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传播历史看，新闻不只一种。若据传播物质条件和方式构成来分，有人际交流的新闻和媒体机构的新闻。前者伴随着语言而诞生，后者是基于印刷技术，适应着现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新的经验和知识形式。人际之间流传的新闻，属于“奇闻异事”，意在“新人耳目”；现代新闻机构的新闻，重在“事实之新”，是“新近发生”且经过选择报道的事实。借助于印刷复制的影响，机构新闻一直居于主导之位。数字时代的媒介融合，使这些不同维度的媒介及其传播活动，在同一个软硬件技术平台上整合复现，不同新闻竞合杂糅，呈现出与过去截然有别的新传播生态。据此本文认为，要跳出以一个印刷新闻评判现有新闻境况的误区，关注新闻的历史流变和现状，以能更好切入并把握数字时代新闻的变化及其问题。
六个居无常业的流落文人，被拢集一起筹办一份报纸，起名《明日报》。“为什么叫做《明日报》呢？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传统报纸都是在讲述昨天晚上的消息”，“总是在讲人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报纸的销量越来越少”。《明日报》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深度报道，外加调查，以及出乎意料的预测，来谈论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下午四点有一颗炸弹爆炸，自爆炸开始到报纸付印之前，《明日报》“要挖出那么一个人”，他要针对可能的某一肇事者说些不为人知，甚至连警方都不曾知晓的事情。不仅如此，报纸“还要描绘出在未来几个星期里，这次爆炸可能引发的事件……”。这是翁贝托·埃科（2025）的小说《试刊号》所讲的故事。这听上去很荒唐，不是吗？问题是，这一份虚张声势自始至终就没有打算出版的“试刊号”，虽然荒唐，但其那些煞有介事的编前会、反复推敲选题和对拟刊载内容的精心策划，与“今日报”或“昨日报”的实际操作规程并无二致，好似“明日”是昨天的绵延，今天的继续，显得步步有迹可按。不消多说，作为符号学家的埃科，是将报纸当作一个有待分析的“符号”；他要揭示其表意系统的内在编码规则，以解其中味——是报纸的也是社会的。如此说来，埃科的小说也不外乎是一个符号，是经过他本人编码的“符号”，大可不必信以为真。埃科本人直言不讳：符号学就是“谎言理论”，因为符号只是对事物的表意指代，而不是事物必须在此或在场。“符号”的奥妙也正在于此，它是用“说谎”道出真相。“如果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反过来它也不能用来说出真相”（埃科，2023：12）。这便泄露出埃科的本意：以《明日报》的荒诞和虚幻，映射不在场的报纸“新闻”是人为的，而且是直接介入社会的，不是“今日复明日”般自然流淌。也正是为这，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2023：11、13）忧心忡忡，大声警告：“新的人工合成新鲜事淹没了我们的经验”，它不是自然发生的，是某人计划、安排或引起了它，就是一场采访。他为此自创了一个概念，将之斥为“伪事件”（pseudo-events），恨不能一棒打醒当世懵懂人。
“新闻”一语，在中国的小说里也不少见，闻名于世的《红楼梦》中就有。在第一回中，贾雨村见到了甄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第二回里贾雨村坐听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因问道：“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
自然，这些都属旧话了。布尔斯廷的书初版于1962年，“伪事件”一词不知道已被多少人引用过；《红楼梦》更是老掉牙了，里面出现的“新闻”，新闻学者们也早就看在眼里，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教材和文章可以作证。旧话重提有意义吗？说对了，的确有意义。麦克卢汉（2000：91）说过，在不同媒介交汇或杂交的时刻，常常会使人从麻木恍惚中有所惊醒，让一些本以为尘埃落定的东西，又开始漂浮起来。具体点说，目今的“新闻”又成为了一个让人十分头痛的问题。比如：究竟该怎么看待从互联网到数字移动终端的“新闻”变化？新闻传播学者们为之费了不少的心思，细分缕析奉献见解者不少；十分认真地做田野、做量化，细致入微给出建议的也不少，让人启发多多。可是，他们与1980年代的前辈学者有一点很不同，即大多不做新闻辨别，而后者总是从辨析新闻入手。原因是何，我没有调查。猜想之下，或许在四十多年前一切是从头开始，理清新闻是基础工作，好比打地基，否则新闻学就无从措手。现在的学者免去了这一辛苦，是因为他们都早已明白新闻指的是什么。果真如此吗？面前就有一个问题：数字时代的“新闻”，是否也有《红楼梦》式的“倚门伫望”和布尔斯廷式的取决于采访之分呢？比方说，平常百姓在社交媒体中飞来飞去的“信息”与报社、电视台的“报道”可是一回事？如果是一回事，“后真相”的焦虑和质疑因何而起；如果不是，究竟该如何讨论所谓“新闻危机”之类的现象，你说的是哪一个新闻？
温故而知新，有些事还不能不翻翻旧账从历史说起，“新闻”恐怕就是如此。
一
“新闻”的定义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对此新闻学者们早就领教过了，不必再做赘述，尚需一提的乃一老生常谈，即新闻定义的五花八门，来自认定者各不相同的视角。曹雪芹式的“倚门伫望”之“新闻”和布尔斯廷式的“非自然的”新闻，显然不是同一来处。那么，从哪里开始呢？空间即成了时间——新闻产生于何时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两位历史学家米歇尔·斯蒂芬斯和迈克尔·舒德森，曾发生过小小的争辩。前者认为新闻应追溯到人类起源，后者坚持新闻是19世纪的发明，因职业新闻机构而产生（Carey，2007）。巧得很，这样两种不同的新闻视角及讨论，早在1980年代的中国就出现过，后分别被称作“活动说”和“机构说”。
