寺院礼佛。我想，后来台湾佛教的发展，慢慢地从过去的山林佛教走向社会佛教，从寺庙的佛教走到家庭的佛教，从关门的佛教到开门的佛教，从僧众的佛教到信众的佛教；这一段过程，一方面可以说是与早期宜兰青年学佛以后，参与了兴学、弘法、布教，甚至发心出家都有因缘关系。

另一方面，在日本学习社会福祉的慈容法师，在学成回来接任台北别院住持后，觉得佛教应该为信徒谋福利，因此开办了生命线、观音线、妇女法座会、友爱服务队等，每个月定期的课程、活动多达六十余种。甚至，每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弘法布教，三十年来连续不断，每年这三天布教就好像过年一样，信徒闻法欢喜、热络不已。加上普门寺举办的佛七修持、供佛斋天、盂兰盆报恩法会等等，真是带动了整个佛教，让佛教的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所以，普门寺名曰“普门”，真的是“普门大开”了。也因为台北别院的关系，台北其他的寺院，从此都一一开启大门接引信众了。说起来，慈容法师对于台北佛教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除了担任佛光会秘书长努力发展佛光会外，也光大了佛光事业；后来台北的信徒想要推举慈容法师担任台北市佛教会理事长，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会有普门寺，当初也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初来台湾时，我经常不得饭吃，因此发愿有一天自己创建道场，一定要“普门大开”，供人吃饭。有了普门寺之后，我立下每天多准备两桌饭菜的规矩，主要是让来访者有饭可吃。一直到今天，普门寺都还维持着这样的传统。

佛光山在台北以普门寺为基础，后来又有了台北道场，本着“以粥代茶”的理念，只要来访的客人，都会以一碗平安粥代替一杯茶供养。台北道场的弘法功能更为扩大，许多事业一一展开，如报纸、百万人兴学、电视台、美术馆、社区大学以及各种社教活动等，在道场启用之后，一直弦歌不断。佛教的弘法如此热络，让我颇感欣慰。期勉僧信二众要更加努力服务大众！

宜兰雷音寺

佛光山的别分院中，东北部的宜兰雷音寺和南部的高雄寿山寺，是我最早期在南部及北部弘法的道场据点，对我一生的弘法事业至关重要。

雷音寺，原名为宜兰念佛会，早期是隶属台湾斋教龙华派的一间小庙。平时，只有一位妙专老尼师住在那里，没有其他的出家人驻锡弘法，不过偶尔也让行脚游方的僧人暂时挂单。一九五三年，我应兰阳士绅李决和、张辉水、林松年、林长青等居士的邀请到雷音寺讲经，而开始与宜兰结缘。后来因为宜兰信徒们求法的虔诚，让我决定留在当地弘法。

雷音寺因应弘法的需求及台风的侵袭破坏，几次拆除重建，至今已成为一座十七层大楼的道场，并且更名为兰阳别院，是宜兰地区最高的建筑物。目前，由于经常举办各种文教活动，聚众频繁，例如每逢佛七、法会，都有数千人参加，同时也提供社会各界作为集会、办活动的场地。所以，与六十年前比起来，兰阳别院现在的规模是很相当的。可以说，它的弘法功能，从早期到现在一以贯之，法务相当兴隆。

犹记得我初到宜兰的头一二年间，陆续成立青年歌咏队、学生会、儿童班、补习班，到电台广播、学校讲演等，带动民众学佛风气，光是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就有数万人与会。当时宜兰市的行政单位有四十八个里，每一里都有一班宜兰念佛会的学员，我将他们分别取名为光明班、清净班、菩提班、慈悲班等，共四十八个班。那时候，信众们闻法相当热切，且积极参与各种弘法活动，在道心不断增长之下，后来甚至还因为虔诚打佛七，感应雷音寺的佛像开眼，成为整个宜兰地区津津乐道的盛事。

一九五年代的台湾，还没有电视机，吸引一般民众注意的活动并不多见。每次我带着青年到乡村弘法布教，透过幻灯机、录音机弘法讲座，再配上他们美妙的歌声，每每都受到乡民们的热烈欢迎，也度了不少青年加入弘法利生的行列。

我在佛光山建立僧团后，早期跟随我到世界弘法的年轻人中，大部分都出自于宜兰。例如宜兰有名的三剑客：慈庄（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慈惠（毕业于日本大谷大学）、慈容（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以及慈嘉（毕业于日本佛教大学）、依空（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萧碧霞师姑（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还有男众心平、慧龙、慧传等多人，他们都是优秀的佛教人才。

