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摩羯”台风重创海口网络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倒置”时刻的研究，力图在损毁-等待（包括行动）-维修这一基础设施故障期全链条、过程性的分析框架下，对经由网络基础设施故障所浮现的中国社会网络基础设施与民众生存之关系，民众等待或行动背后的结构与逻辑，及其反映、折射的基础设施政治等问题进行思考。
2024年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在海南省文昌市沿海地区登陆，后经文昌市进入海口市，于9月7日离开海南岛。台风“摩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登陆中国大陆地区的最强秋台风。台风“摩羯”过后，受灾最严重的文昌、海口等地大面积断电、断网。
作为一个典型的“基础设施国家”，中国通过大规模投资、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力图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重要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2025）。超强台风造成的大面积断电、断网，为研究灾难背景下社会的基础设施维修与恢复，以及在此期间民众的等待与行动，及其背后所折射的基础设施政治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观察窗口。
一、文献综述：基础设施、灾难与断网
基础设施构成了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基本背景，其以无数方式从根本上支撑着从人体（食物、水和能源通过基础设施的循环输入并代谢），到城市、地区、国家，再到跨国乃至星际层面永不停息的物质、信息流动。基础设施建设总是与民主、进步、现代化城市的理想联系在一起（Edwards，2003）。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基础设施是不可见的，只有在发生故障、中断服务时才变得可见（Star，1999）。因此，有学者提出，研究基础设施最合适的时机就是其崩溃或瘫痪时（Graham & Marvin，2001），由此所带来的认知上的转变，是要具有“破碎世界思维”（broken world thinking），即将崩溃、解组而不是创新、联结作为当今媒体和技术研究的关键主题（Jackson，2014）。正是通过凸显现代基础设施理想的脆弱性和局限性，我们才可能将基础设施的故障和维修视为技术进程的“正常”部分，并将其视作改造社会关系的机会（Parks & Starosielski，2015）。
在灾难研究中，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率先提出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方法强调，不同的群体通常会有不同的灾难体验（Oliver-Smith，2002）。若将基础设施故障置于灾难的“差异化脆弱性”观念下可以发现，与灾难类似，对基础设施故障的体验，与地位、特权相关：有些群体拥有稳定且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保障，很少或基本感受不到基础设施故障的存在，而贫穷和边缘人口则生活在故障频出的基础设施环境中。甚至很多南方国家的城市，因基础设施经常出现故障而被建构为“问题之城”（McFarlane，2010），从而使基础设施故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群体分类的指标和工具（Finn，2018）。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权人群，如硅谷的技术精英（Fish，2017），或者白人、受过良好教育、经济状况不错的群体（Sutton，2017），以及年轻、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Verhulsdonck et al.，2019）等主动断开个人的互联网连接不同，在全球南方的很多地方，稳定、可负担的连接远非常态（Pype，2021）。
这也揭示出断网作为一种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实践或行动原因的复杂性、差异化：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连接的常态化，全球南方很多地区的互联网连接并非稳定、常态的；相较于西方精英群体的个人主动戒断网络，南方地区很多民众面临的是政府将断网作为一种管控手段（Mare，2020）的现实。