“活动说”的主张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传达、报告新情况、新事物的新闻活动古已有之，最初的新闻由此而生。当新闻活动成为一种大规模进行的，有专门的新闻采访和发布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产生着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时，它就成为一种事业（张宗厚、陈祖声，1983：46、165），亦即人们所说的新闻事业。照此而言，新闻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其流传的手段、规模和影响；新闻以及社会对于新闻的需求，达到特定程度就自然托举出现代“新闻业”，犹如水到渠成。王中教授为此打了一个风趣的比方：新闻与新闻业就相当于病人和医院的关系，世上不是因为有医院才有病人，实际情况恰恰是倒过来，是有了病人才开设出医院（王中，2004）。这也就是说，“倚门伫望”的“新闻”和采访的“新闻”是一脉相承，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不过“倚门伫望”者变成了一个专门机构。
“机构说”同样赞成新闻源于人与人之间经验和思想交流的需要，且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又坚持，人类早期的这些新闻形式，是新闻的原始形态，它和现代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新闻不是一回事。新闻机构面对广大群众发布新闻，其性质同人类社会早期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消息传递根本不同。正是因此，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新闻，而是需要一个特殊的定义（甘惜分，1982：29、31、32、50）。
最终赞成“活动说”的占了绝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来看，这与当时讨论的特定语境，即“文革”结束后报纸向何处去的新闻改革实践有密切关联，并不证明其观点比“机构说”更在理。就拿病人与医院来说吧，前者固非医院所造，可随着医院的建立和医学的发展，“病人”已不复是过去的病人，也是显而易见的。福柯看到的“疯癫”，就是随着医学话语的起伏而变动不居；至于随着传教士而进入中国的“西医”，不啻是再造了“病人”（杨念群，2006）。“病人”和医院的关系若此，新闻与新闻机构的关系当也不可能似自然潮汐，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
尽管如此，关于是否有一个始终如一亘古不变的“新闻”，“活动说”和“机构说”的差别没有像看上去的那么大。“活动说”一目了然，持完全肯定态度。“机构说”略显暧昧，主要表现在关于“一般新闻”和“特殊新闻”的区分上。一般总是和特殊联系在一起，特殊必定包含在一般之中，否则就谈不上特殊；既然“新闻”可分为一般和特殊，也就表示二者有共性，有一个共有的先在的“新闻”（原始形态），后起的现代新闻机构的“新闻”是其“特殊”的分有或者转化（非原始形态）。这个不变的或者说一般的“新闻”，就是学者们一致同意的人类古已有之的“新情况”、“新经验”之交流。
从人类学角度，这样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赫拉利（2014：25）在《人类简史》中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其不仅能传达关于事物的信息，而且能讨论虚构的事物，也只有智人语言才具备此种功能。卡西尔（1985：33）就此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其特殊之处在于，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人还有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成为人类生命的特有标志。按此我们确实可以认定，“新闻”最初是几千年前口语或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聚集区中语言发展的结果（艾伦，2008：2）。
然而，这是否足以表明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就脱胎自原初这样的“新闻”呢？人类想获取信息、了解情况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的推想是说得通的，倘由此进前一步，言称正是这种欲求的不遗余力，通向了现代传播文化的道路，让新闻机构（报纸）得以发明（佩蒂格里，2022：15），就怕有“失之千里”之谬。别的不提，英语中的“新闻”（news）直到15世纪，才大体上取代了古英语中的“消息”（tiding）一词，具备了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新闻”的意义（艾伦，2008：2），又何来一个被不遗余力而发现的一成不变的“新闻”呢？在这一点上，迈克·舒德森的看法值得一提。他说，人们从古至今都是一种热衷于闲谈的动物，但并不能说，我们有新闻业是因为人们总想增长见闻、谈天说地。这就好比，不能说我们有奏鸣曲，是因为作曲家发现群山中充满了音乐的气息。我们做对照实验，也不能因为人们总是对自然界充满好奇。求知本能不能解释新闻业或科学，新闻故事是一种特定的现代文化形式（舒德森，2025：39）。
这提醒我们，当言必称远古时代的“新闻”时，有必要先探究一下“新”的含义。按照《辞源》，汉语“新”的首义，是与“旧”相对，表示初次出现，比如吐故纳新。也可以指更新之“新”，如“咸与维新”。“言新者，皆旧物不可用，更造之辞”。另外也有“开始”之意，如“新年”、“新月”等。作为现代文化形式的新闻之“新”，是表示一个与过去不同且又未到之“新”，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就像《申报》所称，“新报之事，今日之事”，非昨日之所见。要说人类社会从起源开始就有今天意义上的“新闻”（或者其种子），除非有证据表明当时已有线性时间观的显露（或者萌芽）。实际情况恰恰不是如此。就我国而言，农耕文明使得人地关系成为生产方式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其时间观念也因此得以形塑，由时令、季节和物候之变所激发。自然界的生死成为测量时间的尺度，四时或四季是这一尺度的感性表征（刘成纪，2020）。《易经》所谓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就是其标志性说法。朱利安（2016：10-11、17）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对于自然的思考，并不是从运动中的个别物体出发，而是聚焦于视为能量元素的“阴”和“阳”之交互作用，关注的是其不间断地运行及其效应和转化。这是一种恒常时间观，恒常就是永不间断者。我们熟知的“生生谓之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类，表达的都是这种生机论基础上的“恒常”。“恒常”当然也出“新”，是一种持续有序周期性运转的变动之“新”，不是“新”的变动或者变动的“新发现”。
