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庄智象 邵军航 华苏扬
撰写/卢倩蓉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编者按：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三联书城读书会”第十八期活动在上海展览中心西一馆二楼活动区举行。本期读书会以“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中国革命——‘红色经典’汉译本系列发布会”为主题，邀请了丛书总策划、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庄智象，《人类的五分之一》译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邵军航，《明日中国》译者、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资深讲师华苏扬，围绕“红色经典”汉译本系列丛书（《中国之未来》《人类的五分之一》《明日中国》）展开交流。笔者以读者身份旁听整场活动，以下为阅读这三本书以及参与读书会后的一些记录与随想。
1
域外之眼
自己看自己，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无法从内部看清自己的全部轮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美国记者笔下的中国革命，为我们观照近代史带来了一道“外部目光”，我们可由此理解中国革命如何被世界看见，而中国又如何再次沿着这道目光折返，重新认识自身的起点。所以，这套“红色经典”在近一个世纪后以中译本出现在读者面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阅读海外的记录，我们得以跳出习惯的框架，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逻辑。
据庄智象回忆，策划这套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二〇一九年的一次研讨会。在庆祝建党百年、倡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背景下，他带领的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团队，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于二〇二二年以英文导读注释版形式出版了五部国际友人撰著的红色经典作品，包括《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人生大道：朱德传》（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人类的五分之一》（One-Fifth of Mankind）、《中国之未来》（Chinese Destinies）和《明日中国》（Tomorrowʼs China）。这套英文版丛书反响良好，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即加印，不少院校将其作为思政课和英语课的英文阅读材料。
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报道中国革命的知名美国记者。当时，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革命与战争，吸引了世界许多目光。在众多记录者中，有三位美国记者尤为突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他们的英文姓氏都以字母“S”开头，后来便被人们合称为“3S”。
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
斯特朗是三人中最早踏足中国的，她一九二五年首次来华，到广州报道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她关于中国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ʼs Millions）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但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她一九三七年再次来华采访后所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该书于次年出版，详尽记录了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顽强抵抗。斯特朗的另一部代表作《明日中国》则写于一九四八年，她在这本书中展望了战后中国的重建与未来走向。皖南事变发生前，周恩来曾秘密会见斯特朗，并将一批真相材料交给她，委托她向国际社会公布。斯特朗不负所托，通过美国媒体揭露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实情，引起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西方政要的关注，他们随后向蒋介石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敦促其以抗日大局为重。
斯诺于一九二八年来到中国上海，一九三六年冒险进入陕北苏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采访，并在沿途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最终凝结为《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伦敦首次出版，旋即轰动西方世界。一九三八年初，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其翻译成中文，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查禁，该书便以《西行漫记》为名刊行。斯诺的报道不仅让外界第一次系统了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真实状况，也影响到了美国政界高层的决策。时任总统罗斯福曾三次在白宫接见斯诺，与他深入探讨中国问题，这些会晤间接推动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1892—1950）