因此，中国这一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国家因台风灾害造成网络基础设施临时退出服务的情境，既不同于很多南方国家政府人为关闭网络的情形，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精英群体主动戒断互联网的状况，对这一独特情景下网络基础设施服务中断的研究，既能够突破将全球南方的互联网断开视作数字威权主义形式的单一视角，也能够为洞察灾难背景下民众与网络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及其言辞与行动背后所折射的问题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和思考。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海南省1988年建省，是我国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的经济特区。省会城市海口的常住人口为303.14万，城镇化率83.52%，基本普及互联网。2024年9月登陆我国大陆地区的最强秋台风，重创了海口的网络基础设施，六成左右的电网和通信网络被损毁。自然灾害对生活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不仅将平常隐匿、不可见的基础设施变得清晰、可感，同时还构成了人们为恢复正常生活所采取行动的特定（稀缺）社会情境，为在灾难背景下研究社会的基础设施维修与恢复，以及在此期间民众的等待与行动，及其背后所折射的基础设施政治等问题提供了宝贵机会。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
问题1：民众如何看待网络基础设施对自身的影响？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网络基础设施存在怎样的关联？
问题2：民众在等待网络基础设施恢复期间会做什么？民众行为选择背后的结构与逻辑是什么？
问题3：网络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是否以及如何体现基础设施政治？
”
本研究采用灾难社会学中的快速响应研究法（quick-response research），这一方法强调，灾难环境，也就是研究的情境而非方法本身决定了灾难研究的独特性（Kendra & Gregory，2015）。灾前、灾中和灾后的数据收集，尤其是对第一手数据的收集是显著不同的。灾后立即开展田野研究，可以避免受灾者的选择性“遗忘”，或因反复讲述而出现的记忆“歪曲”。
本研究的灾后田野调查主要运用面对面访谈法。台风灾害过后，城市的水、电、路、气、网等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为了快速收集网络断服后广大民众最真实的反应、感受、体会等第一手数据，基于预调研的观察和发现，研究者选择前往海口电力、网络遭遇较大面积中断的地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在台风“摩羯”过后一周左右（9月12日~16日）完成，一共访谈了50名对象（主要是居民，个别为游客，编号为S1-S50），其中，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70岁，主要年龄段集中在20~50岁之间，与中国网民年龄层分布基本一致。
访谈的地点以街头巷尾、居民区、购物中心等为主。气象数据显示，访谈进行的9月12日至16日，海口市的日最高气温为32、3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5、26摄氏度，湿度舒适水平为闷热难受。停电导致居民家中无法照明和使用空调，大量市民从家里走出来，聚集于街头巷尾、小区门口等宽敞、开阔的地方，一方面是这些地方比家里更凉快，另一方面是聚集时的面对面交谈，能够让他们及时获取灾情及救灾相关信息（包括水、电、网络等恢复、维修的最新进展）。而购物中心则是当时中心城区电力和网络供应最稳定的地方，许多自家停电、断网的民众都选择前往购物中心充电、蹭网。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快速响应深度访谈，主要基于台风导致停电、断网，甚至停气、停水，普通民众没办法在家里正常生活，大多数人不得不离家充电、找网、觅食的现实，具有适应灾难情境的合理性。
本次访谈为半结构化访谈，5名硕士研究生依据研究者提供的访谈提纲进行访谈（同步录音），每名访谈对象大约用时15~30分钟，访谈结束后进行访谈信息录入和整理。本研究综合运用主题分析和文本分析两种方法。布劳恩和克拉克的主题分析侧重于本研究问题一、二的经验材料分析，分两步开展：首先将访谈录音逐字转录并反复研读文本，突出关键概念、进行初步编码；其次将性质相近的编码汇聚为“生计”、“信息”、“联系”、“心理”、“嵌合”、“游离”等核心主题，确保主题与分析框架紧密呼应，以精准提炼研究结论。文本分析侧重于本研究问题二、三的经验材料洞察。
三、台风损毁的网络基础设施：被破坏的生存日常与被展露的关系型态