就西方（欧洲）来看，线性时间也不是自古就有。有研究者认为，线性时间是与“发现”联系在一起的。在1492年及其前，“发现”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概念。到了哥伦布的冒险航行，具体说，是有了关于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说法之后，“发现”的现代意义——意味着“找出来”这种宽泛的用法得以兴起。不仅如此，宣布一种发现的人（如哥伦布），就可以宣称他是“发现”第一人，打开了一条让其他人追随的道路。“发现”由此成为一个注定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时刻，也就是一种线性时间感，而不是循环的时间感。“如果美洲的发现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偶然事件，那么它引起了另外一个甚至更引人注目的偶然事件，即对‘发现’的发现”。在这样的“发现”之前，“历史被认为是重复其自身，传统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指引未来的可靠向导；文明的最伟大成就被认为不存在过去或将来，而是存在于古希腊和罗马”。因而，“宗教、拉丁语文献、亚里斯多德哲学都认为，不存在新知识这样的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新知识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放在记不起来的地方的旧知识，历史被认为是循环的。从大尺度来看，整个宇宙被认为是自我更新（弗卢塞尔，2024：8）。在这样的境况下，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能够感知事件的意识。一切都被感知为永恒轮回（弗卢塞尔，2024：8），奥古斯丁形容为一个“屹立不倒的永恒”（转引自阿德勒、斯特罗姆，2025：4）。于此可见，“新近发生”或者“发现”的“新闻”，必然也只能是在“对发现的发现”之后产生。英语“news”在15世纪出现并大致形成其现代意涵，岂是偶然？
线性之“新”及其来历，说明远古时代的“新闻”（姑且假定有）和现代“新闻”不可能属于一脉单传的“祖孙”关系，也未必存有一般与特殊、从原始形态到非原始形态的“血缘”。除非我们同意说，线性时间观源于变动不居的“恒常”或是“循环时间”观的特殊表现。在这意义上，所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现象”（张宗厚、陈祖声，1983：159），或者“变动产生新闻”（王中，2004：225）是人类社会普遍定律之类，都忽视了“新”的异质性，无意中犯了以今推古之失。
那么，关于人类自其诞生之始就有着新情况、新经验的交流的观点，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也不能这样说。人类历史是从人的实践开始，实践是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为第一个前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1972：24）。新闻的历史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出于人们劳动和生活实践的趋利避害之需要，以卡西尔的看法，这是功能性意义上的人的作为，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也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或本能。人的突出特征，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纽带不是一种实体的纽带，而是一种功能的纽带”（卡西尔，1985：87）。现代的“新闻”之所以可以并需要追溯到远古，其意义就在于此。通过这样一个特定的功能层面，揭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产生及其演续轨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人类通向文化之路的开放性（卡西尔：1985：34）。
“人性的圆周”或者共同的“功能的纽带”，在我看来，无非就是“符号动物们”所从事的“传播实践”：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无一不是人类利用符号化的世界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意义——人类存在的第二自然（弗卢塞尔，2022：2）。新闻传播也就是因此与人类社会同时共生，成为“人性的圆周”中不可剥离也无法剥离的构成部分。由此说是“社会需要”产生了“新闻”并没有错，不过这种“需要”，即便认定为是一种“驱动力”而不是求生存谋安全的普遍性“目标”（多亚夫、高夫，2008：51），依柏格森的研究，其一开始也是分散在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中的，并且是在一系列创造的相加下才得以成长和发展的。人的进化不是机械式适应，而是创造性进化；不是生命嵌入某一现成的形式，而是生命为自己创造出形式，这个形式与生命的条件相适应（顺便想到，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接受，我们又该如何讨论所谓的“可供性”呢？）