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诚予
原刊于《书城》2026年8月号
西方政治哲学的历史始于一次“下行”。公元前五世纪的一天，苏格拉底前往佩雷欧斯港观看本迪斯节庆典，却在这个混杂、喧嚣、暧昧的边缘地带，用言辞建起一座理想城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7a）。他后来以“κατέβην”（“我下到”）一词开启这段回忆。就此，“下行”成为哲学的起点。哲人暂离城邦中心，深入混沌的日常，是为了在众声的挤压与反诘中，检验并锻造那些关于正义与美好生活的洞见——唯有穿过港口的噪声、利益的纠缠与意见的碰撞，理念才不至于沦为空洞的宣誓，才有希望将灵魂引向高处，直视真理的太阳。
《政治学》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著
吴寿彭 译
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时间快进到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早晨，在都柏林湾的马泰洛塔楼顶，《尤利西斯》的主角之一斯蒂芬·德达路斯（本文所用《尤利西斯》译名、译文皆据刘象愚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背对这座圆形军事塔楼，沿着螺旋石阶向下走去。乔伊斯似乎有意重绘了苏格拉底的身姿。不过，这一次，剧本换了。
《尤利西斯》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刘象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
苏格拉底的下行是迈向理想的序曲，斯蒂芬的下行却更像无路可走的逃离。在这个被殖民耻辱、神权压迫与科学实证主义的傲慢重重包围的都柏林，“上升”之路早已封死，或者更糟，它通往另一种隐形的奴役，让人成为帝国的齿轮、教会的羔羊，或被民族主义的激情吞噬。既然高处被占领、被伪装、被许诺为救赎，实际生产的却是新的束缚，那么向下就不再只是姿态，而是仅剩的诚实。离开被僭主占据的“虚假卫城”，穿过堆满陈词滥调的学校，最终走向桑迪芒特海滩——那里只有光影迷离的感官洞穴和一片未知的、无言的迷惘……
这是一种痛苦但清醒的剥离，剥离那些由强权、伪史和迷信编织成的幻象，交出钥匙，放弃定义，让自己陷于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第一卷终了时所面临的绝境（Ἀπορία）。当垂直的超越维度失效，真理不再居于高处，一个人要想重新获得自我建构的契机，是否必须归于一无所有，将自身掷入绝对的下降？
“我要走上主的祭台”
《理想国》的开篇，苏格拉底在返回雅典途中被珀勒马科斯等人拦下，对方半开玩笑地声明：“你当然看到我们，我们有多少人？……你俩要么比这些人强，要么就留在这里。”（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327c）这部巨著，于是建立在一个耐人寻味的前提上：哲学不是在自愿的闲谈中诞生的，而源于力量关系先行确立的场景里被迫以言辞争取行动空间的需求。作为弱者，苏格拉底必须做两件事：一方面说服对方，另一方面在更深的意义上“胜过”对方——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把对方的强制转化为对话的契机。理想政制的想象与哲学的发生，都带着一种原初的悖论：它们从多数对少数的强留开始，却反过来要求以理性重新分配何为“强”，何为“正当”。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扬 译注