从基础设施现象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基础设施是某种根本的、内在的关系（Bowker & Star，1999）。基础设施之所以成为基础设施，与其联结、组织的实践相关（Star & Ruhleder，1996）。当超强台风损毁基础设施，从而将已经嵌入共同体实践和惯例中的社会技术背景凸显出来的时候，基础设施才变成有形的、可见的。也就是说，基础设施之成为基础设施的时刻，亦是嵌入其间的日常实践与关系被显现的时刻。因此，研究台风灾害中因破坏而显形的网络基础设施，就具有了揭示日常隐形、不可见的实践惯例及关系型态的独特价值。
1．被破坏的生存日常：被耽搁的生计与被威胁的本体性安全
根据《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69亿，占网民整体的88.1%。由于网络支付的普及，网络中断也意味着无法进行网络支付，从而导致普通老百姓的小生意、小买卖不得不停摆。本次研究的受访者，有一些是小摊贩、小店主、小商户，对他们来说，台风破坏的不只是网络，更是其赚钱谋生、养家糊口的小业、小计。好几位受访者都提到，断网使他们“不能出门摆摊”（S35）、“没法营业”（S31、S41、S43）、“没法收付款”（S20、S46）、“接单受影响”（S22）。而对于像网约车司机或者是网络主播这样的互联网衍生职业群体来说，网络的中断则意味着谋生之道的完全中止，就像S7说的，“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没有网络我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我就养活不了自己”。
随着网络支付、网络直播、网约车等互联网应用在中国的不断深化以及用户规模的持续增长，无论是高度倚赖网络支付的商家，还是以网络直播、网约车为生的个人，都深度嵌入到互联网作为中国社会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中，这也决定了网络连接在带给其便利、生计的同时，一旦网络中断，其赚钱、谋生的小计、小业也必然耽搁受损。
当下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从传统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陌生人社会），但是基于血缘、工作等的联系依然是民众网络社交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自然灾害的背景下，联系家人、朋友、同事成为追求吉登斯（Giddens，1991）所说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基本诉求。
断网不仅切断了民众与家人、他人的关系连接，还阻断了其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连接。超强台风带来了民众对台风行进路径、风力强度变化、受灾救援状况等信息的较高需求，但是断网又使民众失去了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了解外界情况的渠道，这让部分民众感觉很不方便，甚至是不安和恐慌。
与自然灾害总是试图袭击、摧毁一切连接相对，人类总是寻求建立一切可能的连接，无论是情感的连接，还是信息、关系的连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因此，当台风中断人与网络的连接，其实也就是中断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由此所带来的是人的本体性安全感被威胁、被破坏。
2．被展露的关系型态：“两态”、“四型”的组合与分野
基础设施网络与围绕它们的社会技术过程，在构建、描绘城市文化体验以及雷蒙德·威廉姆斯所称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情感结构”（Williams，1973）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超强台风将日常隐形、不可见的基础设施网络损毁，民众的正常生活难以为继，从而使灾难在呈现基础设施脆弱性的同时，亦使普通人对于基础设施的“情感结构”和关系型态浮现出来。
超强台风带来了城市较长时间、较大范围的网络连接中断，也为民众提供了思考、评价网络基础设施对自身影响的宝贵时机。本研究借鉴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失去报纸意味着什么》一文中展示的从受众心理而不是报纸功能角度认识报纸影响的思路，该研究指出，在诸如报纸罢工这样的休克时期，人们会比常态时期更加意识到报纸对于他们的意义，而且会更清楚地表达出来。基于主题分析，本研究将民众与互联网的关系状态、关系类型概括为“两态”、“四型”的组合与分野（见图1）。“两态”即嵌合与游离两种关系状态。研究中大部分受访者自我评价其工作、学习或生活深陷于网络之中，故将这种嵌入、构合于网络中的关系状态称为嵌合态；研究中也有少数受访者表示，自己可以比较自主、自由地游走于联网与断网之间，甚至完全脱离网络连接也没关系，故称其为游离态。“四型”即四种关系类型：生计型、信息型、联系型、心理型，反映的是个体与互联网的关系在生计、信息、联系、心理上的不同偏向。