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曾当过侍女、推销员，卖过报纸。她与斯诺几乎同时来到中国，一九二八年底抵达中国后，便迅速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报道中，很快便与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结下深厚友谊，曾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女作家丁玲。她在中国旅居多年，基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见闻和采访，写成了《中国之未来》一书，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与变革力量。史沫特莱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曾亲赴延安访问，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根据地的外国女记者。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在西安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事变的最新进展，使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到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
“3S”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却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来到中国。他们写下的这些著作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尤其是红军、长征、延安、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情况，回答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许多疑问，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庄智象表示，读这些书，可以更深刻了解昨日的中国，也会让我们对未来的中国更有信心。但英文阅读对大众读者来说仍有一定的语言门槛。为了让更多读者读懂这些书，庄智象带领的团队决定将其翻译成汉语，此次推出其中三本的中文全译本。
记忆不是自动传承的，它需要物质载体来承载，需要被不断地“再阅读”来唤醒。翻译出版，不只在于让一本旧书重新面世，它还涉及记忆的激活与经典的再生。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因它具备穿越时空的对话能力，可以将沉睡在历史深处的经验打捞并推展到当代读者的视野中。
从这个意义上看，选择将外国记者写的“红色经典”从英文译介为中文，乃是一次有意识的文化实践与建构——让曾经在英文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域外叙述，重新以中文的面貌回到中国读者的案头，转化为大众可以亲近的精神资源，以完成从“外部目光”到“内部阅读”的循环。今年是建党一百零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九十周年，这套汉译本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2
翻译之难
翻译之难，有时不在语言本身，而在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记忆的传达。
邵军航坦言，在翻译《人类的五分之一》时面临诸多困难。与以往他翻译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专著不同，该书属于纪实文学，不仅涉及文学创作，更关乎历史史实。斯特朗将大量中国典籍和古诗（如《墨子》、《庄子》、杜甫《兵车行》）译成英文，如今要将其重新还原为中文，译者不能直接将英文翻译成中文，而必须逐字逐句地“溯源”和“回译”。稍有不慎，便可能张冠李戴，甚至以讹传讹。正因如此，这本不过两百余页的书，译来却花费一年有余。个中甘苦，唯有亲历者方能体会。
《人类的五分之一》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邵军航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版
此外，抗战时期人名、地名、建制及人物的考证，难度极高。高级将领的姓名尚易核对，普通人的姓氏则很难确认。中国人的姓氏中同音异字者很多，例如拼音“Yu”对应的汉语姓氏就有于、余、俞、虞、於等多个，翻译时必须逐一考证；基层官兵、普通难民、救亡团体的名称，斯特朗往往意译成英文，回译时须找到原有名称；军队术语和称谓也是如此，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并不相同，“校长”“将军”“司令”等都有，原著有时模糊处理，翻译时须结合具体年代加以甄别；晋察冀、山西前线等地的原始表述，也有不少难以直接对应。
邵军航举了一个例子。萧克将军的夫人蹇先佛在长征途中生下一子，因出生在藏民废弃的土堡中，为纪念出生地的艰苦环境，取名“萧堡生”。斯特朗在英文中将“土堡”意译为“小泥屋”（Little Mud Hut）一类的说法。回译时若不能查明原名，便会闹出笑话。即便如此小心，他至今仍担心书中是否还有疏漏。翻译常被人以挑剔的眼光审视，译得好被视为理所当然，译得不好便成问题。
对邵军航来说，翻译这套书的意义也在于这种挑战。抗日战争已过去八十余年，如今一些年轻人把抗战题材和“神剧”联系在一起，感到那段历史离自己十分遥远。过去的译本多为摘译、编译，支离破碎，而推出全译本，正是希望以第三方他者的视角还原历史样貌，让人们一方面铭记历史，另一方面珍惜和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二版存在语言和史实的门槛，因此在中文译本中，译者将可能造成读者阅读障碍之处以脚注形式加以说明。因原作者斯特朗当时获得资讯有限，书中的个别史实存在偏差。例如，她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误记为一九二三年，实际应为一九二二年；认为女历史学家班昭与其兄长班超姓名相同；又或将徐州会战的中心城市误写为苏州。这些误差均以“译者注”形式予以更正，这既是译本的必要补充，也可以看出译者对历史负责的严谨态度。
翻译《明日中国》的华苏扬老师也说，翻译这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自己首先像个“研究者”，需要查证大量史实、地名、官职和组织名称；又像一名“演员”，外国记者采访的对象从党政军领导到普通农民甚至小孩，翻译时需要把每个人的灵魂和语气还原出来；还要做好编辑工作，为中文读者搭建理解的桥梁。
《明日中国》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著
华苏扬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版
她还特别提醒读者，《明日中国》的叙事不是单线推进，斯特朗开篇写自己进入延安调查采访，中间穿插多条线索，结尾又回到延安的采访——但并非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那次访谈，而是另一次。因此阅读时需要注意理清叙事线索，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斯特朗写作此书的目的。
3
时代的记录
译笔所至，不只是语言的转换，亦是历史目光的重返。“红色经典”汉译本系列的三部作品，就是一组从外部视角记录中国，又经翻译回到中文世界的现场证词。