。哪怕社会需要和新闻及其变化确实存在一种因果关联，借用柏格森的划分，也是介于“发动”和“展开”的范畴之间。“发动”使新闻变化有一定方向，而其“展开”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且不可预料的。“将来表现为扩张现在。将来不以表现出的目的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在之中”，好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不妨说是“原因”，但更像是一种“理由”，一个社会和文化“基因”，不可能直接解释结果（柏格森，2019： 55、51、67）。“社会需要”的价值，是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新闻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绝不是回望和追寻的终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正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在那里，“物质劳动实践”是形成人及其交往的根本动力，并在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变革的作用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人类社会关系结构和交往形态：从作坊、行会到工厂到大机器生产，从部落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展示出波澜壮阔的延续和断裂的世代之变。列斐伏尔（2013：18）概括为“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并进。增长是量上的，可持续的；发展则是质上的，不可持续的。它包含不可预见的意外，包含着不能化约为先在的质和决定论预期的新性质的突然出现”。这理应也是我们讨论新闻的起源及其历史的理论基础。雷蒙·威廉斯（2008：6）将自己的“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称之为“文化唯物论”。我们要坚持的应是“新闻唯物论”：这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探究不同传播物质条件下新闻生成和扩散类型，以揭示其创造性变革和进化。依此而进，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不同的新闻，从其构成和交流的物质形式来看，主要是两种，即：人际流传的“新闻”和专业机构报道的“新闻”。《红楼梦》式的“倚门伫望”属于前者，布尔斯廷式的“非自然发生”则是后者。讨论数字时代的新闻变局，需要把它们同时纳入视野，理清各自的不同含义、构成机制及其作用，方能切中当下问题之所在。
二
“倚门伫望”的“新闻”，其基本含义是“奇闻异事”，与“见闻”、“传闻”同属一类，所以冷子兴才说没有什么新闻，只有“小小的异事”。这本就是汉语“新闻”之原意。无论是《新唐书》记载中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还是《南楚新闻》、《锦里新闻》，乃至于《朝野类要》中将“衷私小报”，“皆隐而号之曰新闻”，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因为是“传闻”，是流言蜚语，“号之曰新闻”，就可以为“率有漏泄之禁”的“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的小报遮盖打掩护，表示纯属无稽八卦，无需当真。
“奇闻异事”的“新闻”，功在“新人见闻”。凡是人们没有听过见过的，不管是近事古史、旧知新见,还是亲身经历或是道听途说，悉数可入其内。“假如真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那里的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汉魏晋的一切社会发展，对桃花源人不都是新闻吗”（萨空了，转引自张达芝，1990：57）？有学者称这是一种从交流主体着眼的“闻听之新或耳目之新”（张达芝，1990：57），是很有道理的。1870年代《申报》的新闻版面内容之虚实相杂，常被后来学者诟病为“不成熟”，其实也不排除有这一观念在作祟。它在面世之初，不断广而告之夸下的就是这样的海口：“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罔不必录” （申报，1872年4月30日、1872年5月15日）。“靡不必载”或“罔不必录”，化为后来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有闻必录”。留美而归的徐宝璜（2016：8）对“此吾国报纸之一极普通之口头禅”十分不解，责其使“报纸之新闻，与街头巷议无别矣”。可见是知“洋”而不知“中”。中国人眼里的“新闻”本就是“街谈巷议”。试想一下，新闻——“奇闻异事”，倘若就是甄士隐之流的“倚门伫望”之所得，除了绘声绘色“有闻必录”还能是什么呢？初期《申报》的所做所为，至少是符合也可说迎合了中国人对于“新闻”的一贯认知。
事实是事物的某种状况和现象的呈现并被主体所感知、所经验。以金岳霖先生之见，“事实是（被意念）接受了的或安排了的所与”（彭漪涟，1996：70-71）。同是“所与”，“奇闻异事”和“新近发生的事实”，截然不同。“奇闻异事”出自主体对事实本身性状的感知，“新近发生的事实”则是先界定后事实，也就是需先赋之以“新近”。事实只有存在或不存在，本无所谓“新近”，也并不知晓“新近”，“新近发生”是为“新闻”量身定做，是为了认识和理解现代新闻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事实范畴，并转而植入事实作为分类的标准。倘若媒体的运作，就是按照特定的轨辙，从它们的角度出发，藉由它们的区分来掌握与理解实在；最终将它们的观察结果，亦即“建构出来的实在”， 作为“那个”真正的、真实的实在，呈现给它们的公众（博格豪斯，2016：263）；那么，“新近发生的事实”，完全就是现代新闻机构区分、建构和呈现“真实的实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因此，“新近发生的事实”是以现代新闻运作经验为基础而创立，是对新闻操作的一种指导，更是关于新闻社会功能的一种话语建构。迈克尔·舒德森（2009）的《发掘新闻》，意在解决“客观性”问题，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新闻内容的历史变化上，反而对“新近发生”——这一最重要的“发掘”敏感不够。至于安德鲁·佩蒂格里（2022：14-15）说，几个世纪以来统治新闻行业的速度、可靠性、对内容的控制和娱乐价值——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其对新闻消费者的影响是此消彼长，则就把不同的新闻，比如“奇闻异事”和“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根本差异全部抹掉了，“报纸之新闻，与街头巷议无别矣”。