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尤利西斯》的开篇与此形成了精妙的呼应。都柏林的清晨，壮硕的医学生雄鹿穆利根站在马泰洛塔的圆形炮座上，身披黄色晨衣，手捧盛满肥皂沫的碗，以神父般的庄重姿态对清冷的空气宣告：“我要走上主的祭台！”（原文拉丁语：Introibo ad altare Dei，出自《圣经·诗篇》）这本是弥撒起始最神圣的祷词，在他口中却只剩下戏谑。那把寒光闪闪的剃刀，也因此被重新祝圣：它成了一件现代圣器，不用于献祭，而用于切割、解剖与归类。
谁占据高处，谁就拥有权力。穆利根将斯蒂芬遮蔽在阴影当中。空间的高度直接隐喻着权力的大小。穆利根自然成为这座微型城邦的统治者，但他并非柏拉图笔下凝视真理的哲学王，而是一位“卫生”的君主——这既是指生理的卫生，也是道德与社会的卫生。斯蒂芬的忧郁、对亡母的执念、那些无形无质却真实压迫着他的痛苦，在穆利根的凝视下被迅速编码为“症候”，被轻巧地归入“精神官能症”的抽屉。被命名，就意味着被驱逐：它们被排除在穆利根所幻想的、清除了神秘与阴影的明亮世界之外——一个以消毒为美德的现代理想国。
塔楼里还有第三位居住者，来自牛津的英国人海因斯。在《理想国》中，“护卫者”（φύλακες）守护城邦、抵御外敌；乔伊斯的反讽恰在于此：海因斯是“护卫者”，却护卫着入侵者的秩序。他白天扮演温文的文化收集者，带着殖民者特有的猎奇与自信，搜罗斯蒂芬的机锋、爱尔兰的民俗碎片，仿佛在整理一套可供展示的精神标本。到了夜里，他又暴露出另一张脸，被梦魇追逐，幻想有黑豹来袭，只能枕着上膛的手枪入睡。那“黑豹”可以被读作一种回返的阴影：殖民秩序表面上讲求理性与治理，深处却仍依赖恐吓与暴力，并被自己制造的恐惧反噬。海因斯的存在提醒我们，所谓“文明的统治”并没有取消武力，只是把武力安置在更体面也更隐蔽的位置上。
这座小小的石塔成了现代困境的缩影。一把剃刀，象征理性化的切割与归类；一支手枪，象征秩序最终的暴力担保。二者共同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而斯蒂芬正夹在其中，感到双重窒息。他自嘲是“两个主人的奴仆”。在现实层面，他受制于大英帝国（以海因斯为代表）的政治经济权力与罗马天主教会的道德律令；在精神层面，他同时被外在的冷眼与内在的母亲鬼魂（代表着历史、罪责与不可解脱的伦理牵连）所撕裂。穆利根的“卫生王国”容不下亡灵的低语，也容不下负担与犹疑；它能处理身体，却无法安顿灵魂。因此，这个看似自由的塔楼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斯蒂芬的栖身之所。
第一章的收束，宛如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穆利根理所当然地向斯蒂芬索取了塔楼的钥匙——这把钥匙是居住权，是某种归属感与空间主权的标志。紧接着，他又轻蔑地取走了斯蒂芬口袋里仅剩的两枚便士。权力与金钱的交接，在戏谑与讽刺中完成，却冷酷得不容辩驳。当斯蒂芬转身回望，穆利根已脱去衣衫，跃入冰冷的海中，笑声与海浪声混在一起，消融在刺眼的天光水色里。那是属于纯粹肉体、感官与欢愉的天堂，仿佛海水能够洗净历史与幽魂，而斯蒂芬被排除在外，只能站在岸上，携带着无法消毒的记忆与负罪感。
“窃夺者”，斯蒂芬在心中给出判词。他交出钥匙，进行一种清醒的、决绝的自我放逐。正如《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被“强留”的那一刻，既是行动的禁锢，却也是哲学对话得以发生的起点，在乔伊斯的现代叙事里，“离开”意味着主动选择另一种下行：垂直下降，继而水平蔓延，走入凡俗琐碎与人际纠葛的密林。就在交出钥匙、转身离开的瞬间，斯蒂芬·德达路斯确认了自己的现代身份，他不是城邦的公民，也不是理念高处的攀登者，而是被迫在现实底部摸索出路的精神流亡者。
詹姆斯·乔伊斯22岁时的照片，这是1904年，《尤利西斯》的故事就定于这一年的6月16日
对自己的灵魂说谎
