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狄霞晨
原刊于《书城》2026年8月号
宋炳辉教授新著《游弋与守望》（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下文引用该书仅标注页码）记录了其从学四十年来的学术足迹。何为游弋与守望？作者自陈：“虽说近二十年来，自己凭着兴趣所至，在比较文学、翻译文学领域流连……回想起来，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现在更愿意称其为汉语新文学——尤其是当下发生的文学，是我一直喜爱的。这也是我给这书取名为‘游弋与守望’的缘由。”（第386页）游弋是广度，守望是根基。从游弋到守望，颇有“博观而约取”之意，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方法论。文学研究既要能够在古今中外文本间自由游弋，又要能够收放自如，具备驻足守望的自觉。作者的研究方向从现当代文学到比较文学，从弱势民族文学到翻译文学，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学与世界”这一核心关切。
《游弋与守望》
宋炳辉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版
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作家与思潮”中十三篇文章致力于在世界性视野下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文学团体，细致解读了茅盾、徐志摩、朱自清、莫言、贾平凹、王蒙、阿来、陈谦等作家作品。首篇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面对世界”这一大问题，以莫言的中国评价及其理论误区为例展开讨论。这一问题意识也贯穿全书，对中国文学文本的研究始终不忘世界文学这一参照系。下编“书里与书外”收录了其所作、所编之书的序跋二十九篇。这些序跋看似“游弋”于古今中外之间，其实用心回应了一九九〇年其入门时贾植芳先生的教诲：“作为一个开放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你还要著书、编书、译书，当然，所有这些首先都离不开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专业内和专业外的书，包括现代社会这部大书。”（第249页）如果说读书、教书、编书、译书是书海内外的游弋，著书立说的回归便是另一种守望。
一
立足于中国的世界文学游弋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包罗万象，浩瀚无垠。作为一名比较文学学者，宋炳辉得益于贾植芳、陈思和、谢天振等诸位名师的启迪，尤其受惠于贾植芳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和演变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的重视，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概念，以及谢天振的中外译介学理论。在回顾从学经历时，作者自述：“大学读书时兴趣最大的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后来转考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生，师从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近现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也就成了我参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而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就成为我思考中外文学关系的出发点。”（第253页）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自然要游弋于世界文学的海洋之中，采珠撷贝。
《游弋与守望》收录的多篇序跋记录了作者学术历程的点点滴滴，其中不乏重要的心得与感悟。宋炳辉大学期间的学术兴趣经历了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的转向；硕士就读比较文学方向，研究苏联文学在当代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并撰写了颇有中外文学交流意识的《徐志摩传》（第374页）。二〇〇三年，其博士论文《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通过答辩，二〇〇七年修订出版，是其“世界文学在中国”研究的发轫之作。他以十年之力对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进行研究，对这条被压抑与遮蔽的中外文学关系线索加以细致梳理，对显克维奇、裴多菲、邓南遮、安徒生、塞万提斯、易卜生、斯特林堡、泰戈尔、米兰·昆德拉等亚欧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译介，对中国文学的意义等，进行了阐发。他关注弱势民族文学，致力于将被西方文学“边缘化”的文学中心化；而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便是被中国作家引为知己的弱势民族文学，正是其努力让它们从世界文学的“边缘”跻身于中心地带，赢得了西方强势文学的关注。宋炳辉所研究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对西方强势文学的译介和接受形成了补充和对抗，也在相当程度上在异文化空间里将其逐步中心化了”（第254页）。换言之，即便是对外国作家的研究，其初心依然是在守望中国，也是同样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学人面对西方“中心”强势的努力与对抗。二〇一七年，作者又在原书基础上作出了约百分之四十的修订、增删，出版了《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晚清民初时期的内容，并且将论述焦点集中在中东欧地区，强化了对中东欧作为地理、政治、文化与文学在历史时空尤其是在中国视域中的整体意义的论述，增加了对近六十年国内相关译介与研究的学术史分析”（第338页）。由此可见，作者在坚守学术初心的同时，其在翻译学与译介学方面的“游弋”也反哺、回馈了最初的“守望”。
尽管自谦为并非专门研究翻译学、译介学之人，但宋炳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便开始涉足翻译学，出版了《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外关系视域下的翻译文学》等翻译研究之作，并且发现中国翻译文学深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语境，长期以来的中外文学史都不同程度地忽略或边缘化了翻译文学的叙述（第376页）。这些独到的发现离不开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深耕，从翻译文学的视角为中外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参考。有人好奇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为何会踏上这条似乎专属于外文系的学术路径，宋炳辉的回答颇有启示意义：“从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出发，绕道中外文学关系，不经意间看见了翻译文学，看见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山涧蹊径。过后又发现，本以为的歧路小道，原来也可以走通。路不仅没有想象的那么狭窄，也还颇为开阔，而且走着走着还发现，翻译文学、比较文学这条路上走的人越来越多，一路上陆续发现许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伙伴。”（第373页）
《文学史视野中的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以作家翻译为中心》
宋炳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游弋于世界文学之中所获得的广阔视野、翻译学及译介学带来的方法论，为其“世界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带来了更多助益，也引发了作者对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更为深入的思考：“作为比较文学核心理念的世界文学，并非一种既有的、客观的存在，它是世界多元文化与文学的交往、沟通、融汇与对话中不断建构和变化的关于人类文学的价值与审美的认同。”（第322页）
二
在世界语境中守望中国文学