只有在“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时代，而且也只能是在这样的时代，“有闻必录”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原因很简单，“新近发生的事实”本就是一种选择，这与同样以时间为划分标准的“历史事实”和“当前事实”不同，后者是对已存事实的时间归类，“新近发生的事实”是用时间选拔“事实”，是“事实”因“新近”而“发生”或“发明”。没有“新近”，冒不出这样的“事实”。作为一种首要的选择标准，“事实之新”，也就被认定为“新闻”的特性，以表现出一种独特且极具现代性的渴望——追求新而不是旧，追求令人惊喜的独创的事物而不是出人意料和不可预测的事物，追求新颖的独家的东西而不是对以往的复制（Carey，2007）。
“事实之新”似一道分水岭，划出了“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新闻”与“新人见闻”的“奇闻异事”之“新闻”的界线。划开界线，不是取代，但“事实之新”后来居上成了主导，占据主流，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敏感异人的本雅明，就是从这一过程中哀惜地发现，旧有的那些“讲故事的人”——“奇闻异事”的讲述者，风光不再且逐渐衰消。“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只消浏览一下报纸就表明经验已跌至新的低谷。我们对外在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图景，在一夜之间，都经历了原先不可思议的巨变（本雅明，2014：95-96）。本雅明显然过于恋旧了，“不可思议的巨变”固是一种经验交流方式的衰败，但无疑也是一种新的经验交流方式的开始；经验并没有跌落低谷，只是不再是过去的经验。就像布尔斯廷看到的，自此以后，“新闻再不是自然发生的了”。
据麦克卢汉说，报纸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等待新闻上门，新闻处在报纸之外。在这种最初级的知觉条件之下，报纸的主要功能就是纠正谣传和口头报道中的错误，好比字典可以用来“纠正”词语的拼写和意义一样，属于当时的“新闻核查”（看来太阳底下真是无新事，现在又开始流行了！）。没过多长时间，报界就开始感到，新闻不仅需要报道，它还需要去搜集，事实上还需要人去制作。凡是进入报纸的东西都是新闻，未进入报纸的则不是新闻（麦克卢汉，2000：265）。这就决定了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机械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这不是缺少战争、火灾、谋杀和恋情之类的事情，它们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缺少的是“报道”。如果没有运作的媒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简而言之，“今日新闻”这种东西纯属技术性的想象之物，更准确地说，属于媒介行为（波兹曼，2015：8-9）。
“媒介行为”，使得“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者，不同于“奇闻异事”的讲述者。后者作为个体，或许是事件的亲眼目睹者，或许是关于某事的转述者；他们可以互为补充甚至于添油加醋，但“奇闻异事”不是他们所创；他们的身份是“旁观者”、“包打听”乃至“长舌头”，无关乎事情真假，更没有查证的职责。按现在时兴的说法，就是一批“吃瓜群众”。“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不同，“发生”不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自然过程，需借力于报道者的“发现”、“采集”和“求证”，必以“新闻敏感”为凭借。新闻报道是事实发生的直接动力，亦为事件本身的呈现，无论如何，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原事件的再现。具有丰富新闻工作经历的李普曼（2002：270）有这样的所得：“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可以确定、证实、衡量和命名的特点越多，新闻的发生点就越多”。“确定、证实、衡量和命名”，哪一样不是报道者的努力和介入？因此，“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者，不是等候奇迹发生的守株待兔者，也不仅仅是目击者，更恰切地说，是一个观察者，普利策形象地比喻为“船头的瞭望者”。“观察”是能动的、跟踪的、上下求索的；以克拉克（2017：10-11）的说法，“观察者”是主动地用眼睛去看去搜寻，而且这样的“观察”，“是嵌合在成规与限制的系统当中”，是在“整套预先设定的可能性当中”的“观看”，这个系统由话语、社会、科技与体制的关系所组成。只需翻一下塔克曼的《做新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观察”到“报道”，是一个组织机构的行为，是媒介系统的整体运作。布尔斯廷（2023：16）反应强烈的“采访”——制造新闻的新方法，乃是其核心环节。