离开马泰洛塔的斯蒂芬，并未如释重负地步入开阔的自由。相反，他像是从空间的囚笼，又跌入了时间的墓地——迪西先生所在的学校。如果说塔楼象征着由虚假理性与殖民暴力共治的垂直结构，那么学校就呈现了一种更隐秘也更日常的压迫形式：它操控记忆、驯化语言、简化历史，系统地生产着麻木的心灵与顺从的思想。课堂与操场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个磨钝精神，一个鼓噪身体，把人稳定地送进既定秩序。在这出制度化的荒诞剧中，《理想国》里那些被苏格拉底逐一驳倒的幽灵——如鼓吹“强权即公理”的忒拉绪马霍斯，或满足于“欠债还钱”式世俗正义的克法洛斯——悉数复活，悄然潜入。
荒诞剧的第一幕在沉闷的教室里展开。学生们用干瘪、机械、毫无波澜的语调诵读弥尔顿的《利西达斯》。那本是关于死亡、信仰、牺牲与救赎的挽歌，其深处的哀婉与追问，正足以触碰斯蒂芬因母亲去世而撕裂的伤口。然而在“教育流水线”上，诗歌被切割成可计量的部件：语法结构、词汇清单、格律划分……柏拉图寄望以教育实现灵魂的转向，使目光从暗处移向光明（同上书，529a-b），但这里发生的恰是可悲的反转，它将活生生的、蕴含生命力的精神结晶固化为一具可供反复解剖的冰冷尸体。
正当室内进行着对精神的阉割时，窗外的操场上，荒诞剧的第二幕正以另一种原始的方式上演。曲棍球场上，少年们呼喝着，挥舞球杆横冲直撞，身体激烈地碰撞，原始的竞争本能与未加驯化的暴力在阳光下赤裸裸地宣泄。这个场景，仿佛忒拉绪马霍斯亲临——“正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同上书，338c）。柏拉图主张，体育应服务于塑造节制、勇敢的品格，使身体成为和谐灵魂的居所（同上书，442b-c）。然而，在这个帝国教育体系的末梢，体育被异化为对赤裸裸的竞争力和身体优势的崇拜。斯蒂芬看得分明，这套系统所要锻造的，是体格强壮、服从命令却思维简化的帝国护卫者。
身处其间，斯蒂芬的授课成了绝望中的微弱反抗，却也因此扭曲变形。他试图用“狐狸埋葬祖母”的古怪谜语抓住学生们涣散的注意力。这行为本身，已与苏格拉底那种以追问引导对方发现自己内心真理的“助产术”南辕北辙。苏格拉底以追问引人抵达共同的、可检验的真理；斯蒂芬的谜语却更像把他私人的噩梦伪装成教学机巧，诱人进入他的内心迷雾，教师身份残存的权威被他用来短暂地夺回场面，但无法建立真正的对话。
斯蒂芬走进校长迪西先生的办公室，打算领取微薄的薪水后便彻底离开，却发现自己从忒拉绪马霍斯的竞技场又被移交到了克法洛斯的会客厅。迪西正是《理想国》开篇那位富裕、年老、满足于世俗安稳的克法洛斯的现代翻版。克法洛斯将正义简单地等同于“说实话”和“欠债还钱”，迪西则进一步把它会计化为一本道德账簿：以不负债来证明清白，以储蓄与投资来证明德性。克法洛斯欣慰于年老使他摆脱了欲望这个“发疯般的主人”（同上书，329d），迪西同样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混乱，轻巧地归咎于“女人的不忠”等陈腐的道德寓言。通过这种粗劣的归因，他为自己搭建起一个虚浮的道德高地，从那里俯视世界，仿佛一切都可被轻易审判。
道德的傲慢往往暴露智识的怯懦。当斯蒂芬试探性地触及历史的复杂，尤其是那些被帝国叙事过滤、粉饰甚至抹除的残酷片段，迪西立刻亮出他那面万用的盾牌：“历史是一场向着伟大目标前进的运动……是神的显现。”在廉价的目的论与神正论框架下，具体的苦难、殖民的暴行、制度的不义，都被消解为通往某种神圣宏大叙事的必要代价，或被直接过滤出视野。柏拉图出于城邦团结的考虑，谨慎地提出可能需要“高贵的谎言”来维系共同体（同上书，414b—415d）。但迪西的谎言既不高贵，也不为共同体负责，它只服务于他个人的安稳。为了维持内心那幅自洽、整洁、自我满意的世界图景，他主动篡改、回避、简化真相。这正触及柏拉图所指的那种更深的败坏——“对自己的灵魂说谎”（同上书，382b）：无知，且以无知为真；不仅看不见裂缝，还把裂缝涂成光。