如果说世界文学海洋中的游弋是兴之所至的流连，那么在世界语境中守望中国文学便是宋炳辉作为一位中国“汉语新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坚守。作者专注于研究“外来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转化为创造性资源从而体现其世界性”（第324页），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时始终具备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比较意识。这与作者长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有关，也得益于其青年时期所接受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受到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学与文化影响，对中国文学的阐释也需要建立在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之上。身处江海之间、百余年来中外交流荟萃的上海，复旦大学的诞生便得益于中外交流，创校之初即主动吸收西学、对接国际，形成了中西融合的学术传统。本、硕、博均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宋炳辉受到其“自主而不排外、开放而不失根”的学风熏陶，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理解亦深受贾植芳、陈思和二位老师的影响。陈思和代表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探讨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影响下，对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和文化思潮所作出的回应、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从而体现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第299页）。这部著作中的相关论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构思写作并陆续发表，一九八七年成书，并于一九九〇年获得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学生时期的宋炳辉兴奋地追踪阅读这些论文，“它们为我这个青年学子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资源背景……最初关注比较文学，并把早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逐渐扩大至比较文学领域，这些文章起了重要作用”（第300页）。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修订版）》
陈思和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年版
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已调往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多年未曾从事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宋炳辉却依然在持续关注着这一领域。《游弋与守望》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理性与感性兼具，且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层关切，即回答“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世界”这一难题。其中最为精彩的论文代表，当数首篇《中国当代文学如何面对“世界”？——莫言的中国评价及其理论误区》。二〇一二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缓解了中国文坛的诺奖焦虑，却引发了国内批评界更为激烈的论争。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小说中那些丑陋、血腥的元素呈现，像这样的书写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第6—7页）。宋炳辉对莫言批评的三种倾向的分析却跳出其外，他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对其进行话语分析。他指出，中国文学界自晚清已经开始了获得世界视野与建构民族文学的进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全面接纳也让中国作家意识到世界文学中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共和国”中的后来者，中国作家必须面对并处理好民族与世界文学这两大语境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找到一种调和两个语境中读者的话语方式，才能真正获得世界性的承认。莫言饱受诟病的叙述方式正是面对两个文化语境而进行调和的创造性选择，其获奖是中国几代作家持续努力的报偿，而获奖之后他所引发的质疑正是这些批评者与世界文学语境不相适应的表现。尽管中国本是世界文学共和国中曾经的边缘者，莫言却以自己的叙事创新突破了既有的世界文学格局，超越了原有的游戏规则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宋炳辉通过其世界文学语境的分析向我们展示：莫言的获奖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成功，更是中国当代文学调和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语境的成功尝试，充满了启示意义。
中国文学如何面对世界？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没有丰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验，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对莫言的世界文学分析凝结了宋炳辉成熟的思考，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其实一直贯穿于其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徐志摩传》的书写侧重其中外文学交流，对“新月”群体的研究看重中国现代文化与欧美文化的沟通，对泰戈尔的研究从其两次访华来沪与新文学运动的关联切入。这些点滴积累集腋成裘，延伸到当代文学之中，形成了匠心独具的回答：中国作家要同时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大场域，无法回避。无论是坚守个人创造性，等待被异文化世界发现与接受，还是在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异中主动作出创造性权衡与选择，都需要“对创造性、多元化的跨文化译介方式有足够的容忍度，对异文化阐释的多元化呈现具有足够的包容心”（第37页）。
在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宋炳辉进一步作出了理论总结：“‘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事实上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最根本的一对关系性概念，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每一次学科理论的更新、学科方法的拓展，都要从界定与反思这一对关系性概念，尤其是重新考辨‘世界文学’的所指开始。”（第160页）二〇二四年，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文学基本文献整理、多元谱系和观念重塑”立项，正是其“游弋与守望”之学水到渠成的见证。
无论是立足于中国的世界文学游弋，还是在世界语境中守望中国文学，其实都离不开对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思索。贾植芳、陈思和、宋炳辉这三代中国学人在孜孜探索中外文学关系的同时，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命题。从发掘，到整合，再到重估，《游弋与守望》在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不再是沉默的、任由他人言说的边缘者，中国学者也应该积极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学科之中，根据本土经验修正过去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观，在开放和平等的世界文学视野中阐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在丰富世界文学谱系的同时回馈中国文学自身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