由图1可知，两种关系状态与四种关系类型最终组合形成了八种关系型态：生计嵌合态、生计游离态、信息嵌合态、信息游离态、联系嵌合态、联系游离态、心理嵌合态、心理游离态。具体来说，生计嵌合态与生计游离态，揭示出个人之赚钱谋生、养家糊口对互联网依赖程度的分化，生计嵌合态在那些依赖网络收付款的小店主、小商户以及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互联网衍生职业群体身上表现突出，而那些工作、赚钱不（太）受互联网影响的群体则处于生计游离态，如环卫工、装修工等。信息嵌合态与信息游离态，主要反映的是灾难情境中信息满足手段上的差别，信息嵌合态主要依靠互联网来满足信息需求，信息游离态则与之相反，将面对面交谈、亲身见闻作为了解信息的主要手段。联系嵌合态与联系游离态，主要描述与他人联系、交流的手段是诉诸网络，还是诉诸其他方式，若主要诉诸网络，则为联系嵌合态，否则的话则为联系游离态。心理嵌合态与心理游离态，展示的是个体心理、感觉层面对互联网倚赖程度的差异，若对互联网的依赖并非是在生计、信息、联系等工具性层面，而主要表现为心理性、感觉性的，则称之为心理嵌合态，若感觉互联网可有可无，则称之为心理游离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有关民众与互联网关系状态、关系类型的划分，是基于灾害断网的情境下，民众对互联网影响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大多数受访民众对最受影响问题的回答，表达的是单一关切，因此，本研究将这种单一关切视作对特定关系的倚重，从而区分出四种差异化的关系类型。但是，也有少数受访者提到不同影响的交叉、转化问题，比如，S49是一位来海口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的考生，其坦言断网的不便之处是“无法和家长朋友联系，无法知道台风的最新消息，买东西付钱的时候也不方便”，但其也提到，“失去互联网对我来说意味着和家人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是，如果朋友家人都在身边，能够一起度过，网络也就只是一个获取新消息的媒介”。本研究将这种现象称为关系型态的交叠甚至转化。
较之于上世纪40年代的报纸，以及本世纪初的电子邮件等媒介，本研究聚焦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与之相关的是，民众与互联网的关系，既延续了诸如报纸、电子邮件等媒介在民众信息、社交、心理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又呈现出以互联网为（营）生（计）的一种新的关系类型，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网络经济、网络衍生职业的蓬勃发展高度相关。
研究还发现，影响民众与网络基础设施关系形态的变量中，年龄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年龄越小，与互联网的心理嵌合态越明显，越年长的人，在心理、信息、联系上越游离于互联网之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分工的影响也很大。一方面，对于像装修工、维修工、清洁工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以及赋闲在家、无需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不仅在生计上不依赖网络，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获取和社会联系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也更低。另一方面，因养育子女、照顾家庭而无法外出工作的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即使非常年轻，依然游离于社会日益强化的网络结构之外，而那些年长的网约车司机，因其生计对网络的高度依赖，则不得不变成以网络为生的人，此外，那些每月拿着稳定的退休工资的老人，即使已不再年轻，却依然畅游于热辣滚烫的网络世界中。
四、为了网络基础设施的恢复：双重依赖结构与三元利益同构逻辑
已有关于基础设施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注重对基础设施故障这一焦点时刻及其呈现现象的分析，本研究亦高度重视故障时刻的价值，前述分析正是基于此认识。但是，要更充分地回答“什么时候是基础设施”，而不是“什么是基础设施”（Star & Ruhleder，1996）的问题，仅关注崩溃、毁坏的特定时间点显然不够，只有将损毁-等待（包括行动）-维修这一基础设施故障期内全链条、过程性的要素均纳入分析框架，才能理解基础设施何以成为基础设施，故障的显露固然重要，毕竟这是民众感知的触点，基础设施故障的修复以及民众等待修复的过程亦不容忽视。通过将时间点拉长为时间线，将焦点时刻转变为焦点时段、焦点过程，将等待基础设施恢复的过程作为分析基础设施故障的重要环节，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基础设施组织的实践以及嵌入其中的观念、行动。