至此，斯蒂芬腹背受敌。门外，是在竞技暴力中学习“强者逻辑”的少年；门内，是坐在克法洛斯的躺椅上，用账簿、成见以及对历史的剪裁构筑虚妄全能的校长。在这个彻底反向的理想国里，智慧向偏见屈膝，精神生活被挤压得无处存身。更讽刺的是，迪西通过删减历史获得虚妄的安全感，斯蒂芬则通过制造晦涩谜语获得短暂的自保。两者本质上都是逃避——以不同方式回避那个粗糙、矛盾、令人不安的真实。
因此，斯蒂芬必须再次出走，必须舍弃这个由曲棍球棒的撞击声和陈旧历史碎片填塞的空间。寥寥无几的硬币，无法赎回他精神上的自由。他必须走向更开阔也更荒芜的场所，去亲自触摸、感受甚至吞咽那个未经权威消毒、未经道德粉饰的物质世界。
洞壁上的影子
斯蒂芬独自站在那片陆地与海洋彼此侵蚀、界限模糊的桑迪芒特海滩，试图发动一场针对自身存在的最后反击。在此，他仿佛踏入了纯粹的本体论实验场：一个孤独的意识，能否在拒绝外部世界之后，仅凭自身，重新为存在立法？
这场实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近乎诺斯替主义的孤傲——贬低物质世界，认为它是黑暗、腐败的造物，而灵魂属于一个纯粹光明的彼岸。斯蒂芬试图切断那些不断涌来的、令人不安的感官信息：腐烂的海藻、被潮水推上岸的污物乃至整个黏稠的物质现实。他闭上双眼，对抗着“可见事物不可避免的形态”，仿佛只要拒绝观看，现实就会失去强制力。这是对柏拉图“洞穴寓言”的一次激进翻转。在柏拉图那里，囚徒转身、走出洞穴、直视太阳，象征着灵魂从影像走向真相的上升之路。斯蒂芬却反其道而行：他试图证明，只要紧闭双眼，整个洞穴（世界）就可以在他的意识内部被解构与重组，他自己将成为宇宙的唯一创造者与立法者。
然而，肉身的存在有着不容置疑的质朴逻辑。当他因生理需求、疲惫，或仅仅因为意志无法无限续航而不得不睁开眼时，现实给出的回击冷酷而精准。世界没有丝毫改变：腐烂仍在继续，浑浊仍在翻涌，令人生厌的废弃物仍漂浮其间。他用意志搭建的精神宫殿，在感官恢复的一瞬间坍塌，砸落在这片物质废墟上。
在这片认知的荒原上，斯蒂芬经历了一场逻各斯的流产。“逻各斯”意味着理性、言说、秩序、可沟通的意义。当他看到两个手提袋子、步履蹒跚的助产士老妇人从沙滩走过时，他的思绪诡异地滑向了“肚脐”。在他那充满象征意味的凝视中，肚脐仿佛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一个曾经连接个体与生命源头（母亲、伊甸园、太初）的遗迹，如今只剩下无用的疤痕。这意象暴露出他深层的隔绝感：他渴望意义，却又断绝了意义生成所必需的联系。
这里恰可反照苏格拉底的“助产术”。苏格拉底自称无知，只通过对话帮助他人分娩出自身所含的真理。思想和生命一样，必须穿过某种“产道”，而产道总是指向他者，指向回应、反驳、修正与共同检验。思想若要出生，离不开关系。由此，“一个人的苏格拉底”本身就是悖论：当斯蒂芬封闭感官、驱逐世界，他也就抽走了思想赖以呼吸的空气。他妄图在自我意识的“子宫”里独自孕育真理，结果只能是概念胎死腹中——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把聪明用在了切断联结上。
这种创造力的彻底枯竭，很快在一个极具侮辱性的身体场景中被推向极致。斯蒂芬，这位自视甚高的年轻艺术家，一边在脑中酝酿着关于吸血鬼的、“可能不朽”的诗句，一边手指却下意识地探入鼻孔，抠挖出一团污垢，随意地将它抹在冰冷的岩石上。这是一个残忍的并置、一次突如其来的降格，伟大的诗作与卑琐的鼻垢一并显露为封闭系统的排泄物——无论是身体的代谢，还是孤立心灵的自我循环，最后都只能产出废物。艺术的神圣姿态在一个不雅的动作前被瞬间推倒。
为了做最后的智性抵抗，斯蒂芬祭出最复杂也最绝望的武器：一个在脑中轰鸣、强行焊接而成的庞然怪词——“contransmagnificandjewbangtantiality”。这是一面试图映照终极真理却布满裂痕的镜子。要理解这面镜子为何必然碎裂，必须回到它戏仿的历史原型：公元四世纪的三位一体论争与阿里乌(Arius)式的经院雄心。