“采访”发明于19世纪的美国，后陆续被英、法等国所学习。迈克尔·舒德森（2011）认为，这是“人际关系历史中相对新的交往类型”。其理由是，它在形式上是公众人物与专业撰稿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同时也是一种作为这种社会互动的产物的写作形式，已不复是以前宽泛意义上的“采访”，即两人之间任何形式的见面和交谈。就“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言，这种“社会互动”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是此种形式上的特征。首先，采访是“观察者”的主动出击，事先需要掌握有关背景材料，需要策划，需要访问提纲，需要问题的预想，需要报道主旨和目的预设或预估，等等。这是介入新闻，也是形成新闻和制作新闻。没有采访，就没有“事件发生”，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新闻”。最近让“南宁纸贵”的《王的猜想》，就是一个上好的明证。在这意义上，新闻的确不是自然的，的确是人工合成的。问题是，作为“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何尝有过自然？不可否认，布尔斯廷例举的地震是自然发生的，但地震报道肯定不是，哪怕是如实记录，否则地球上自有地震就应有报道。布氏的“自然发生”，或许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本质宇宙观”基本预设上，即有“一个存在论上的、当下存在的、客观可及的、不需要建构而可被认知到的实在”（鲁曼，2006：31），于是乎地震似乎自身可以显现于众人之前。这导致他批判“伪事件”很是犀利，却不能提供一个非“伪事件”的“新闻”以资比照。“非自然”不等于虚构，更不是造谣，而是现代新闻的特性。虽然不同的新闻类型，比如动态性、突发性新闻和解释性、调查性新闻不完全一样，但“采访”均为其不可缺少的操作机制和成规。这是新闻“观察者”的独有标志，某种意义上也是代表公众察知事实的一种权利。其次，采访意在获取线索，展开、呈现事实并确认事实。采访让新闻机构成为新闻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新闻真相的揭示者；由此证明他们不是文件与讯息的传递者，而是新闻的合法解释者。他们不仅能够像任何观察家那样写出他们的所见所闻，而且可以写出其他人未见未闻或被有意遗漏的事（舒德森，2011：83-84）。这恰恰是人际流传的“奇闻异事”所不能及的。新闻学者时常有意将“新闻”与一般“信息”分开，道理就在于此。如果20世纪新闻业的主导隐喻是“把关人”（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4：11），主要之功则非“采访”莫属；新闻业据此树立起其“公信力”，成为引领和调节众人耳目的中心枢纽。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借助了印刷媒介的复制力量，跨山越海风行遍地，从而使囿于一隅的东西变成国家的甚至是世界的东西；人际交流的“奇闻异事”，则依旧是口口相传，就像印刷报纸出现之前的地方信息，“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而默默无闻”（塔尔德，2005：235）。这当然是相对而言，并不说明其不扩张，更不代表其不重要，否则就不会有传播学的“二级传播”，也不会有民间共知的“大道不走小道走”之必然。标准化的新闻也就规范化了认识，“凡是进入报纸的东西才是新闻，未进入报纸的则不是新闻”成了社会共识，现代新闻成为人们获取经验、知识和认识世界的最主要的窗口。“不论对我们自己社会的知识是什么，或甚至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知识是什么，我们都是透过大众媒体而知道的”。更为关键的是，“一个社会持续并持久地以某种方式告知自己关于自己的讯息，也就决定了一个社会会以什么样子出现”（鲁曼，2006：24、236）。从此，社会完全被导入现代新闻文化及其交往形态，其他传播渠道即便存在也显得无足轻重，最终也就被视而不见，大众传媒的美学形塑了我们的现实性（穆尔，2007：28）。
数字交往技术（互联网、移动通讯、社交媒体等）的登场，首当其冲的正是这看似固若金汤的原有格局。从前是“讲故事的人”和印刷信息的短兵相接，而今在数字交往技术助推下，“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而默默无闻”的“奇闻异事”，恰如水流冲出了堤坝，奔突四方，聚散无常，流浮不定。这是“奇闻异事”之新闻的放大再现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但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来说，局面已是非常明朗：“凡是进入报纸的东西才是新闻，未进入报纸的则不是新闻”的标准尺度不再存在；当“大道”、“小道”都在一股道上奔跑时，新闻机构一家独大的时代也就结束，“新闻媒体只是连接新闻制造者与公众的诸多渠道之一”（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4：11）。这便是今天我们已熟知的新闻境况。
三
把这种“境况”概括为在互联网“技术丛”的作用下，多元主体，即“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民众个体的组织新闻传播主体”所从事的“共同新闻生产”（杨保军，2023），很有见地，让人耳目一新。同样，提出“用户新闻学”，强调要从“用户”而不是“新闻机构”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新闻及其生产的问题，因为在今天的新媒体“用户”，不再仅仅是过去那样的新闻消费者，他们也是新闻生产者；何为新闻，何为新闻价值，跟随着用户的需要和认识而变化（刘鹏，2019），也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独特视野。这样的讨论，不再囿于原有的以报业运作为基础的新闻学理论框架，力图从新的向度来把握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足证我们的认识在深化。