超强台风重创了海口市的网络基础设施，造成民众较长时间（大多数3天以上）没办法接入互联网，多数受访者亦表示，个人能接受的最长断网时间比实际遭遇的断网时间要短，且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21人）明确表示，网络没有替代品。面对自然灾害刮断电线、吹倒电线杆、损毁通信基站的现实，探寻老百姓怎么做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由民众的行为选择来展示网络基础设施中的实践结构与逻辑。
1．双重依赖：行动或等待的结构二重性本质
家里断网后，一些受访者选择从家里走出来，到购物中心、商超、酒店、茶店去“蹭网”，也有个别受访者选择碰运气式地到外面找信号，比如骑车去街上溜达，或者到处走走碰运气，看哪里会有信号。与仅意在寻求个人暂时性联网的选择不同，极少数受访者行动起来，不是为缓解个人断网的一时不便，而是为了催促、推动所在小区网络连接的尽快恢复。例如，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断网后“给南方电网打了电话”（S2）。S26则坦言自己采取了“三步走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整个小区复电、复网，其中包括“第一时间收集反馈受损情况，动员尽可能多的小区居民到南方电网公众号和海口政务服务公众号进行投诉，以及安排物业经理前往南方电网交涉等”。S26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自豪地声称，自己所在小区是最先恢复的，其他小区过了两三天以后才恢复正常。可惜的是，这样的受访者非常少，大部分人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家等待。这些或无可奈何或泰然处之的等待者，构成了人群中的最多数。
为了恢复网络基础设施所呈现出的行动或等待的分野，固然与个体拥有、掌握资源（文化资本、技术资本）的程度，及其集体行动意识、集体行动能力有关，其所受基础设施构嵌、凝聚的结构性影响亦不容忽视。
无论是个体性的找信号“蹭网”，还是集体性的行动“促复网”，都表现出高度一致的物质依赖性与基础设施系统间依赖性。所谓物质依赖性，突出的是物质、身体在场之于网络基础设施系统运行的不可或缺。无论是为了找信号的具身移动，还是为了复网的亲身交涉，以及为了加快基础设施修复所增援的人手、设备，都凸显了网络基础设施运行、维修的物质依赖性，从而揭示出一直以来被技术话语所遮蔽的网络基础设施的物理、物质存在维度。与此同时，恢复网络基础设施的行动或等待，还凸显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已有基础设施的系统层累、嵌入性，亦即网络基础设施作为后期建设的基础设施，并非自立于城市已有的基础设施系统外，恰恰相反，其总是被纳入、架构至通信基础设施、电力基础设施等城市先期建设的基础设施系统中。研究中民众声称恢复网络的诉求需要打电话去表达，想要联网就要先通电等，均生动地展示出新建网络基础设施对于电力、通信等城市已有基础设施的系统嵌构性、依赖性。正如吉登斯（1986/2016：22-24）所言，这些凝聚于网络基础设施之上的结构，“既是人们实践的中介，也是人们实践的结果，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也就是具有结构的二重性，从而使人们在面对网络基础设施中断的问题时，表现出行动或等待的选择分化。
2．三元利益同构：灾难归因的一致性逻辑
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受损、中断以后，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什么也不做，只是在家静静等待。等待背后所折射出的选择逻辑对于理解网络基础设施乃至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运行、故障与维修至关重要。
超强台风是造成此次海口市网络基础设施大规模断服的直接原因，访谈中所有的等待者都将网络基础设施的服务中断归咎为台风“天灾”，完全忽略了可能存在的线路老化、检修不及时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诸如“天灾挡不住”（S29）、“自然灾害没办法”（S41）、“这天灾也没办法”（S31）便是这一灾难归因最典型的表达。不仅如此，访谈中的诸多等待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均不约而同地将个体、企业置于政府、国家的整体性框架下，从而赋予原本差异悬殊的三类主体：行政管理主体、市场行为主体、个人主体以诉求的一致性——自然灾害过后，政府谋求社会稳定，企业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民众期盼日常生活正常化，从而使这三类主体具有相当程度的利益同构、同享特征。
