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桂松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茅盾
（1896—1981）
新史料拓展了对茅盾贡献研究的维度
在茅盾研究中，这些年，我个人有个体会：茅盾是一代文学巨匠，贡献是多方面的，数十年的茅盾研究，林林总总的研究著作数以百计，所以如果没有史料新发现，茅盾研究很难深入和出彩；如果停留在一般的研究上，人云亦云，恐怕很快就会缺乏研究热情。我退休以后，能够依然保持茅盾研究的热情，除了对茅盾的景仰之外，还因为我在研究中不断发现关于茅盾的新史料，从而产生新的研究的想法和动力。新史料能够拓展对茅盾多方面贡献研究的维度。
比如，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国旗、国徽和国歌，过去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是哪些人在为这些新中国的国家标志默默工作。直到我读到“国旗国徽国歌”档案，才知道茅盾曾经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茅盾是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副组长，这个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开始时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后来发现担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根本没有时间，于是组织上就定了沈雁冰为副组长，可见沈雁冰责任之重大。
马叙伦、沈雁冰关于召开原政协筹备会
第六小组全体会议的通知
（1949年10月31日）
因此，茅盾在一九四九年后的贡献，在参与组建文艺工作者组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成立文联等文艺界组织的工作外，因这些“国旗国徽国歌”档案史料的发现，又增加了参与组织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征集审查的贡献。这也是茅盾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再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期茅盾推动苏州地区中共党组织工作的史料。过去我在研究沈泽民的时候，知道沈泽民专门去苏州进行过讲演，茅盾当时在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从事秘密领导工作，苏州党组织的工作应该也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茅盾与柳亚子友谊深厚，国共合作时，吴江县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茅盾也是被邀请的嘉宾，但是茅盾有没有去过苏州，有没有指导过苏州中共党组织的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没有讲，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没有专门提到。我在读他在广州编的《政治周报》时，发现他在文章中提到去过苏州、杭州。后来，我在苏州党史资料中发现，苏州的那些革命同志，大部分都是茅盾在上海共事的同志。本书（《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与晚年》，商务印书馆2026年）中收录了一篇介绍茅盾与苏州的文章《沈雁冰与苏州早期中共地下党》，文章不长，却拓宽了茅盾革命秘密活动的半径，增加了茅盾革命贡献的厚度。
再比如，一九一九年茅盾、沈泽民等在乌镇组织新乡人社，出版《新乡人》杂志的史料。这个史料比以前我们所知道的新乡人社情况更加清楚真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有个茅盾研究小组，专门访问一些当事人对新乡人社的回忆，四十多年后回忆难免有些偏差，比如有人说，油印了《新乡人》杂志，其实不是油印，而是铅印。所以我在《扫出一条路来，让后来的人走——〈新乡人〉史料的新发现》这篇文章中，披露了当年有关新乡人社的报道，把新乡人社的人数、宗旨等详细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年“新乡人社”的活动、人员思想，比我们想象得还要进步，还要激进。我觉得，这个史料的发现，把浙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衔接时间明确了，为浙江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新史料增加了茅盾文学的创作厚度
茅盾的文学创作时间之长、作品之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是佼佼者。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位中，鲁迅一生的时间不长，只有五十五岁。郭沫若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数量可能没有茅盾多，他的历史剧本、新诗和考古方面的贡献突出。茅盾有一千七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所以我们研究茅盾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茅盾在创作方面的新史料，尤其重要。
