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笛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也即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关于袍哥只写了那么几页，虽然那时我便意识到这个题目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那本书完成的同一年，我申请到了美国王安汉学基金的中国研究奖金（Wang Laboratories, Inc., Chinese Studies Fellowship Award），研究主题就是四川的袍哥，但是当时完全没有估计到这个课题的难度以及所需时间的漫长。当我一九九六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决定博士论文题目时，袍哥也在考虑之内，但最终还是决定暂时搁置，一是感觉资料缺乏，二是对这个课题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还不是十分清楚，三是哪怕搜集到了足够的资料，但是对这些资料怎样解读，仍然觉得底气不足。不过，我在进行有关街头文化的博士论文以及随后的茶馆研究的同时，仍在继续搜集有关袍哥的资料，思考袍哥的课题。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
王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直到二〇〇八年，这项研究才取得了一点突破，首篇论文得以发表。那是受《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的邀请，参与《走近十九世纪的中国：晚期中华帝国·罗威廉教授专号》（Towar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William T. Rowe）的写作，参与这期专号的学者包括孔飞力（Philip A. Kuhn）、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冉枚烁（Mary Backus Rankin）、曼素恩（Susan Mann）、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和傅佛果（Joshua A. Fogel）。我提交的论文是《神秘的沟通：十九世纪四川袍哥的秘密语言》（“Mysterious Communication: The Secret Language of the Gowned Brotherhood in Nineteenth-Century Sichuan”）。孔飞力在这个专辑的导言中，对我的这篇文章有下面的评论：
王笛探讨了“袍哥”所使用的“隐语”，其研究令人着迷，非同一般。这个以四川为基地的秘密反清组织宣称成立于清初，而其真正壮大则是在十九世纪。这个研究所提出的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之一是：社会边缘人群之间小规模、隐蔽的、彼此保护的联络组织是怎样以及何时演变成一场活跃的革命运动的。值得欣赏的是，王笛质疑了袍哥的“创建传说”，实际上对哥老会的真实起源提出疑问。然而如何解释它在十九世纪晚期突然迸发，进而成为广泛社会阶层参与的秘密活动，最终导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运动？随着“袍哥”、三合会等秘密组织转化为全国性革命团体，为适应新的形势，它们借助革命者含混的礼仪传统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全国。“丢失已久”的文书在十九世纪中期被发现(抑或被伪造)，以适应新的目标，为激进的反清组织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神话和暗语。无论源起情况如何，这个研究所揭示的“隐语”既是自我保护，又是在没有合法异议空间的体制中的社会动员。
从一九八九年我获得王安汉学基金到这篇文章的发表，漫漫长路，一个课题在十九年以后才有了第一个成果，让人感慨万分。但是这篇论文得到前辈学者如此的肯定，对于我继续探索袍哥是极大的鼓励。这篇文章也得到了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关注，他们邀约我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我于二〇一六年和他们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在二〇一九年完成《袍哥：一个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和文化》（Gowned Brother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 Chinese Secret Society，1650-1950）一书。但是，由于这个项目工程浩大，我决定还是先完成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二〇一八年，也就是获得王安汉学基金的二十九年之后，我出版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1939-1949，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受到学术界和阅读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实际上，这本书不过是我袍哥研究课题的一个副产品，而我最大的力量其实放在对袍哥进行全面研究的多卷本著作上。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签订的合同虽然又延了几年，但最终也没有交稿。虽然没能履约让我感到非常愧疚，但是这个合同却促成了我与该出版社的另外一个重要合作，即二〇一八年出版了难产的《茶馆》第二卷（即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1950-2000），该书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二〇一九年的最佳著作奖。
从《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中英文书稿二〇一七年交给出版社到今天，又过去了九年，《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这本酝酿了三十多年的研究著作即将出版，真让人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这个几乎贯穿我整个学术生涯的课题终于要交给读者去审判；紧张的是，不知道读者会怎样去评判这本书。