事实上，无论是海南的电力供应企业南方电网，还是通信、网络的供应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是央企。央企由国资委直接领导，其各级官员均具有相应行政级别，也就是说，为央企背书的其实是国家和政府。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民众会将维修、恢复网络基础设施的网络供应商、通信运营商指称为抽象的“国家”、“他们”。正是通过消解企业、商家与政府、国家之间在利益、诉求上的差异甚至冲突，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个体与企业、政府三类主体在灾害、灾难面前的利益、诉求的同步性、一致性。
五、基础设施政治：维修政治、言辞政治与技术（物）政治
台风灾害破坏的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基础设施网络，更是建基其上的集体、社会秩序。因此，抢修、重建基础设施，也就是恢复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惯例及其蕴含的技术、社会秩序。不仅如此，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因台风造成网络基础设施损毁这一“极端状况，能使我们更好地觉察到某些社会事实，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事实虽然也同样重要，但暴露并不充分”（Klinenberg，2002）。正是台风灾害这一极端状况对社会事实的更充分暴露，使得本研究能够洞悉损毁、维修、等待（或行动）中的基础设施政治。
1.维修政治：差异脆弱性与抢修优先级
超强台风造成海口近六成的电力供应和通信服务中断，尽管南方电网和三大通信运营商均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设备抢修、维护，但是这种大面积、集中性的抢修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排班列表、调度资源、统筹安排，从而决定了不同居住区域、不同社区群体对基础设施脆弱性及存在感体验的巨大差异。
研究发现，台风灾害所展现的城市基础设施脆弱性呈现出运营商差异性、区域差异性、群体差异性的多重面向。此次超强台风对中国移动通信基站的破坏最严重，因此，中国移动的用户普遍遭遇了更长的断网时间（最长的十来天），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通信信号则相对稳定，比如，一位中国电信用户就表示“没有断网，一直有信号”（S48）。而受访对象S19更是提到，其西海岸的同学家里一切正常，根本没有受到台风的任何影响。西海岸所在的秀英区是海口市政府所在的区域，城市基础设施较新，房价也高，老百姓都说那里是有钱人住的地方。这一信息表明，即使在同一灾害情境下，城市不同区域因开发建设时间、基础设施新旧程度的不同，以及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居住在基础设施更新的社区等原因，依然会带来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基础设施脆弱性感受的较大差异。
不仅如此，受访对象还提到了自己所获知的其他地方的恢复情况所展示出来的区域差别，从而使本研究能够据此推断基础设施维修优先级排序。超过一半的受访者（26人）表示，不同地方的基础设施恢复速度差别巨大。其中，7位受访者（S14、S15、S16、S22、S23、S25、S47）明确提到，当他（她）这里的水、电、网恢复正常的时候，乡下老家、市区周边的乡镇、很多乡村、下面的县市都还没有恢复。即使在城区，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受访对象S6就提到，美兰区恢复得比较慢，龙华区和秀英区要恢复得更快一些。作为省会城市的海口共有4个中心城区，其中，龙华区是海口的商业中心，秀英区是海口市政府所在地，美兰区则是海口的新兴区域，海南省将一些大学从城市核心地段迁往美兰的开发区内。
由此推断，台风过后相关企业安排基础设施抢修的优先级为：城市高于农村，省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在同一城市内，中心城区高于郊区乡镇，商业中心、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区高于其他城区，显示了政治区位、经济地位对基础设施抢修首位度、优先性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前述受访者（S26）对自己小区早于其他小区两三天复电、联网的事实也表明，公众的集体行动会对抢修优先级产生影响。如果说抢修优先级排序是一种整体进度层面的安排的话，那么，集体投诉、反映问题和诉求的行动能力，则在具体执行的点位层面产生影响。也可以说，正是公众的投诉和行动，才赢得了整体规则下的转圜空间。
2.言辞政治：信任叙事与合理化修辞
当台风灾害造成网络基础设施服务中断，有人积极行动，有人静默等待。尽管行动与等待的选择大相径庭，但对行动与等待的解释却有着惊人的默契和相似，从而揭示出灾害情境下民众的叙事智慧与修辞技巧。