让我兴奋的是茅盾创作电影剧本史料的发现，这应该是填补了茅盾研究的部分空白。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茅盾曾经写过电影剧本，后来没有成功，撕掉了电影剧本等，但都是传闻，语焉不详，具体是哪一年创作的，写完以后怎么样，等等，都没有具体的史料支持。茅盾儿子韦韬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讲到茅公去收集材料，准备写电影剧本，但他也是凭记忆写这件事的。香港一位朋友发现了蔡楚生收藏的茅盾的信，解决了研究界一直模糊不清的、茅盾创作电影剧本的问题。现在这些史料把茅盾创作电影剧本的传闻具体化了。所以，香港这位朋友把这些信传给我时，我的激动和兴奋是难以言表的。这些史料的发现拓宽了茅盾的创作题材和体裁，增加了茅盾创作的厚度。茅盾的一生，创作小说、散文，写过文艺评论、杂文、话剧、诗歌等，现在可以加上创作过电影剧本，只是没有成功。所以茅盾创作电影剧本史料的新发现，是我这几年茅盾研究中最兴奋的一件事。
1951年5月24日茅盾致蔡楚生信
再比如对茅盾《西江月·故乡新貌》两首词的发掘。当事人李渭钫老师把他保存的所有史料给我发过来，我看到这些材料，其中还有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往事，这些材料十分珍贵。所以我写了《茅盾佚信与〈西江月·故乡新貌〉的创作和修改》这篇文章，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当年茅盾写这两首《西江月》词的过程。其实，茅盾为故乡写的这两首《西江月》，在茅盾的一生创作中可能只是一个小浪花，但是在茅盾与故乡的关系上，却是值得一写的。因为茅盾从初次创作到后来的修改，反映了他晚年思想与时俱进的变化。而且，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也发现了茅盾的一篇佚文，为以后《茅盾全集》的修订增加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茅盾写给王解冲、李渭钫的两幅《西江月》
新史料再现了茅盾创作的活态环境
茅盾《宿莽》小说集国民党审查本的发现，为揭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审查进步作品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这本书是浙江图书馆一位朋友发现后告诉我的。我看了以后，又查了当时国民党审查的一些文件档案，发现当时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迫害是十分残酷的，他们在手法上内紧外松，在审查过程中非常仔细。审查官在审查过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茅盾当时是畅销书作家，如果作品被审查以后禁止销售，不仅影响新文学的传播发展，而且影响茅盾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影响出版社的效益。所以当时出版界也非常紧张，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争取放宽处理。而这一本审查官审查过的《宿莽》，大概是茅盾所有被审查的书中唯一存世的一本，非常珍贵。通过这部被审查过的小说实物，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当时真实的创作活态环境。
再比如对茅盾《列那与吉地》小说所署的写作时间“一九四一 桂林”的纠正，也是我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因为六十多年来，没有人怀疑茅盾署的这个写作时间，虽然只是“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的区别，但实际上相差一年。因为茅盾自己写上去的，出版社无数次的出版，也没有看出问题。我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十分惊讶，以为是我自己编的书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小说是茅盾一九四二年在桂林创作的，这是茅盾研究中的基本常识。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查了一堆书，才发现是当年茅盾随手写的错误。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多年，现在我来纠正，作为业余研究者，觉得很开心，相信茅盾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同意我的发现的。
重新审视过去的史料，发现茅盾的一九二七年是一个细思极恐的年份。一九二六年底，茅盾偕夫人孔德沚离开上海到武汉军校工作，他原来工作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停止运转。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被重新安排，从桐乡调到上海的郑明德被茅盾叫到武汉，在茅盾主笔的《汉口民国日报》工作。郑明德夫人梁闺放被安排到国共合作的闸北区第一区党部担任妇女部部长。茅盾母亲独自带着孙女、孙子住在上海景云里，她看到梁闺放一个人在上海，就让梁闺放住在自己家里，给自己“做做伴”。交通局的文件档案需要有人管理，所以闸北区党部组织部部长顾治本专门到景云里茅盾家里，通知梁闺放，请她去福安里管理中共的秘密文件和档案。后来，武汉形势发生变化，茅盾就让郑明德离开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驻沪记者，这样郑明德可以在上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但是，郑明德回到上海后没几天，因为叛徒出卖，就和梁闺放一起被捕了。