邵军航介绍，《人类的五分之一》记录了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中国抗战，全书共十八章，可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中国地理与文明底色，剖析近代积弱状况和日本侵华背景；第二部分是全书最珍贵的核心现场，斯特朗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达山西洪洞马牧村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直接面见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将领，描写官兵平等、军民一体的场景和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逻辑，也记录了平型关大捷后的经验总结；第三部分是全民族抗战图景，从不同派系军队的抗战、难民的流亡、知识分子的文艺救亡运动，写到上海舞女、纱厂女工、家庭主妇和儿童等普通民众的抗日活动；第四部分是核心立论——对欧美读者传递“中国不会战败，中国必将取胜”的信念。这一核心立论在全书结尾被斯特朗进一步升华为对人类自由与世界未来的判断，她写道：
任何热爱人类自由的人都不敢对中国的未来漠然视之；这个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解放，是本世纪的决定性事件。因为，当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赢得自由之后，世界很快就会获得自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邵军航译，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第209页）
《明日中国》的核心是一九四六年斯特朗访问延安的经历。华苏扬说，了解成书背景对我们理解书中立论有很大帮助。当时国共内战一触即发，此前，美国一九四五年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冷战思维上升。斯特朗选择此时深入解放区，观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军事策略、经济策略以及解放区民众的精神生活，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盟友还是目标？”这一问题。
华苏扬在翻译时就觉察到，斯特朗作为女性记者，“在写的时候是非常细腻的”，关注到了每一个人以及宏大事件背后个体的想法与行动。华苏扬推荐读者细读的“窑洞之城”一章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在窑洞中是如何抄收各国信息、整理参考文献供领导人阅读的：
清凉山上的生活是原始与现代的奇特结合。在崖脚下一个较深的窑洞里，一家印刷厂用当地的野草手工生产略带棕色的厚纸印制《解放日报》。五百英尺高处，在陡峭且潮湿天气里会变得很湿滑的小路旁，报社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住在相连的岩脊上。他们的天线在高远天空的映衬下摇摆着。这些洞穴很小，仅六乘十二英尺见方，靠炭火盆勉强取暖，照明则全凭小灯。
这些昏暗的窑洞中，来自不同地方、懂多种语言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负责监听全球新闻。有一位戴着耳机的年轻人，借着微弱的灯光记录美联社的新闻。他旁边，另一个正在记录联合通讯社的报道。对南京中央新闻社——蒋介石的官方通讯社——则有人负责一天二十四小时监听。由于《解放日报》的篇幅有限，这些新闻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刊出，不过它们会以文摘的形式提供给中央委员会和任何想要了解新闻的人。我在延安得到的世界新闻比在北平的更全面。（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日中国》，华苏扬译，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第13页）
第四章“毛泽东”有对毛泽东家人和邻居的细腻描写，也记录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提出的现场：
纸老虎，他解释说，并不是牢牢插在地里的东西。它吓不跑乌鸦，倒是吓坏了孩子。它被做得看起来像危险的野兽，但实际上只是压折的纸，受了潮就会变软。
……
“蒋介石——纸老虎。”毛泽东笑着用英语说。
“等一下，”我打断了他，“我是记者。我能写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么?”
“不要只写那几个字。”毛泽东答道，仍然大笑着。然后，像个一心要做到非常正确和得体的孩子似的，他斟词酌句地补充:“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支持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对他们发动战争——这是他现在在干的事——他就是一只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走。”（同上书，第47—48页）
还有课本上为大家所熟知的“耕者有其田”（第十一章）：在张家口附近的“后庄村”，五六百名农民在夜幕中聚集，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当面清算前乡长梅在日本侵略时期的账目——指控他侵占公共土地、强征劳力、勒索钱财。梅一一承认逐项指控。半小时内清算完毕，梅被告知若不赔偿便得不到“宽恕”。斯特朗记录下了这样一幅基层土改的真实图景，展现了群众当面清算的激烈和农民自发组织的特色。
《中国之未来》则将目光投向更早的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描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与时代面貌。这是史沫特莱写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全书共三十章，保存了民国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辖区到租界的多元社会切片，清晰呈现了底层工农、城市平民、租界侨民等不同群体的命运浮沉。
《中国之未来》
[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著
孙海琴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6年版
史沫特莱不像一个外来者在记录异域见闻，倒像一个深谙市井烟火的说书人，把读者直接领进了土地革命前期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里。
