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编者的话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正经历深刻变局。单边主义抬头、信任赤字加剧，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此关键时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已非可选项，而是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必答题。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之问，为变革中的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的感召力不仅在于其对现实挑战的精准回应，更在于其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合共生”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以人为本”的民生观构成了全球治理倡议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制度设计，升华为一种文明层面的价值引领。
在实践中，全球治理倡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务实行动为导向、以多边协商为路径，致力于将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全球公共产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温度的中国样本。
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本刊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围绕“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推出一组文章，供读者参考。
金砖共济：新开发银行的南南合作
曹 政
在全球金融治理版图上，占全球人口四成以上、按购买力平价经济总量已超越七国集团的金砖国家，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核心金融机构中缺乏与其体量相称的制度性话语权。这种结构性失衡折射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与当今世界力量对比之间的深刻错位。改革这一体系、探索南南合作新路径，成为金砖国家的共同使命。2014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新开发银行”）在巴西福塔莱萨应运而生，以“主权平等”的治理架构打破“出资即掌权”的传统逻辑，以“和衷共济”的合作精神超越“援助—受援”的南北关系定式，是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深刻诠释。
应运而生的南南合作金融平台
从2001年金砖国家概念提出，到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五国格局形成。2014年7月成立的新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500亿美元，由五国均摊。首任行长来自印度，总部设于中国上海。2015年7月，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成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
截至2025年底，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准贷款项目超130个，总额超420亿美元。成员国从5个扩展至13个，覆盖全球南方主要区域。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开发银行总部，肯定新开发银行是“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创举”。2026年5月，新开发银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行长迪尔玛·罗塞芙宣布银行进入第二个“金色十年”。
第二个“金色十年”的战略布局
迪尔玛·罗塞芙在2026年年会上指出，地缘冲突、单边制裁、贸易战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破坏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最不发达国家和最困难群体承受远超其比例的痛苦。债务水平上升推高融资成本，全球流动性向发达经济体集中，流出新兴市场。银行资产和负债两端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元，去美元化进程缓慢。金融市场正经历证券化、数字化、代币化三次变革。这三重挑战构成了新开发银行必须直面的现实困境。
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4月访问新开发银行总部时，为第二个“金色十年”指明了方向：践行初心、练好内功、开拓进取。
践行初心，即紧贴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截至2025年底，新开发银行批准项目覆盖清洁能源、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本币融资被列为战略优先。目前，近30%的项目以本币融资，到2031年将超45%。
练好内功，即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创新。新开发银行将聚焦能源转型与数字化转型，探索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及代币化等新技术，愿景是成为“更大、更绿色、更数字、更创新、更敏捷、更合作”的21世纪多边开发银行。
开拓进取，即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40%，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但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严重不足。通过扩员，新开发银行正从“金砖机制”向“全球南方平台”转型，强化其作为全球南方统一声音和平台的作用。
新开发银行的价值在于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主导模式的南南合作新路径。在治理层面，它打破出资越多，权力越大的传统，坚持主权平等，让全球南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有席位、有声音、有影响力；在发展模式层面，金砖各国经验汇聚为南南合作的知识共享和技术互鉴基础；在金融自主层面，中国明确支持新开发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加强对接，帮助成员国获得更多自主发展空间。
南南合作的范式意义
新开发银行十余年历程的深层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非替代性”的增量选择，即在体系之内开拓新的制度空间。它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也证明了南南合作可以超越简单的“援助—受援”关系，走向真正的共商共建共享。
当然，新开发银行扩员后的治理适应性、美元化的进程、从“金砖机制”向“全球南方平台”转型的定位问题等，都是现实课题。新开发银行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定义将不仅在于雄心，更在于实现转型的能力。
新开发银行的实践表明，当合作取代对抗、共享取代独占、平等取代依附，全球治理的变革便有了现实的可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新开行的第二个“金色十年”必将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于《上海宣传通讯》
2026年第17期“专题”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