四十几年前，他们刚留学回来后，有的提起一个小布袋，就走遍世界成立道场；有的为佛光跑天下，穿梭各大城市成立佛光会，大家真的是跟着我上山下海，南征北讨，到全球各地播撒佛教的种子。后来，各地的佛教青年纷纷向这许多人看齐，投入僧团，参与佛教事业，为社会大众服务。像近二十年来出家的青年，大部分都是留学欧洲、美洲、大陆，并且留在当地，投入弘法行列。

现在听来，似乎都是理所当然而平常的事情，但是，在当初佛教受到排挤，普遍学佛风气相当低迷的时代，这数十年来，社会大众对佛教、出家人观感的改变，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高雄寿山寺

宜兰雷音寺，是我在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开始前往弘法的道场；一直到了一九六三年，我才在高雄着手兴建寿山寺，在这十年之间，因为我与高雄佛教堂有一些弘法因缘，因此南北往来结缘。

之所以兴建寿山寺，是由于高雄佛教堂的信众之间起了纷争。当时有一批人离开高雄佛教堂，另觅靠近寿山公园的一块地兴建了寿山寺，并且要我前去住持。起初，我并不想驻锡道场，因为我的理念只想弘法，从事文教事业，为此，我还捐了二万元给他们作购地基金，成为发起建寺者之一。

想不到寿山寺建起来后，信徒口口声声都说这是为我而建，非得要我前去不可。但我实在不愿意主管寺院，就像我在宜兰弘法至今近六十年，没有担任过宜兰雷音寺住持一样，后来是不得已才做了宜兰念佛会的会长。

为了不拂逆信徒的好意，我请了美浓朝元寺慧定、善定法师前去寿山寺担任当家。他们两位是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时的学生，后来前往日本留学；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寺庙，经常要忙碌，无暇兼顾，也就很少到寿山寺来。我自己也由于来来去去，感到交通相当不便，而很少南下高雄，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要筹办佛教学院了，才真正为寿山寺展开佛教的弘扬。

寿山寺虽然是初成立的一间小庙，但是因为办有佛学院，就有因缘承担一九七五年在台湾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贵宾参访高雄的接待工作。当时，本省人、外省人还是有所差距，“中国佛教会”的权力集中，但是，现在临到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僧，他们就叫我负责接待。

我是不主张送往迎来的，但到了这个时候，要怎么接待呢？想到这是一件大事，一定会引起社会的轰动，尤其人到了高雄火车站，必定要造成盛况。因此，我有了“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其时，正值十月十日，政府为了庆祝“双十节”，街上到处贴有红色标语，刚好给了我一个灵感。

于是，我前去市政府拜访市长，说：“‘双十节’过去了，现在世界华僧到高雄来，可不可以把牌楼借给我，我找人油漆，写上‘欢迎世界华僧到高雄’，不用花政府的钱，还替高雄做个面子。”市长听到不用花钱，马上回答：“可以，可以。”之后，我只花了二千块钱，找油漆匠把字改一改，就成了欢迎华僧大会的招牌了。

另外，我用油印的方式在宣传单上提供了几个欢迎的办法：

一、每个寺庙派五十个人到火车站列队迎接；

二、每人手上拿一支小教旗；

三、每间寺院在红色旗帜上写下自己寺院的宝号；

四、当天信众穿什么衣服，可以自行决定。

我一家一家地拜访寺庙，最初大家都冷冷淡淡的，不大愿意响应。不得办法，我只有听天由命。哪里知道活动当天，来了数万人，全部集中在高雄火车站前；各处的乐队，也都想各自表现一番。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声势之浩大，可谓盛况空前。世界华僧抵达高雄，看到这么大的欢迎标志、这么多的欢迎队伍、这么拥挤的人潮，一个个受宠若惊。我实不知竟然会如此轰动。

世界华僧们从高雄火车站绕行到凤山市，之后再回到高雄，走了几个钟点，除了各寺院热烈欢迎以外，民众夹道争相目睹，场面热闹不已，大家走得也很高兴。可是，当队伍走回高雄市区时，不敢走到中间的大马路上，只是顺着路旁的人行道走。眼看庞大的队伍实在不能这样挤在人行道上，我便自告奋勇高喊一声：“跟我走！”