就本文讨论的主旨而言，还需要推进一步，将时间，也就是历史的维度引入讨论，就像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讨论“媒介融合”那样，把不同形式的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共时态来看待，以让讨论展示出一定的纵深。新传播技术的影响及其现状固然重要，但历史有助于看清变化的由来及其实质。
延森认为，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维度的传播媒介：人的身体和大众媒介，并形成了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传播形态。数字技术生成的是第三维度的媒介——数字平台，其特征是复制了先前所有的表征与交流媒介的特征，也就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方式和形态，同时又将它们重新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软硬件物理平台上。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媒介融合”就是“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延森，2012：68-74、17）。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首先，作为一种历史演化，媒介融合是原有不同维度媒介及其传播范型在数字平台上的汇聚和复现；它们得益于数字技术的扶持、推动，也受其限制和塑造，但不是数字技术凭空创造。简言之，不是因为有了数字技术，产生了不同的新闻生产和交流；而是不同的新闻生产和交流，因了数字技术而重新排列组合显山露水。其次，“媒介融合”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而是一种混杂的运动——也就是“跨越”性传播实践。在新的媒介技术协调下，交流与传播活动在不同物质技术和机构之间触接、调整和转化，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播态势。其三，“迁移”和“跨越”是传播关系的变动和重组，并不是抹平不同媒介及其传播活动的界线，从而镶嵌成一个没有缝隙的平面；相反，媒介之界仍然存在。有界线方有“关系”，才谈得上“开放”，遂有“跨越”的必要和可能。这就决定了这种“跨越”式的新闻生产和实践，必定是在不同的传播线路和层级中展开；它们互为延伸，既独自运作又连声共气。
由此表明，“媒介融合”不是“融合”媒介，更不是“融合新闻”，而是有“融”而不“合”，好比一种联姻关系。依此，“共”时代新闻生产的特殊征象，正在于“共享”、“共产”、“共绘”中存在着的“多元结构”，是“共”中之多而不是“多”中之“共”。新闻“用户”也不是电信通讯公司眼里的手机或网络“用户”，那是在“流量”和“机器”面前一律平等没有差别的“用户”。在新闻生产中，他们有着不同身份，处在不同位置，出于不同动机，依循不同规则。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实是钟鼓齐鸣，多龙行水。本着这样的眼光，可以避免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彼此割裂，把在线交流与线下交流相互分离；另一方面也能防止把媒介融合理解为一种趋同，好像是诸种不同的技术所经历着的无缝整合，最后形成彼此相似的形态，融汇为一个共享的平台。事实上，旧的媒介鲜有消亡，交流和传播仍然存在方式和类型的差异（延森，2012：74），虽然它们确实享有一个相同的技术基础设施。
这就是人类社会经历着的其历史上表达能力最强的一次飞跃——更多的人可以就更多的事与更多的人交流（舍基，2012：64）。那么，回到本文的论题，这些“更多的人”抱持的可是同样的“新闻观念”，交流的可是同一个“新闻”？活跃于人际交流之间的“奇闻异事”和新闻机构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它们的“开放式迁移”中，当它们一起被安置和复现在“软硬件平台”上时，其差异是依旧存在还是相互看齐并统而为一了呢？
在美国两位学者，即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2014：9、177）的眼里，显然是后者。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在新的环境里，“新闻和信息的消费者，与人们曾依赖其确证和审查信息真实性的把关人，成了共同生产新闻的伙伴”。“新闻工作者们仍在‘把关’，但就像是在一个四周没有围墙的大门口站岗”。这画面颇有点悲壮，可惜不合常识。试想，没有围墙空茫茫的一片土地，何处是“大门”？又何需“站岗”？若真是如此，让新闻工作者卷起铺盖回家，一点也不冤枉。现实情况是，新闻机构的“四周围墙”完好，新闻工作者不仅仍在“把关”，而且其重要性并无减低。共同生产新闻并不必然就是生产“共同”的新闻；其他类型新闻的增多，亦不等于报纸新闻的减少。把多余和稀缺对立起来，某种事物的过剩就是另一样的稀缺，这样的想法不仅无益而且有害（阿伯特，2022：163）。事实证明，环境之“新”的根本不是拆除了新闻机构的“围墙”，而是在其“围墙”之外冒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新闻”供应点，甚至像是一个“新闻市集”，叽叽喳喳此消彼长，使得新闻机构“大门”不再亮眼，其“哨点”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信息流之中。
