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水牛作为一个具有江南水乡农耕象征意义的时代符号，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透过抢救性保护的过程，既可以回望至上海农村畜牧业从兴起到发展曾有过的“高光”时期，也能感受到一座超大型城市在城镇化演进和变迁中的遗失与无奈。
从“高光”时期到濒临消失
追溯上海农耕文明史，可考证至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而5000多年前的畜牧业生产也就此留下足迹。关于上海水牛，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已有相当数量水牛的骨骸遗存。
据史料载，上海水牛早先分布于黄浦江两岸，在沿江、沿海一带，水源充足，牧草资源丰富，为其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如今查证来看，具体有在宝山罗店一带的田子湾牛，七宝、虹桥、南翔一带的江桥牛，崇明的崇明水牛，浦东、闵行、奉贤、松江、青浦等区域的圆筒水牛，还有苏州河两岸的水牛等。它们算得上是“血脉相通”，也都统称为上海水牛。
上海水牛是国内公认的著名良种水牛之一。《中国牛品种志》提到，上海水牛具备中国水牛品种的特征及优点：体粗壮、耐粗饲、放牧性能好、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
历史上，上海市郊农业生产发达，上海水牛适应性强、役用性能好，生产潜力大，一直是这里主要“劳动生产力”。上海水牛1岁半，就可进行调教使役，一般2~3天就能学会耕地；成年牛一般每天可使役8小时，可耕水田4~6亩、旱地6~8亩，最高可耕10亩，犁地深度14~20厘米；饲养水平较好时，水牛20余岁时仍有耕地能力。
据上海市畜牧业统计年鉴（1949-2013年）显示，1949年初解放时，上海地区的水牛存栏约为3.5万头，到1970年时达到4.53万头的高峰值。但此后，上海水牛的总量逐年快速下降，直至濒临消失。耕作时代更迭，由于水牛不再参与农耕作业，养殖环境缺失，养殖户也不再重视选种配种，就导致种质性状退化，上海水牛作为独立基因库也由此受到威胁，种源优势特性下降迅速。
抢救性保护“一波三折”
据《上海水牛的保种冻精技术》文章所述，2006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时，有媒体称上海水牛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在2012年版的《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中未予收录。2016年11月农业部印发的《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中亦称上海水牛已绝种。
一个地方品种就是一个独特的基因库。2019年，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处在调研中了解到，沪郊还有少量上海水牛饲养，便组织摸底排查。市农业农村委相关同志陪同国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和国家畜禽资源委员会、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的领导、专家在一次前往崇明考察时，在崇明岛、横沙岛遇见少量上海水牛。
中国农业大学畜禽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也几次来到上海，对现有的水牛样本作血样采集，再与其他品种的作遗传聚类分析，发现除了崇明之外，来自松江、奉贤、嘉定、青浦等区域的水牛，遗传背景来源全部一致，也就是认定其遗传背景和来源没有其他品种的基因杂交流入。由此，“上海早就没有水牛了”这一“盖棺定论”了多年的说法被推翻。
多方努力之下，2021年1月，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上，将上海水牛终被列入“地方水牛”品种，关于上海水牛保护性认定的说法终于尘埃落定。
2021年12月，在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种业管理处的指导下，由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的《上海水牛种质特性和保护体系研究》，作为2022年度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科技兴农项目，予以立项；今年6月，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提出建设上海水牛保种场项目，一座上海水牛保种场拟落户在崇明现代农业园区内。这意味着，市、区两级合力推动的上海水牛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上海水牛抢救性保护历经“一波三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及农业农村部给予了持续高度关注，市农业农村委也立即启动调研计划，两年多来，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处着手组织专项调研。2019至2021年间，由市特种养殖业行业协会接受种业管理处委托，由会长带队组织协调各涉农区的基层单位、业内资深专家和市级畜牧部门退休老领导等组成专项调研组，对上海水牛养殖情况开展调研。从线索确认、调查走访到全面排摸，拿到了填补历史空白的“一手材料”。 因信息不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个中阻力等带来的困难与不便，曾让调研过程进展异常艰难。
目前，关于“上海水牛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内容已被写入《上海市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为上海水牛建立保种场，也成为“十四五”期间重点实施的工程之一。将上海水牛纳入到全市推动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工作，这是上海为国家“种业振兴”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