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渐已远逝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时光，为我们凝聚起了一个斑斓驳杂的精神空间。当我们从中搜寻曾有的那些并不遥远的阅读记忆时，定然会平添诸多的感慨，仿佛它们伸手可握却难以名状。的确，我们无法断言这是一个文学收获的辉煌年代，但它又实在是一个极富包容性且姿态各异的文学十年。文学创作在社会文化转型而变化急剧的严峻世态中艰难奋争，尽管它的感召力和亲和力日趋式微，但其守护神圣的心性与渴求却深切可昭。
有一些耀眼的名字，曾经闪现在《上海文学》的璀璨星空中；有一些精辟的语词，早已融入了《上海文学》的经典篇什里。她与广大读者风雨相伴，共享了人生路上的艰辛与欢乐，成为他们寄寓梦想与诉求的精神家园。
1996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它以较为深刻的现实观察力与人性剖析深度，把握了新的社会格局中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矛盾，凸显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与希冀，因而名重一时。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小说连同其他一些新进作家直面改革现实的作品一起，表现了他们在当下时代中的良知与激情、痛苦与困惑，被评论界命名为九十年代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一度引发了在文学观念层面上褒贬不一的争论。同一时候，《上海文学》还提出过“文化关怀小说”的概念，发表了与此相关的刘继明等部分作家的一些作品，如《前往黄村》《蓝庙》等，但在文学界的影响显然不及前者。至此，《上海文学》的编者通过各种媒体和不同方式郑重提出了努力营造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的文学课题，也为自己杂志固有的稳健凝重的文学追求确立了新的标志性话语。
尽管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九十年代的文坛却依然有一股沉潜坚韧的力量，支持着文学的发展。当然，多元兼容的良性文化格局的生成，也同时使之成为一个众声喧哗、旗帜飞扬的年代。由于文学杂志自身的生存危机及市场压力，各地刊物竞相策划和张扬自己的文学主张，以独树一帜，引人关注。1995年，《上海文学》就曾与《佛山文艺》联手筹划举办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及其评奖活动。倡导“新市民小说”，其初衷在于积极回应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的社会变化，让文学吸引更多的读者，并且与《上海文学》同时开展的关于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理论探讨相衔接。但实践表明，这是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由于缺乏充分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所发表的大部分作品过多观念演绎，内容流于肤浅，艺术表现较为粗糙，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
九十年代后期，《上海文学》面临急剧变化着的改革现实，在对现实与历史的严肃反思中勉力前行，继续着自己的苦心探寻。《上海文学》的编者意志思考着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叙事危机？如何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与读者、与民间的交互关系？如何从审美上把握改革开放以后的“乡土中国”与“城市化的中国”？（见《上海文学》1996年12月号）可以说，在整个九十年代中，《上海文学》从文学主张到理论探讨诸多层面上都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当代文学的表现能力与创作经验。如何深刻体认和表现现实中国的真实状况，如何倡导凸现着作家艺术良心和人文责任的文学，成为《上海文学》多年来默默执守的一种文学信念和抱负。直到九十年代末，在《上海文学》从栏目到版式进行调整重构的同事，其编者明确宣示：将叙述一个真实的中国，拓展严肃的文化空间，作为杂志自身不变的追求与承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上海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一脉相承的现实关切与人文关怀相融合的文化意图。
五、
《上海文学》理论评论版面的开拓性与海派特色素为文学界内外所称道。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学》高擎思想解放的旗帜，廓清理论迷雾，拓展批评空间，重塑海派批评群体，为推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九十年代以来，《上海文学》在积极回应和探讨富有创造活力的文学现象的同时，更注重追寻和把握由于当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嬗变，大大开阔了自己文学思考的理论视野，并且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
1993年6月，《上海文学》“批评家俱乐部”栏目发表了由王晓明主持的一批青年学人的专题讨论实录《旷野上的废墟》，文章首度提出了“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找寻”的话题。此后开展的相关讨论，由于涉及到文学与当下文化的批判及重建的关系，进而深化为当代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命运、价值规范与人文责任等一系列带有紧迫性的文化问题，因而成为文学界、知识界及社会持久关注的热点。事实上，正是由于这场超越文学视野的激烈讨论，才促使人们深入地反思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潜在的困惑、危机与冲突，重新意识到当代文化完善自我的价值规范与精神尺度的迫切性、重要性。此后，《上海文学》的编者能够率先启悟并提出关怀现实生存、营造精神家园的文学理念，恐怕与之不无内在联系。