关于这本书所使用的资料，有必要在这里作一番交代。如果有心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对一些资料感兴趣，可以去找原始资料来对照阅读。但是，进行对照阅读时，如果发现与本书所引用的原始资料存在一定的误差，甚至很大的误差，希望读者不要轻易地判断这是作者的疏忽。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本书所引用的原始资料，我尽可能地亲自进行了仔细核对（当然也难免挂一漏万）。如果读者发现自己手里面的资料与本书所引用的资料不同，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哥老会的资料版本的混乱。在这本书完成以后，我把有的章节提交给学术杂志发表。在杂志编辑编发文章的过程中，我便经历过若干次本书所引用的原始资料和他们所查到的资料之间存在误差的情况。二〇二三年《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经历编校的时候，杂志编辑对我所引用的刘子扬、张莉编《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第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关于乾隆四十六年啯噜档案的每一个页码都有修正，于是我核对了手边的这本档案集，发现页码都没有错。那篇文章的责编也把他们所依据的原始文件发给我了，两相对照，奇怪的是，尽管出版社和出版时间都相同，但是页码却对不上。我手里面的版本是我二〇〇九年春季学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课时，在该校的东亚图书馆用相机一页一页拍摄的。至于说为什么会有页码的误差，仍然是一个谜。最后发表的文章，还是按照我手里版本的页码。
还有就是书名的困惑。《社会科学研究》二〇二四年第三期发表《“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看清样的时候，我发现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澳门留园出版社1941年）书名中的“中国”两字都被删掉了。经过和责编沟通，才发现双方对书名使用的差别。责编核对资料时，使用封面上由杨云史手书的“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便以此为书名，而我是按照学界对这本书的通常的叫法，以及本书每一页的书边所印的书名。更容易引起混乱的是，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却标的是《帮会革命史》。也就是说，这本书在书名上，本身就是矛盾的，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书名。
类似的麻烦，也出现在本书经常引用的卫大法师的著作中，如《中国的帮会》（重庆说文社出版部1946年）。书名的最后选择也颇费周折。这本书的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帮”字占了半页，下面是竖排黑字：“中国帮会青红汉留”。那么，可以理解为书名是《帮：中国帮会青红汉留》，或者也可以把“帮”视为装饰，那么书名也可以是《中国帮会青红汉留》，或者就简单一个字“帮”作为书名。但是在目录页，又说是“中国的帮会 目录”，那么这本书，也可以名为《中国的帮会》。不过，根据卫氏《袍哥入门》说：“余曾编有《帮》一书，是叙述帮会历史，红帮汉留，青帮理门。”那么，根据卫大法师，这本书可以简称为《帮》。但麻烦的是，本书的页边单页是整部书的名字，双页是每编的名字，每编从“一”开始编码。如第一编《帮会史》，第三至一百页，单页的边印“中国帮会史”，双页的边印“帮会史”；第二编《红帮》，第一至一百三十一页，单页的页边书名却变为了“中国帮会”，双页页边为“红帮”；第三编《青帮》，第一至七十五页，单页的页边也是“中国帮会”，双页页边为“青帮”。经过仔细斟酌后，为了更准确全面地表达这本书的内容，我还是决定用《中国的帮会》这个书名。
《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刘联珂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卫大法师还有一本书《中国帮会红帮汉留》，和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国帮会青红汉留》（《中国的帮会》）只有一字之差，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也都一样。这本书和《中国的帮会》内容有不少重复之处，但是《中国帮会红帮汉留》的第十一章“江湖通行隐语与手式及茶碗阵”（第180—207页）却是《中国帮会青红汉留》所没有的。这两本书，在作者、书名、封面设计、出版社、出版时间等方面都非常相似，极易搞混。选择《中国的帮会》这个书名，也避免了与《中国帮会红帮汉留》过于相似而可能造成的混淆。
《天涯》杂志二〇二四年第六期发表《从金台山、南少林到红花亭——袍哥的天地会起源传奇》，不久就收到某出版社很关心我写作的一位资深编辑托我的责任编辑李磊带来的话，请我务必仔细核对史料，因为他发现该文引用的资料有好多错误，还好心地提醒，如果我自己没有时间，可以请学生帮助核对。虽然我对资料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是我亲自核对的，但是我不敢保证完全无错。于是，我告诉李磊请那位编辑举一两个错误的例子发给我。那位编辑发来了一段文章中使用的刘师亮《汉留全史》的资料。经过仔细核对，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是不同版本惹的祸。关于刘师亮的这本书，我手里边就有四个不同的版本（感谢李恭忠兄提供了其中的三种），每个版本文字都有不同。
各种资料和各种不同的版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时间和人物的记载都充满着混乱。如郑君达的妻子，一些资料说是郭秀英，另一些资料又说是郭秀莲；他的妹妹，一些资料说是郑玉兰，另一些又说是郑玉莲，还有一些资料说他还有一个妹妹叫郑秀英（名字和妻子的一样）；关于福建南少林的叛徒，目前我所见到的，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名字：马福仪、马仪福、马宁儿和马二福。洪门人物的姓名也是相互矛盾，有的是“胡帝德”，有的是“胡得帝”；有的是“桃必达”，有的是“姚必达”；有的是“李识弟”，有的是“李色智”；有的是“林永昭”，有的是“林永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本书的读者发现鲁鱼亥豕、乌焉成马的混乱，不必过于惊异。虽然我在书中尽可能地予以说明，但是也难免仍然会存在类似举例中的情况。
和国内许多同行的做法——先发表论文，然后编辑成书——不一样的是，我是先完成书稿，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把有的章节作为论文发表。这个研究，一共发表过九篇论文。感谢杂志的责编在编稿过程中间发现的问题，让本书也避免了许多错误。下面是根据本书论文内容的顺序发表文章的具体信息，这里向杂志和责任编辑表示感谢：
《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19—38页，本书第一、二章）；
《“啯匪”和“会匪”——哥老会起源的新思考》（《四川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5—27页，本书第三、四章）；
《“开山水堂”“拈香结盟”和“烧会”——哥老会早期历史的史实钩沉》（《清史研究》2024年第3期，第28—43页，本书第五、六章）；
《“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3期，第177—189页，本书第七章）；
《故事讲述与历史建构——洪门传奇背后的政治与生存艺术》（《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第5—16页，本书第八章）；
