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立足当下的伟大实践，也可从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重心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并逐步发展为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不断开辟新的革命思想文化阵地，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在文委的领导下，成立一系列左翼文化运动团体。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同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此后，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社联与左联等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并肩作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在此过程中，社联尤为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致力于社会科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让理论从书斋走向民间。对此夏衍认为：“没有‘社联’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在中国迅速普及的。”
中国社联成立报道
理念发轫：
面向青年与工农的宣传探索
社联成立初期，其纲领便明确将“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作为主要任务，并为此设立编辑出版委员会（后改为编辑部）。该部门除负责出版社联直属的各类社会科学杂志外，还制定了系统性的丛书出版计划。社联希望通过出版丛书的方式，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
实际上，这种以丛书形式传播理论的做法，在社联成立之前便已开始探索。这些早期实践，为社联后来的丛书出版提供了重要参照。社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出了自己的丛书计划。计划分为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两大板块。初期拟定为十二种，每月出版一种，每种约五万字。其中，基础理论部分包括“唯物辩证法”“历史的唯物论”“经济学”“政治理论”等；实际问题部分涉及“中国经济问题”“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民运动”“今日之太平洋问题”“苏联的建设”等。对于这些题目的选择，编辑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基础理论从世界观方法论入手，最终归结到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线索，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实际问题直接回应中国社会的紧迫现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内容编撰上，社联特别强调“文字要大众化，组织要系统化……”，并呼吁全体盟员“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支持这一出版计划，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而斗争”。
除了计划出版面向青年的丛书，社联明确“工农教育的工作是社会科学大众化主要的任务”。为此，社联专门成立了工农教育委员会，计划编印《国民党为什么不打日本》《中国的工农》《怎样才能复兴中国农村》等若干种工农读物。这些读物每册约五千字，编写要求与丛书一致，既要“严格地站在马列的立场上，阐发正确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又要“文字须求通俗，竭力避免术语的应用，最好多举实例来验证理论”。这些出版规划彰显了社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论自觉与初步探索。
运动高潮：
大众化运动的全面展开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之初，文艺大众化率先被提出，左联积极倡导用大众能懂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文艺创作。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一理念逐步从文艺领域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
1931年，瞿秋白在为文委起草的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指出“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革命的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科学运动，必须和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根据这一指示，社联在其内部开始提出社会科学大众化的宣传口号。
随着社联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又成立了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着力培养进步的年轻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数最多时近千人。社联经常派出盟员对各社研支部作具体指导或学习辅导。当年作为上海交大学生的汪道涵也参加了社联，他后来回忆道：“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在工程馆开会。几个人总聚在一起看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对《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我们更有兴趣一点。”
1933年，随着艾思奇加入社联并出任研究部负责人，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渐成声势。1934年6月，经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他坚持以《申报》“读书问答”栏目等为阵地，积极回应读者关切，将社联的社会科学大众化理念付诸实践。1935年，艾思奇将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的文章以《哲学讲话》为书名结集出版，后经修订改称《大众哲学》。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甫一问世，便在全国引起轰动。其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叙述方式，打破了哲学艰深晦涩的旧印象。这本小册子激励了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唤醒并动员了群众。
这一时期，除了艾思奇外，许多社联盟员都积极投身社会科学大众化的运动。1934年8月起，柳湜陆续在《新生周刊》“街头讲话”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社会科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文章，后结集出版为《街头讲话》。从1935年起，陈唯实陆续编写了《新兴社会科学讲话》《通俗辩证法讲话》等多种通俗著作，其中《通俗辩证法讲话》出版仅四个月即印行三版，销售六千余册，即便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仍在地下渠道不断翻印传播。与此同时，沈志远出版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通俗哲学讲话》《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李平心出版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唯物论讲话》《社会科学论文选集》，胡绳撰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及一系列通俗哲学文章，共同将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
“社联”出版的部分期刊
历史回响：
大众化实践的深化与启示
1935年夏，随着文委重建以及文总改组，社联改组为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仍简称为“社联”）。社联常委会根据文总要求制定了《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规定了社联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的盟员为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要进行社会科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工作。”
社联在推进社会科学大众化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在传播理念上，社联认为大众化不只是把理论写得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传播者要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他们提出“生活要与对象同化”，即“去接近工人，生活要工人化；去接近学生，生活要学生化”。这种“以对象为中心”的做法，使大众化实践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实践体系上，社联把重心放在青年和工农两个群体上。一方面，通过柳湜、艾思奇等人编写通俗读物、开展读书指导活动，走近青年学生；另一方面，通过工农教育委员会计划编印面向工农的系列读物，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工农大众里去”。同时，他们还利用壁报、标语等大众传播方式扩大宣传，使大众化运动与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这场由社联发起的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唤醒了大量民众，为革命事业凝聚了广泛力量，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留下了启示。
一是筑牢学术根基。社联的先驱们之所以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普及，一大关键在于他们不是照搬照抄。今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从中华文明宝库中汲取丰富学术资源，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是植根现实沃土，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彰显学术价值。社联当年提出“理论与行动的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问题的研究，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对社会性质、国情状况、革命任务等重大问题深入剖析，助力我们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前途等重要问题，进而推动实际的革命斗争。今天，哲学社会科学要“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质上就要求我们走出象牙塔，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能沦为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应延续社联开创的社会科学大众化传统，把握好大众学术与专业学术的关系。一方面，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力量；另一方面，要让学术走向大众、深入浅出，使理论既有厚度，又有温度。
三是加强基础研究，在夯实体系中实现行稳致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支撑。社联在推进大众化运动的同时，推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最早的一批学术论著，如李达《社会学大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艾思奇《大众哲学》、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杨贤江《新教育大纲》等，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主要学科，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就没有持久的学术创新；没有完备的学科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就成了空中楼阁。今天，新时代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等基础学科建设，重视“冷门绝学”的传承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增长极，使学科体系既根深蒂固，又枝繁叶茂，以扎实的根基支撑学术行稳致远。
作者：王为松 齐超儒 上海市社联
原载于《解放日报》2026年9月1日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