曾经去过茅盾家里的顾治本和另一位党员曹元标也一起被捕。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讲出沈雁冰家的真实地址。因此，上海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一直以为梁闺放夫妇住的地方就是沈雁冰家。清党委员会在上海报纸上刊登清党“成绩”时，称在沈雁冰家里搜查出大量共产党文件等。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茅盾秘密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通缉令在身，茅盾只好隐居在家里写小说《幻灭》，同年九月《幻灭》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九月十二日，顾治本、曹元标被国民党杀害。郑明德、梁闺放夫妇被判死刑，继续关在狱中，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春，被郑明德的老师刘大白保释出狱。所以，茅盾当年的生活环境，一片白色恐怖。如果知道茅盾住处的同志叛变了，或者供出茅盾家的真实地址，那么，茅盾的人生将会被改写。
新史料再现了茅盾与同时代作家的友谊
茅盾与同时代人的友谊，我在三十多年前已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人间茅盾——茅盾和他的同时代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与晚年》中关于茅盾与同时代作家的友谊故事，是新史料的发现。
《人间茅盾——茅盾和
他的同时代人》
钟桂松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二〇二五年，广东省文坛前辈郁茹老师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郁茹，原名钱玉如，杭州人，与茅盾的女儿同岁。她是茅盾抗战时期扶持成长的最后一位作家。而且有意思的是，“郁茹”这个笔名，与茅盾的笔名取名过程十分相似。“茅盾”是叶圣陶在编辑沈雁冰作品的过程中为他取的笔名，而“郁茹”也是茅盾在编辑她的小说时给取的笔名。“茅盾”成为沈雁冰一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笔名，“郁茹”也是钱玉如一生中使用最多的笔名。
茅盾与叶圣陶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叶圣陶的日记中，从来不称沈雁冰为茅盾，而是一直称“雁冰”，或者“雁冰兄”。这个现象，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为什么叶圣陶先生有这个习惯。可见他们在长长的一生中的友谊非同一般。
茅盾的另一位商务印书馆同志柳溥庆先生的介绍，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茅盾的回忆录。茅盾说他有文化，而且积极入党。所以八十年代我就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对他的详细情况一直不知道，很少有资料介绍。直到十多年前，我在搜集张琴秋、沈泽民的材料时，才和柳先生的女儿柳伦老师联系上。她非常热情，给我介绍了她父亲柳先生的不少材料，包括照片，现在大家看到的张琴秋、沈泽民在莫斯科的珍贵照片，就是柳伦老师提供给我的。后来我在其他书中使用，她又无偿地授权给我。柳伦老师告诉我，她父母的婚姻，就是张琴秋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做的媒。后来我了解了柳溥庆先生的情况，才知道柳溥庆先生是后来加入中共的，他还是人民币印刷专家。
至于为茅盾五十岁祝寿的史料，过去有人写过文章，现在因为互联网发展了，我又搜集到了过去没有见过的文章，所以专门写了《“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五十岁重庆祝寿始末》一文。关于茅盾的五十岁寿辰，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十分有趣，有的称茅盾五十岁为“茅盾半百”；此外，我还在叶圣陶的日记里看到为茅盾五十岁祝寿的图书广告，是叶圣陶的创意。这些史料，过去的研究文章中没有提到过，也算是有趣的新发现。我还觉得，茅盾五十岁祝寿活动是他的高光时刻，但这一次茅盾祝寿之后，发生了两件事，让茅盾夫妇痛彻心扉。一是茅盾的女儿沈霞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突然去世；二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茅盾在西安中国银行工作的堂叔沈薰南在陕西省柞水县境内飞机失事牺牲。两件事，茅盾都刻骨铭心，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与创作。
1945年6月23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
《纪念茅盾先生五十岁——特价发售他的著作三天》
以上这些文章都收录在这部《流淌的岁月：茅盾的早期与晚年》中。这本书讲述茅盾从乌镇观前街十七号到天安门城楼，从上海景云里到北京后圆恩寺十三号的流淌的岁月，也讲述茅盾早期风云、一生追求等点点滴滴的人生故事。
《流淌的岁月：
茅盾的早期与晚年》
钟桂松 著
商务印书馆202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