研究发现，信任叙事是民众有关网络基础设施中断后个人行为解释的核心策略，也就是通过强调自己不着急、慢慢等、什么也没有做，来表达和凸显对国家、政府的充分信任、绝对配合。与信任叙事相一致，此次受访的民众情绪大多乐观、从容，认为“大家都没有（网络），等着就好了”（S36），“等一下也没关系”（S46），“该来的时候就来了”（S38），“断网比起没饭吃都不算什么了，好多地方饭都没得吃”（S40）。西方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会影响城市公民的生活与情感体验，当电力、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中断，人们对城市及他者的体验会严重受损，由此催生的团结形式也更具悲惨特征。本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情形和解释：台风灾害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尽管带来了民众暂时生活的不便，但是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使得中国的民众普遍持一种更加平和、乐观的心态，也就是以信任叙事来化解、冲抵生活被破坏的困难、悲观色调，从而在理解、配合的态度与行为中维持自身生活、情感体验的稳定。
研究还发现，民众对自己什么也没有做这一行为进行解释时选择了合理化修辞，主要策略如下：一是断网无感说，比如家庭主妇、更年长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将自己日常就不依赖网络，因此完全适应断网后的生活，视作自己什么也没做的重要原因。二是不添麻烦说，比如S32就表示，“他们也在尽快恢复，我们就不去打扰人家了”，也就是将打电话、投诉等行动视作是对维修、抢修工作的打扰、麻烦。三是行动无门说，少数受访者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各种行动方式，因此什么也没有做。四是行动无用说，这是大多数人的说辞，即认为打电话、投诉、催促等不会影响网络抢修进度，所以自己才什么都没做。民众合理化修辞的核心是行为解释的自我证明与自我说服，但需注意的是，这些合理化修辞策略虽然具有展露灾害情境下民众心态的特殊效果，但也可能暗含民众自我卸责、自我美化的普遍化倾向。
3.技术（物）政治：不寻常的“开箱”与寻常民族主义
有研究（Edwards，2003）指出，现代世界中，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多数技术在大多数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显眼。成熟的技术系统——汽车、道路、市政供水、下水道、电话、铁路，甚至计算机——都存在于一个自然化的背景中，就像树木、阳光、泥土一样普通和不起眼。有研究特别指出这一西方基础设施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基础设施的“黑箱化”只存在于基础设施稳定、可靠运行的社会系统中，对于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基础设施几乎从未成为隐蔽的技术问题，甚至可以说，基础设施通常与故障、瘫痪、中断、临时应对同义（McFarlane，2010）。
海南省是中国最年轻的省，省会城市海口属于三线城市。对于最年轻省会城市的民众来说，只有“威马逊”、“摩羯”这样的超强台风才能让他们体验基础设施被“开箱”的感觉，而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民众来说，基础设施基本上是“黑箱化”的。技术社会学将支撑城市运转的巨型基础设施系统突然中断、短暂显形直到恢复服务的这一过程称作“开箱”（unblackboxing）。日常生活中被封装在“黑箱”中，仅由工程师与政策制定者维护的技术系统突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使其以意外缺席的方式凸显了自身的存在。或者说，基础设施在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间的“黑箱化”与极少数地方、极端情境下的被“开箱”，凸显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大成就，与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
网络基础设施断服后大多数等待的民众所表达的“我相信应该过几天就能恢复了”（S12），“到处都挺难的，恢复也需要时间，我们就等呗”（S15）的信任叙事、不添乱修辞，及其普遍持有的一种更加乐观、从容的心态，与西方民众面对电力、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中断时的悲惨团结显著不同，这一现象表明，基础设施不只是物质、技术，其亦被编织进我们有关民族国家、社会未来的情感、想象与信念中，成为寻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一种表现形式。寻常民族主义（Billig，1995）的最终形象不是“带着热情、有意识挥舞的旗帜，而是悬挂在公共建筑物上不被注意的旗帜”。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习惯的方式，这种习惯使已建立的民族……得以再生产”。这一概念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常规的、没有标记的、习惯性的方式上，而这正是基础设施高度自然化、背景化才会有的效果。