这个词精准地模拟了那种“以概念统治奥秘”的野心。阿里乌毕生心血都耗费在一个希腊字母“i”（iota）的微妙差别上：圣父与圣子是“同体”（homoousios）还是“类体”（homoiousios）？一个字母之差，关乎基督神性的核心，甚至引发了席卷帝国的神学与政治风暴。阿里乌想要用人类最精密、最宏大的逻辑与语言，去界定那不可言说的神性，为天国建立起一套可计算的语法。斯蒂芬此刻所做的，正是把这种经院智慧移植到自己的意识里，用私密而复杂的语词堡垒，抵御海滩上那令人不快的物质真实。
乔伊斯（右）与最早出版《尤利西斯》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老板西尔维娅·比奇
乔伊斯在这个堡垒内部埋下了一个自毁装置：“－bang－”。这个拟声词，模拟突然、剧烈、不雅的爆裂。正是这个音节连接起遥远的神学笑话与切肤的肉身创伤。它首先指向阿里乌之死：毕生争论本体与位格的神学家，在一次胜利游行的途中突发腹痛，匆忙冲入公厕，随后在一声剧烈的“爆裂”声中肠穿肚烂而死。这个描述无论是否来自论敌的丑化，作为文化想象的力量都异常清晰。至高的精神野心，可能被最低的生理事实以最不体面的方式终结。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个“bang”也回荡在乔伊斯家族的阴影中：他心爱的弟弟乔治早夭于腹膜炎，而作家本人最终也死于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于是，“裂开的肚子”不再只是历史轶闻。思想飞升得越高，它越被一根看不见的脐带牵制，将把“宏伟的可颂扬之物”（magnificand）拴在那具必朽、脆弱、随时可能背叛意识的身体上。
这个混杂着历史灰烬与家族伤疤的“bang”在桑迪芒特海滩上空回荡，它最终并不通向某种更深奥的真理，而是滑落为犬吠与腥臊的日常。不远处，一只狗抬起后腿撒尿，继而嗅闻腐尸。排泄、腐烂、食腐的本能以最蛮横的方式宣告“物质的不可取消”，嘲弄着斯蒂芬那套脱离生命气息、只在概念之间自我增殖的语言游戏。
随着这声“bang”与犬吠，斯蒂芬苦心经营的“一个人的苏格拉底”计划彻底破产。私造的语言无法替代公共的对话，神学的逻辑也无力延缓肉体的腐朽。第三章的末尾，斯蒂芬独自坐在岩石上，凝视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没牙的金切”，衰老、残缺，毫无英雄气概，无从自证，两手空空。
这彻底的智性破产与自我认知的瓦解，或许正是柏拉图哲学中那个关键概念“绝境”的现代写照。在《理想国》第一卷的结尾，苏格拉底在驳斥了种种关于正义的流俗定义后，自己也陷入了“不知正义为何”的绝境。但两种绝境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苏格拉底的绝境是方法论的，揭示他人（也包括自己）论证的内在矛盾，清除通往更高真理的障碍；斯蒂芬的绝境则是存在论的，不是在追问某个概念的定义，而是整个追问方式本身、那种试图以孤立意识垄断真理的姿态已经破产。苏格拉底的“不知”开启了对话的邀请；斯蒂芬的“不知”则宣告了独白的失败。
这种承认“无知”的诚实与勇气，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那个试图垄断真理、自封为世界立法者的傲慢自我，必须在此坍塌。只有经历这空无一物的荒芜，只有承认自己与那具会排泄、会腐朽的肉身一样有限，才能清空那个被各种教条、创伤和虚妄自我填满的容器，他才可能真正向“他者”敞开——无论是对即将遇见的利奥波尔德·勃鲁姆，还是对他一直试图逃离的、粗糙而真实的生命世界本身。海滩上的失败，由此悖论性地成为通往真正对话甚至重生的必要门槛。
“我不侍奉”
至此，斯蒂芬·德达路斯完成了一场漫长、痛苦却绝对必要的精神清空，站在自我与世界的双重废墟之上。