与此同时，《上海文学》接连发表了陈思和的《民间的温馨》（1993年10月号）、《民间的浮沉》（1994年1月号）、《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1995年10月号）三篇重要文章，以及其他学者、评论家的相关论述。正是《上海文学》再度领风气之先，从一个侧面启动了九十年代文学界乃至理论界又一轮重要的学术讨论和学术争鸣。民间社会、民间文化、民间话语概念框架的导入与确认，的确为理论界重新梳理和阐释文学与文化传统及其内在的价值，开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现实话语空间，开辟了一条新的思想路径。从九十年代中期这场激烈交锋的文化讨论中，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意味深长的变化与差异，以及某种面临多元化所产生的思想分歧与困惑。它们如此真实而复杂地构成了一幅当下中国风雨洗炼、气象繁复的思想版图。
1995年至1996年，《上海文学》特辟版面陆续刊载了一组关于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研究文章。作为有关民间社会及其文化问题探讨的延续和拓展，这场专题讨论更注重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学术思考角度入手，在学理层面上作出扎实细致的论述。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争鸣性讨论常有的浮躁风气，并且为当时文坛与之相关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历史参照和理论背景。尽管理论与创作两者的隔膜和偏差难以消弭，但这场讨论仍是富有学术成果的。其间发表的文章后由上海三联书店列入“新市民文丛”，以《几度风雨海上花》为名结集出版。
六、
九十年代后期，《上海文学》因应时势，开始明显地关注起都市社会生活的变化，其中包括推出了一部分“新市民小说”、“都市女性小说”及“都市歌谣”，尽管褒贬不一，却也可认为是文坛较早的尝试性实践；而理论版面有意识地介入大众文化现象的批判与研究，也多少转换了自己惯有的严肃文学姿态。
1999年4月号、5月号的《上海文学》推出了一组由上海一批青年学人参与讨论的，以“当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为总题的批评文章。这次讨论连同此后发表的其他文章，将关于市民社会与大众文化的研究落实为当下现实的具体的形态分析，进一步显现了知识分子文化批评的介入性和批判性立场，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2000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为名结集出版。在2000年4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又刊登了一组由北大学者戴锦华主持的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市场的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分析精当，反响不俗。此外，2000年《上海文学》还新辟“在地叙事”栏目，专门发表一些社会学家的个案研究文章（如谭深的《打工妹的内部话题》，陈昕、黄平的《华北农村地区消费情况调查》等），以从中提示当代文化的流变过程。这表明，当今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如何不懈地揭示文化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与焦虑，如何忠实地执守介入现实生活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已经形成相应的精神共识，并正在付诸实践。
从1999年开始，《上海文学》杂志从栏目到版式进行了逐步的调整，明确提出了杂志栏目和“大文学化”的办刊思路，力求以推陈出新的特色栏目、风格精致的高雅版式和独具个性的文化格调，来赢得读者的青睐。两年间，新辟了“思想笔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城市地图”等众多栏目。其中，“思想笔记”栏目张扬刊物人文个性，拓展理论写作文体，刊发了大量思想犀利、颇富启示性的随笔性文章，为文学界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思想资源。而开辟“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栏目的意图是希望从民间历史与日常生活的角度，专题化、多侧面地深入检视和剖示中国现当代所走过的文化道路。当下的文化批评不但需要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更应当积极清理、累计和评价富有启示性的历史经验与生活资源。在对民间化历史现象的回瞻、描述和评说中，确有可能呈现出一种潜行而清晰的当代文化发展的变化轨迹。这些栏目的开设，无疑拓展了文学杂志乃至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可能空间，使其更具兼容性和亲和力。从文体实践的角度而言，至少它也可能是一种有意思的探索，尽管目前的文体形态仍然相当粗糙而不完善。
解读《上海文学》那些年的历程，正如同直面当代文学在九十年代艰苦跋涉的命定境遇。身处文学视界前沿地带的文学杂志，虽然一直面临市场的重重压力，却也在经济窘迫的生存困境中苦苦寻求着自我的创新与突破。因而，从这十年文学杂志备受磨砺的生存历程中，我们不难探寻并见证出思潮涌动、精神多元的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纷繁变化。更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失却为文学读者苦心营造寄寓人生梦想与诉求的精神家园这样一份热忱的人文理想。同时，这样一份峻急的关怀无疑也是一种生存的拯救与自赎。
人们将从中体会诗意，理解深邃，也感受悲情，分享艰难。人们也终将明白，对一种人文信念的守护与恪守，乃是文学根本的力量所在。
作者简介
杨斌华，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编审。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上海作家》主编。著有评论集《文学：理解与还原》《旋入灵魂的磁场》《家园与异乡》等，主编或策划编选《守望灵魂》《守护民间》《上海味道》《思想的盛宴——城市文学讲坛讲演录》《几度风雨海上花》等近二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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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杨斌华
执编：郭 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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