媒介的尺度就是新闻的边界，口头、书写、印刷，各有各的新闻形制和理解。如果数字时代告知我们，本以为就是这样的知识运行方式，不过是纸质印刷时代所由致，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随之也不能不变时（温伯格，2014：序言，7），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形态的新闻又怎么可能幸免而独善其身？更多的人能通过更多媒介就更多的事与更多的人交流，自也就流通着、繁衍着不同规制和质地的新闻。舍基所言极是，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意识，这不是新闻的问题，而是“新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新闻界定从一种机构特权转变为整个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事情，存在于其中的各种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组织和众多个人（舍基，2012：54），均可为此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新闻传播实践的“千手千眼”，带来的是“横岭侧峰”的新闻图景：人际交流的“奇闻趣事”（八卦流传之多之广，前无所有）、微信公号中各种关切现实变动的专业知识（疫情期间的作用有目共睹），诸种政务和公共服务APP上的动态信息（已经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助），多对多、一对多的议题讨论（新近青海秦代石刻真伪之争的讨论就很典型），一对多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紧要关头仍然发挥着一锤定音的作用）等等，均可并行不悖，相伴而行，在“桥归桥路归路”中，连通着四面八方。由于“互联网意味着你在尝试任何事情之前都无须说服其他人认同”，于是也就给“什么是新闻”、“谁才是新闻记者”、“谁是职业摄影师”这样的问题增加了复杂性和多义性（舍基，2012：62、60）。梅罗维茨（2002：5）早就有言在先，当新媒介把不同的社会场景组合在一起，当一个特定的私人场景与其他社会场景融为一体，变得公开时，行为方式也就随之调整、变化。场景的组合改变了角色的行为模式并且改变了社会现实的构成。 数字媒介时代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在软硬件平台上被重新安置和整合的新闻及其传播活动，不是线下形态原封不动地搬移。以一对一的传播交往为例。微信平台让“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张小龙，2024：4），在技术赋能下，这些个体不再是“甄士隐”，更不是“倚门伫望”，而是“自媒体”，在“自”与“媒”中构成一种新型社会化传播形式，卡斯特命名为“大众自我传播”，因为它可以通过点对点网络和互联网连接触及潜在的全球受众，而且内容的数字化和社交软件使得几乎任何内容都可以以几乎任何形式重新格式化且四处分发（Castells，2007）。这还不是全部。数字时代的“新闻”——或者说“数字新闻”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无论其中哪一种“新闻”，都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文本、一幅照片或一则新闻报道，而是被纳入了时间和数码的流动之中。“新闻发酵”——这个非常流行的词，恰是一语中的。在大量的时候，数字新闻就是“发酵”式生成：膨胀、成形、变形、分形、聚形等等的不断循环。这也是一种新闻“滚动”，但不是传统媒体“根-树”状的连续报道，而是“一生二，二生三”式的重重叠叠交感呼应——转发、跟帖、查核、补充、评论等等，既可独自成体，又是新闻多层次展开的环节，不时还会被作为材料——数据——编织入一个新的新闻之体中。显见，数字新闻的特征不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而是“新近”发生在事实不断形成、创造乃至展（表）演的过程中，因此其结局是开放的也是无法事先把捉的，“反转”乃至“再反转”都不再令人惊讶。这是一种新闻的新类型，它来自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新机制：“其骨架由计算机网络构成，语言是数字化的，发送者遍布全球，互动波及全球”，“它使得绝大多数传播流的无限多样性和高度自主性成为可能，这些传播流每时每刻都在构建和重构着公众意识中全球和本地的意义生产”（Castells，2007）。这样的新闻又该如何定义？又有以往哪一个新闻定义可以涵括？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误区，就在于把各种新闻的差异性共存，把数字新闻的全网涌动，一概当作了对“报纸新闻”—— 一个唯一正宗的“新闻”的侵蚀，“把某个特定的社会区域想象成一个被强大力量包围的生态”——新闻机构在独木支天；没有意识到一切皆在变，生成的是一种分联的状况，每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都是与之相联的其他生态系统的“强大的外部力量”（阿伯特，2022：前言、3），它们各就各位，一起作育成了现时代的新闻传播流。
新闻史家将19世纪90年代便士报的兴盛，称作是“新新闻时代”，因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始被纳入了新闻之中，并由此重新界定了新闻；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又一个“新新闻时代”，即数字新闻时代的崛起，让普通人成为了新闻的创造者、界定者和传播者。如果“便士报”时代形成的是“新闻专业主义”，为机构新闻确立了一套规范和标准；“数字新闻”时代走向的则是“专业新闻主义”（ expertise-based journalism ）——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个人，跻身于生产和分享各种各样的新闻之中。相对于机构新闻，这是非“专业化“（舍基称为“业余化”）的，但又透露出其更加丰富和多元的不同技术和知识的专长（专家）背景。这无疑是对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严重挑战，同时更是为之创造了巨大的新研究空间。在这样的情势下，新闻学理论适当将重点转向“新闻流变学”，关注媒介之变与新闻之异，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既是如此，个人在研究开始或文章落笔之前，向我们的前辈学习，先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不仅应该且不可少：“你说的是哪个新闻”？
（黄旦：《你说的是哪个新闻？——数字时代思新闻之一》，2026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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