要理解乔伊斯为何在前三章近乎残忍地解构他的年轻主人公，或许可以借用柏拉图“爱的阶梯”（《会饮》）这一概念。年轻的斯蒂芬曾痴迷于攀登这架无形的阶梯：他试图超越具体的、令他不安的物质以及纠缠他的历史噩梦与肉体本能，渴望从个别的美不断上升，最终直达“美本身”，抵达那个绝对、永恒、抽象的理念世界。他犹如神话中的伊卡洛斯，用父亲德达路斯制作的精巧而危险的蜡翼，奋力飞离他认为缺陷重重的克里特岛，飞向太阳。
海滩上那根象征着与生命源头、与他人的连接都已被切断的脐带，那首关于吸血鬼的、最终未诞生的“胎死腹中的诗”，尤其是那声“bang”——这些关于断裂、腐烂与崩解的意象，无一不是强大的、向下的重力，强行将伊卡洛斯般的斯蒂芬从他幻想的光明天界，拽回粗糙、湿润、充满局限的“地面”。那个试图“成神”的年轻艺术家必须象征性地死去，一个可能的、真正的艺术家才能诞生。
这场持续的下行，是一种深刻的回归——回归到存在最基本、最不可取消的基底。只有当那个被各种理论、创伤、傲慢和恐惧塞满的自我被清空，那些未经定义的、粗朴的、来自他者的真实生命经验才可能流入其中，与之发生化学反应。正是在海滩岩石上承认了智识的一无所知与面对肉体生命的无能为力之后，斯蒂芬才真正做好了准备，去遇见他过去或许会不屑一顾的那个人——利奥波尔德·勃鲁姆。
但这绝非一个浪漫或宗教意义上的拯救故事。勃鲁姆本身就是一个深陷于生活泥沼的流亡者、在厕所里读廉价报纸的广告推销员、喜欢吃散发着腥膻气的煎羊腰子的犹太人，是一个丈夫与失去了亲生儿子的父亲。他与斯蒂芬，是都柏林这个现代洞穴里两条偶然交汇的线。
他们的相遇，建立在一种存在性的错位与共鸣之上。一个是精神上渴望寻得一位真正父亲的儿子；另一个是肉体上失去了儿子、在人群中承受着无形孤独的父亲。一个被困在过剩的、自我指涉的理智迷宫中，几乎被抽象思考窒息；另一个则深深沉浸于温热的、琐碎的、有时显得粗俗的感官世界，在其中寻找慰藉与理解。勃鲁姆所能给予斯蒂芬的，绝非柏拉图式的“真理”，甚至不是答案，而是一种斯蒂芬极度匮乏的能力：对这不完美、充满苦难、时常肮脏鄙俗的世界报以无条件接纳与平凡同情的能力。这种“水平真理”不是超越性的启示，而是共在性的陪伴。
于是，《尤利西斯》前三章的终结，庄严宣告了斯蒂芬个人追寻的“垂直真理”体系的彻底坍塌。对抽象理念的孤绝攀升之路已被证明是条死胡同。但这同时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向，即开始回归“水平真理”。斯蒂芬被“遣返”到了柏拉图比喻中那个昏暗的“洞穴”——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喧嚣、潮湿、弥漫着各种气味的都柏林。他必须去拥抱那个“虽然必朽，却唯一实存”的生命本身。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见过“善”的哲人不能贪恋光明界的静观，他们有义务回到洞穴，承担治理的责任，哪怕那意味着再次面对影子与纷争。然而，斯蒂芬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见过真理之光后主动返回，前者却是在追寻真理之光的途中就已坠落，从未真正抵达。或许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悖论：在一个“诸神隐退”的时代，下行是承认无知后的重新开始。
斯蒂芬交出了塔楼的钥匙，清空了自己的骄傲。现在，他两手空空，走向人群，走向勃鲁姆，走向等待他用双脚而非翅膀去重新度量的、属于“其他人”的世界。那句古老的誓言——“我不侍奉”（原系拉丁文Non serviam，出自《圣经·耶利米书》，撒旦拒绝服从上帝时说出这句话）——也在此获得新的含义：不再侍奉僭主式的理性、帝国式的历史或唯我式的精神洁癖，在拒绝虚假的主宰之后，学习与他者共居，承担在场的重量。真正的旅程，此刻才刚刚开始。“你们必须再下去，每个人都要下去，去到其他人居住的地方。”（同上书，52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