结语
本研究依循基础设施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聚焦于“什么时候是基础设施”的问题，通过对台风重创网络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倒置”重要窗口期的观察，力图在损毁-等待（包括行动）-维修这一基础设施故障期全链条、过程性的分析框架下，对经由网络基础设施故障所浮现的中国社会网络基础设施与民众生存之关系，民众等待或行动背后的结构与逻辑，及其反映、折射的基础设施政治等问题进行思考。
研究发现，台风不仅损毁了网络基础设施，还破坏了老百姓赚钱谋生、养家糊口的小业、小计。同时，经由长期、稳定的网络基础设施服务所建立的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被中断，影响、威胁了普通民众的本体性安全感。灾难在呈现基础设施脆弱性的同时，亦使普通人对基础设施的“情感结构”与关系型态浮现出来。嵌合与游离的两种关系状态，以及生计、信息、联系、心理的四种关系类型，组合形成了民众与互联网的八种关系型态。基于自然灾害情境的关系型态归类，具有多大程度的场景延展性、适用推广性，尚待更多不同背景研究之间的对话。
面对网络基础设施受损的现实，民众表现出行动与等待的分野，对其背后的结构与逻辑的分析表明，物质依赖与基础设施系统间依赖的双重依赖构成行动或等待的结构二重性本质，而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主体、企业作为市场行为主体、民众作为个人主体之三元利益、诉求的同构、同享则构成其灾难归因的一致性逻辑。灾难归因中三元主体的利益一致性，具有解释短时危机情境下民众行为选择的有效性，若灾后恢复、重建基础设施的时间较长，单一的灾难归因恐遭质疑，差异化主体间利益、诉求的一致性亦可能面临冲突、分化之挑战。
台风损毁了网络基础设施，揭开了织缀其上的维修政治、言辞政治、技术（物）政治面纱。研究发现，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的群体对基础设施脆弱性及存在感的体验差异巨大。网络基础设施的抢修优先级，表现为城市优于农村、省会城市优于其他城市，同一城市内中心城区优于郊区乡镇，商业中心、政治中心所在城区优于其他城区，体现了政治和经济区位在决定基础设施抢修速度上的首位度、优先性。灾害情境使民众的叙事智慧与修辞技巧展现出来，老百姓以信任叙事来稀释生活被破坏的悲观色彩，以达成维护自身生活与情感体验稳定性的目的。民众对自己什么也没有做这一行为的解释，采取了四大合理化修辞策略：断网无感说、不添麻烦说、行动无门说、行动无用说，其核心是对等待这一行为选择的自我解释与自我说服。基础设施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大多数时间的“黑箱化”与极少数地方、极端情境下的被“开箱”，凸显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大成就，与全球南方大多数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亦使民众在面对灾害故障时，表现出寻常民族主义的状态和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者似乎都接受了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基础设施国家”的事实，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基础设施如何将个体、组织集纳、整合进宏大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这一重要问题。自然灾害损毁网络基础设施的时刻，正是平滑的社会肌肤被撕开裂口，从而使罅隙被照见、问题被发现的关键时刻。当然，不同的研究情境，如不同的自然灾害，甚或“人祸”，决定了基础设施之被展露、被审视、被省察的事实与发现的差异性。如何理解“基础设施中国”背景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显然需要更多不同情境下的研究与对话。
致谢：特别感谢接受本研究访谈的50位受访者。台风刚过，恐慌犹在，ta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在写作本文时隐去了ta们的名字以编号相称，但是全文力图呈现、探讨的正是编号背后千千万万像ta们一样乐观、善良的普通百姓的网络基础设施（无）连接的真实日常！
（邢江 龚新琼：《当台风损毁网络基础设施：关系型态、结构逻辑与基础设施政治——基于海南省海口市的一次快速响应研究》，2026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