《从金台山、南少林到红花亭——袍哥的天地会起源传奇》（《天涯》2024年第6期，第12—31页，本书第九章）；
《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四川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80—98页，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三章）；
《袍哥的精神和组织起源——卫大法师“汉留四书”的解读》（《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第5—17页，本书第十一章）；
《“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清华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第21—41页，本书第十二章和结论）。
我要特别感谢孙江和李恭忠，他们两位是最早全文阅读这本书的朋友，而且两位都是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权威学者。他们都曾在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的指导之下攻读研究生。蔡先生是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领军人物，我在一九九一年出国之前也和他有直接的交往，他是我最崇敬的前辈历史学家之一。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也受到他开拓性研究的启发，虽然我和他在观点上有许多商榷和讨论。非常高兴他的两位高足对这个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
原书分为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都是利用档案以及精英的记录，后两个部分都是利用袍哥自己的文献。孙江在阅读了这本书以后，提出不如把前两部分合并在一起，称为“‘他’说的历史”，后两部分合并在一起，称为“‘我’说的历史”。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觉得这本书的结构一下子就显得非常合理，主题也变得鲜明。由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他”说的历史是“实在的”历史，“我”说的历史是“象征的”历史。这对我非常有启发，于是我在这两个概念上予以充分的发挥。
恭忠兄对书稿阅读得非常仔细，除了在全书稿上做了许多批注，他还另外撰写了一篇题为《“边缘声音”的可能及其限度——王笛教授〈开山令〉读后》的长文（一万八千字），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真知灼见。我采纳了不少他的建议，对书稿进行了修改。他的许多见解对我认识哥老会非常有帮助，在后续研究中，我将仍然受益。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恭忠对我过于依赖卫大法师的著述这一做法有所保留。我同意恭忠对卫大法师著述不严谨、追求商业化，甚至粗制滥造（如上面我提到《中国的帮会》一书书名的混乱）的批评；不过，由于卫大法师是袍哥历史最详细的讲述者，在袍哥资料相对缺乏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袍哥历史讲述全面性的情况下，卫大法师提供了最丰富的袍哥“‘我’说的历史”，所以我在这本书中，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讲述。
我要感谢成都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们让我有机会长时期地挖掘有关袍哥的档案资料。我要感谢美国王安汉学基金、美国富布赖特资深学者计划（Fulbright Senior Research Scholar）、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基金（CPG）对这个研究的资助。感谢罗威廉（William T. Rowe）、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包筠雅（Cynthia Brokaw)推荐申请有关研究基金。感谢杨凯茜女士——虽然我和她从未谋面，也没有过任何联系——她曾一度把袍哥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题目，查阅了许多关于袍哥的档案，后来由于她研究题目的改变，她所收集的关于袍哥的档案留给了原祖杰教授保存，感谢祖杰兄又把这些资料转交给我，让杨女士挖掘的档案能够物尽其用。另外，感谢周成林为这部书整理了不少资料。
在澳门大学，我的许多研究生为这个课题做了不同的贡献，特别是帮助把各种文献输入电脑、整理资料等等。感谢安劭凡、焦洋、刘书慧、李麒鸣、吴玉莹、郑婷妤、熊椰、庞博义等。我还想感谢澳门大学历史系二〇二四年春季学期修研究生阅读讨论课（Advanced Reading Seminar）的同学们。在那一学期，每周三小时的讨论课结束前十分钟，我会请他们谈谈对于预先分享给他们的本书章节之感想或者他们发现的问题，以及任何建议。他们对本书早期版本的修改提出了很好的想法。特别是张锐和王乐萱，每次都很认真地阅读，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最后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磊。作为一名同时也在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她对稿件的要求很高，经常提醒我要写得好读、知识点不要太碎、多一些连贯的人物和故事，所以我也试图避免枯燥的语言和表达，尽量写得生动一些。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基础上，我努力让这本书走出专业的象牙塔。不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要由读者去判断了。更重要的是，她建议这本书稿请孙江和李恭忠看看，在秘密社会研究的专业性上进一步把关，也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本书线索复杂，人物众多，历史、传说和神话交织，为了帮助读者读起来更有头绪，李磊建议在书的前面列出“地图和插图列表”，在书的后面附了四张图表——“重要词语解释”“哥老会自述的组织源流”“袍哥自述的早期领袖”和“重要的时间线索”。她还建议在书中放入七幅清末四川地图，便于读者阅读叙事时参照地理方位。她对书的装帧设计也做了精心思考，例如从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选了十七幅人物图像，在每章首页分别放了一幅，既有装饰美，也有历史感。她还从每章中选出了一段最能反映作者思想的话放在了篇章页，向读者提示本章的要点。她对全书进行了多次认真、细致、严谨、专业的编校，保证了本书的高质量出版。
本文是王笛为新著《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所写的后记，本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