诸如第一章“不孝子”，全篇是一场饭馆里的偶遇。史沫特莱从小处落手，从伙计那一声“三位上座了！”的吆喝写起，读者便跟着“我”，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偷听隔壁几个进城卖粮的农民边喝酒边发牢骚。他们的核心话题是一个父亲被儿子折磨得焦头烂额：儿子在城里读了三年书，回来死活不肯娶亲，嘴里还冒出了诸如“健康的体格，高尚的情操”“剥削”这些让老一辈人陌生又恼火的词儿。在座的人七嘴八舌出主意——揍他、断粮、让他绝后……酒桌上的闲谈渐渐转向一件更沉重的事：警察局长的儿子为了一个唱曲儿的姑娘，把一个年轻人抓去当作共产党当街砍了头，话说到一半就被楼下喧闹声淹没了。史沫特莱忠实地记录下那些粗粝的方言、夹着酒气的骂骂咧咧，没有一句点评，但新式教育与旧式礼教的对撞、城乡之间的撕裂、官府草菅人命的酷烈，已经在一顿饭的工夫里浮出了水面。
第二章“徐美玲”则将镜头摇到了上海的西式公寓。徐美玲是个传统女子，书画刺绣样样精通，却因幼年被裹脚而落下了终身残疾。比她小五岁的丈夫读过教会学校，满脑子是美国梦，把公寓装修成不中不西的古怪模样，听爵士乐，看男女接吻的电影，还跟夜总会的俄罗斯舞女纠缠不清。一开始美玲哭闹、阻拦、哀求，后来她不再哭了——她剪了短发，烫了卷发，把优雅的长裙改短，露出那双半裹着的畸形小脚，怯怯地求“我”：“教我跳舞吧。”留声机里放着丈夫常去的舞厅播放的《索尼娅》，她蹒跚两步，终于停在房间中央掩面哭泣。史沫特莱对徐美玲的同情，克制而深挚，她写出了一个被新旧时代夹击的女性在绝望中笨拙而徒劳的努力——想要变成丈夫喜欢的“新潮女人”，却又被残疾的双脚和沉痛的心牢牢拖在原地。
无论是斯特朗还是史沫特莱，都有一种极为罕见的“在场感”和“倾听能力”，可以让那些被宏大叙事淹没的人物开口说出自己的喜怒哀惧。主持人陈马东方月提到，豆瓣上许多读者坦言，这套书完全颠覆了他们对“红色经典”的刻板印象，本质上是生动好读的纪实文学，在记录苦难的同时更传递了希望，让人真切读懂了当年革命为何势不可当。这些作品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窗口，让人能感受跨越时代的人文力量，堪称国际友人为中华民族新生留下的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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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采访的真实力量
新书分享会的现场，读者向华苏扬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实行了军事封锁和信息封锁，对宣传体系进行了系统抹黑，斯特朗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确保采写材料的真实性的？
华老师从延安窑洞说起。当时信息封锁确实严密，但延安并非与世隔绝——一批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青年，在窑洞里用收发报机接收各国信息，整理成参考文献，呈送毛泽东等领导人参阅。红军战士在解放区内活动，有时也会邀请外国记者进来，若要了解外部世界，就会把记者请来，面对面地聊一聊他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宗教人士偶尔也会带来一些数据和资料。所以延安的信息并不匮乏，甚至让斯特朗感叹：毛泽东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她自己还了解。
斯特朗的写作兼具细腻与果敢。她关注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又是如何支撑起一场浩大的革命的。她又敢于深入最危险的前线，书中隐去了部分“不能写”的“怎么去的、去了哪里”的具体细节。她走进老百姓的家里，坐在党政军领导人身边，忠实记下他们的所言所行。这些内容在后来公开的历史文献中都能得到印证，可见她的采写是极其真实可靠的。
有一个细节尤为动人。皖南事变发生前，周恩来与斯特朗在重庆进行了一次深谈，将一批重要材料交给她，反复叮嘱她收到电报通知后方可公布。斯特朗回到美国后一等再等，终于等来了“可以发布”的消息。为了确保消息尽快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她将材料转交给一位在美国主流媒体工作的记者，由对方以新闻形式署名发表。对于记者而言，独家报道关乎职业声誉，但斯特朗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这一点，只希望最真实的情况能被公之于众。这批材料公开后，果然引起美国舆论震动。这段经历发生在《明日中国》中的采访（1946）之前，却同样彰显了斯特朗的一贯原则。
庄智象教授在旁边补充，“3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在中国都待了很长时间，在东西方都发表了大量报道。斯诺还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与萧乾有师生之谊，合作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品。记者要立得住，信息必须真实客观，不能掺杂主观臆想。当时外界对中共、长征、延安的情况封锁严重，信息的不对称制造了巨大的认知真空，要了解真实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一线，自己去看、去问、去记录。“3S”的叙事方式与当时中国常见的宏大叙事不同，他们善于从微小的细节入手，以事实为基础逐步推演，进而得出结论。出发前，他们把外界的种种怀疑和不解带在身上，有针对性地去实地寻找答案。
也正因如此，三人的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巨大反响。西方读者相信这些报道是真实可信的，推理也是成立的。他们的报道为中国革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也争取了国统区许多民众的理解，大量世界援助和青年学子因此奔赴延安。即使在这么多年后，他们的文字依然经得起重读。
分享会临近尾声，有读者问起年轻人如何进入红色经典阅读。庄教授回答，我们仍然需要记住历史。三本书出版年代各不相同：《中国之未来》一九三三年问世，描写的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面向；《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九三八年出版，侧重苏区、国统区及各党派军事与政治面貌；《明日中国》则是一九四六年后采访解放区的作品，讲述中共军队、军民关系、解放区的政治民主与社会情况。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在延安一百多天采访的全过程，从毛泽东到前线战士再到儿童团，皆有细致刻画。斯诺离开延安时，曾动情地说“我不是回家，我是离家了”——短短几个月，他已经把延安当作了自己的家。
这些书，对今天的年轻人了解昨日之中国、预判未来之中国，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八九十年前，这些异国记者与中国人民文化背景迥异，却能同声相应。他们以笔为桥，穿越封锁，记录下最真实的中国，让世界看见延安窑洞里的灯火。今天，史册常新，重读这些文字，后辈便能再次回望历史，理解前辈来路之艰、信仰之真，从而明白中国何以走到今天，在走向未来时多一份清醒与坚定。
时间在问答中悄然流逝。读者的目光落在那三本红色封面的书上，仿佛也在寻找一道通往历史深处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