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
沈兢儒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和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
门店一夜关停，预付费用追索无门，原本旨在便利生活的消费模式，却频频失序，让许多消费者陷入维权困境。在我受理的这起案件里，一位姓吴的男士就碰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到底是正常倒闭，还是骗钱跑路，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而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办理本市首例“职业闭店人”诈骗案时，最核心也最难解的死结。
看似“正常倒闭”，实则“流水线收割”
近年来，由于经营不善、房东收房、老板跑路等原因，健身、教培、美容门店突然关门跑路的事件屡见不鲜，消费者维权也是举步维艰。然而，2023年起，上海有一系列案件非常蹊跷，在嘉定、宝山、闵行、普陀等地的多家健身房都上演了类似的场景，即长期亏损、欠租的门店突然更换老板，新老板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长期卡大促吸金，然后三个月左右关门，老板失联。警方顺着投诉对几家门店的转让协议、售卡流水等内容进行交叉比对，发现看似无关的倒闭潮都指向了同一个人：陶某某。
陶某某不亲自当老板，而是花几千块钱找一些无关的路人、甚至职业背债人当门店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实质上就是拉来背锅的“假老板”，一旦出事，追责也追不到他头上。他接手门店几乎没花什么钱，接着立刻推出“三年卡1999元”“终身私教半价”这种明显低于成本价的促销，疯狂吸一波现金。等钱收得差不多了，房租、工资统统不付，直接关门，换个区、换个店名，再来一轮。
这不是做生意，这是一条专门瞄准老百姓预付卡资金的黑色流水线。可陶某某到案后，一口咬定自己只是“经营失败”，还反过来说我们冤枉他，声称只是市场不好，自己也亏钱了。
撕开伪装，“民事纠纷”的表象实质是“刑事责任”
刚接到案件时，我们压力非常大。本市从来没有把“闭店跑路”认定为刑事犯罪的先例，民事纠纷和诈骗犯罪之间的那条线，模糊得像一层窗户纸。我们如果捅不破，吴先生他们这些受害者的钱就永远追不回来，此类行为就会一直猖獗。那段时间，我和同事整天泡在成堆的账本和转账记录里。要做的不只是找到骗钱的证据，更要证明，他根本不是亏本后跑路，而是在接手之前，就计划好了一切。
我们调出了股权转让协议、他招募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关门前疯狂卖卡的流水，还有拖欠房租、工资的凭证。所有证据串成一条线，证实了他事前就设计好“零元接店—换假老板—低价吸金—拖欠费用—关店跑路”的完整计划。钱到了个人账户后，不是用于门店经营，而是直接转移、挥霍，再到另一个区故伎重演。这样只靠低价套餐吸纳预付资金，事后刻意转移资金、异地循环作案，绝非经营亏损后的被动欠债，而是事前通谋、有计划实施的合同诈骗。我们明确以合同诈骗罪定性，戳穿其“正常做生意”的虚假说辞。
这是真正的诈骗，绝对不是亏损！
铁证面前，他低头认罪
定性解决了，更麻烦的还在后面。作案周期长达一年，受害人数众多，账目杂乱，如何区分正常经营支出与诈骗敛财金额是关键。而且，案件横跨上海四个区，前前后后多家门店，每一笔充值、每一堂课消耗、每一分房租水电，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到底哪些钱是正常经营花的，哪些钱是被他私吞的。光银行流水和支付记录就有上千条，我们一笔一笔核对，委托专业审计做了资金流向全图，最后精准锁定了犯罪金额。
为了击破陶某某的狡辩，我们联合院信息技术创新实验室，用大数据做了“消费者充值—门店收款—转入个人账户—挥霍使用”的资金轨迹图，在科技面前，一切都清清楚楚。同时，我们串联了四个区的闭店投诉、工商变更记录和受害者笔录，发现他的作案手法居然高度标准化，连促销话术都懒得改。
当我把这些证据摆到他面前时，他无话可说、认罪认罚。2025年7月，我们以合同诈骗罪对陶某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判处陶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这是上海第一起被刑事追责的“职业闭店”。
案子办完了，治理还在继续
对我们而言，办案的价值不单看刑罚的轻重，更有意义的是让不少受害者拿回了部分被骗的钱款，并向社会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法律不会对“职业闭店”这种行为束手无策、放任不管。
案子办结后，我们联合行政机关开启了源头治理，通过行刑衔接移送行业违规线索，将本案暴露出的工商变更、预付资金监管漏洞线索移送市场监管部门，推动针对健身、教培、美容等预付式消费行业专项整治，严查频繁变更法定代表人、虚假转让门店的经营主体。我们还一体履职，由公益检察部门牵头，联合人民监督员走访辖区连锁健身机构，制发检察建议，列明“挂名法定代表人避责、超低价长期储值促销、资金无监管”等突出风险，建议行政监管部门督促商家完善资金管理、规范门店转让流程，从源头斩断职业闭店黑色链条。
撕开恶意闭店的层层伪装，厘清盘根错节的预付流向，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履职办案证明，“闭店跑路”绝非法律的灰色地带。打击“职业闭店”，整治预付乱象，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老百姓在消费时，少一分无助，多一分安心。
供稿 | 虹口区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