我随即拿起教旗在前头阔步领队，把大家引导到马路中间行走，只见一路上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整个队伍如入无人之地，浩浩荡荡地通过街衢大道，震动了整个高雄市。最后就留下了华僧们搭着红祖衣，我穿着长衫领队，走在大马路前面的历史画面。

接待世界华僧以后，寿山寺在大高雄一举成名，大家有了信心。第二年，我举办佛诞节花车游行，几百部的车子共同参与，写下“高雄有花车游行，台北有‘双十’游行”的创举。尤其南部的佛诞花车游行是属于民间的活动，这种场面要再重现，恐怕是不容易了。

现在回想起来，宜兰念佛会助长了寿山寺的发展，寿山寺的发展助长了佛光山的开山建寺，用一句流传的话说，宜兰真是“福如东海”，寿山真是“寿比南山”，在我看，因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所以现在才能够“佛光普照，法水长流”了。

因为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因缘，接着，大高雄左近的别分院，如普贤寺、南屏别院、旗山禅净中心、凤山讲堂、小港讲堂、右昌宝华寺、冈山禅净中心、屏东讲堂等等，也都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成立，俨然已成为当地的文教活动场所及民众重要的心灵加油站。

过去的佛教，总是提倡念佛、拜佛，未来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但我倒觉得，不一定要将来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现在当下就可以往生到佛光山来。因此，我在建设佛光山时，心中就有一个理想：以一个人的人生为蓝图，希望把佛光山建设成一个“人间佛国”。

甚至我又想到，过去想要礼拜代表“悲、智、愿、行”大乘佛教精神的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这四大菩萨，都要分别前往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嵋山等地。因此，我就把中国四大名山综合起来，建在佛光山里，让佛光山成为一个实践菩萨道的大乘佛国净土。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这块荒瘠的麻竹园土地上建立佛光山？你凭着什么理念开创佛光山？”事实上，在筹建开山的时候，我就常常告诉来山的信众，我是本着四个理念而建：一是以退为进；二是以众为我；三是以无为有；四是以空为乐。这也可以说是佛光山的人生观了。

甚至于兴建完成后，我更立下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其中，共修，不单只是指法会的修持，凡集会、法会、讲座、组织等等，都是共修的内容。唯有大家常常以法聚会，身心才会慢慢得到净化。就好像基督教讲洗礼一样，把污秽罪业洗净，可以去除无明烦恼，心灵可以扩大升华。所以，“共修”就是净化身心的意思。

我的信念是，佛光人在为信徒服务时，要抱持着“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信徒”的精神。所谓“光荣归于佛陀”，指的是虽然佛光山大众人多共事，但个人不可争功、不可执着，一切重要的人事，要依民主方式选举，将有能者推举出来后，不论年龄、地位，全山大众都要护持。

在佛光山做事，凡事都要随喜随众，没有个人，所有一切的光荣都是集体创作、仗佛光明而得。因此，光荣是佛陀的、是佛教的，不是个人的，在佛光山的僧信四众弟子只是为佛陀效劳，所谓“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把自己奉献给三宝，只为佛教，没有自己。

“成就归于大众”指的是，佛光山创办的许多社会事业，如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电台、报纸、杂志社、出版社、书局等，乃至提供大众修行的禅堂、念佛堂、抄经堂，文教之用的美术馆、教室、图书室、会议室等，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能做到的，一切的成就都是十方大众共成的。

再者，所谓“利益归于常住”，在佛光山一切都依佛陀建立“六和僧团”的理念而行事。“六和”是指和乐的相处（身和同住）、语言的亲切（口和无诤）、心意的开展（意和同悦）、法制的平等（戒和同遵）、思想的统一（见和同解）、经济的均衡（利和同均）。以时代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佛光山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的僧团，可见佛陀当初“六和主义”的思想，比世界上的一切主义还要早、还要进步。所以在佛光山服务，虽没有发财的人，但也没有人为生活忧心，无论衣、食、住、行、生病、旅行等，一切都由常住照顾，真是无忧无虑的佛国乐土。

而“功德归于信徒”，信徒在这里发心、修持、奉献，一切的缘分、功德都应该属于他们所有。记得台湾大学副校长汤明哲教授曾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在家人每个月拿薪水，每周休二日，还是觉得不够，而佛光山的出家众，既没有拿薪水、又没有放假，大家不停地做事，即使到了晚上，也还在做，这究竟是什么力量？”我回答他：“在家人‘拥有’，有，当然越多越好；出家人‘以无为有’，人到无求品自高。”

未完待续……

（注：《百年佛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不得复制、转载。栏目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