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壮海：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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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传递着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执着信念，牵动着中华儿女对家的眷恋，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奔赴、挺膺担当，内含温情、彰显大义，极富中华文化色彩和精神感召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厚植家国情怀，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修齐治平、兴亡有责”集中概括家国情怀的内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深刻揭示家国情怀的价值和意义。
“修齐治平”之论渊源甚久，其系统表达则在《礼记·大学》。《礼记·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修身之旨，层层递进、接续延展，其中蕴含理想抱负、责任担当。古往今来，修齐治平被视作为学次第、进德修业之阶，是中国士人精神的核心。至清，在《与友人论学书》中，顾炎武称“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并在《日知录》中将“保天下”与每一位普通人关联起来，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名论，与修齐治平的内在精神是血脉相通的。19世纪末，梁启超在顾炎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表述，在寇急祸重之际迅速呼响于大江南北，凝结成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自觉担当的集体意志。概言之，修齐治平重“德”，侧重于由内而外的道德实践路径，是中国古代先贤人生理想的实现阶梯；兴亡有责重“责”，侧重于由外而内的责任主体觉醒，是修齐治平之道的应有之义，两者内在统一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孕育形成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沃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奠定了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镌刻了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中国人视乡土为生命母体与灵魂归宿，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讲的那样：“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农耕生产催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人们从家庭、宗族生存秩序出发，以个体为基点，由近及远，将血缘伦理中的孝亲义务升华为政治伦理中的报国担当，最终实现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同构，进而建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国家以法律和道德治民，家庭以家法族规约束成员，家与国形成稳定秩序，以家为基的乡土根脉升华为超越家族、地域的家国情怀，支撑着个体生命、家庭生存、社会稳定以及国家运行的深层秩序。
西周时期家国一体，国家秩序与宗族秩序高度统一，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礼乐文明是维系西周政治秩序与宗族秩序的纽带。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革新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并引发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深刻变动。这是一个传统家国秩序解体、旧式礼乐制度崩坏、诸侯国家间战争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在动荡中孕育新思想、新秩序的重要历史时期。诸子百家心忧“天下大乱，贤圣不明”的离乱境况，积极探讨重建家国秩序、实现天下太平的路径和方法。孔子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他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展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和毅力。此外，老子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墨子强调“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孟子主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等等。百家之说虽彼此不同，但致力经邦济世、追求天下太平的修齐治平情怀是高度一致的。
秦汉交替之际，人民饱受苛政与战乱之苦，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顺应人心思治的潮流，在总结前朝治乱兴亡教训基础上提出“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的治世理想，并阐明了治国者为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恪守的“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的为政之道。这一主张与董仲舒倡导的“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以及“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的修齐治平理念相贯通。唐宋之际，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开明君主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以韩愈、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士高倡“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在国家需要时坚持“位卑未敢忘忧国”、“愿得此身长报国”等，体现了士君子的担当精神。正是对天下太平的向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激励着秦汉、唐宋时期的人们努力缔造出一个个为后人称道的治平之世。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生产方式悄然变化，传统社会结构随之呈现松动迹象。与之相应，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在内涵上有着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从王守仁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诠释，到李贽“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的发明，从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到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的论断，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普通民众在“天下”中的主体性地位和根本性价值不断彰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黄宗羲提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这里，志士仁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鲜明指向对天下民情民瘼的高度重视。视民如伤、枝叶关情、重视民本、致力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基因。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家之和乐与国之太平、家之殷实与国之富强，始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内含着爱家爱国的统一，贯穿着国重于家的自觉。一方面，“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国家这个“大家”才会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有国才有家，国泰方可民安。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中国人深深懂得家国一体的道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爱国如家，是中国人深沉家国情怀中最核心的价值认知与持守。家国一体，忠孝不隔，但当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之间出现矛盾、“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小家为大家便成为无数志士仁人义无反顾的选择。“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抒发的无一不是以国为重、报国为先的心志。千百年来，这些诗句广为传颂，所体现的也正是人们对其中价值选择、责任担当的由衷肯认和积极崇扬。“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在中华文化里，公忠体国才是忠的真正完成，是孝的最高境界。黄旭华先生讲“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所表达的也正是中华民族国重于家、忠孝不隔的精神道统。家国情怀之所以称为“情怀”而非一般的“情感”，正在于其不仅有檐下之家、个体之我，更有万家灯火、千秋天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懈奋斗。
家国情怀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正在于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虽然朝代不断更迭，天下分分合合，但最后都归于一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在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进程中，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同舟共济，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推动这一命运共同体形成并愈益牢固的因素很多，深沉的家国情怀是其中重要方面。沿着修齐治平的致思与实践路向，中华民族对家的深情层层外推，及邻人、达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等思想理念，成为凝聚社会强有力的精神纽带。以家国为人之生命与意义最终依托的价值认知，以及对六合同风、九州攸同、天下定于“一”的高度认同与坚定追求，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结晶，打造出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家国情怀涵育滋养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国情怀不是只盘桓于胸中的情愫，而是知、情、意、行的合金，没有“行”的催化，无以淬火成金。在中华民族创造历史、铸塑文明的漫漫进程中，无数志士仁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奋斗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家国责任知之切、行之笃，熔铸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结构、生活习惯的综合，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意识体系中处于最深层，是中华民族的黏合剂、自我认同的依据、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和动力。从世界历史上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消亡了，只有中华文明虽然历经磨难，却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这同中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词句，之所以能够深深刻写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之中，绝不只是因为言语之铿锵，而是因为它们所彰显出的深厚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不可能实现民族振兴、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精神已深深融进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向上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家国情怀支撑着中华民族经风历雨、御侮克难。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急流险滩。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遭遇过无数艰难困苦、风霜雪雨。20世纪30年代，邓拓在其名著《中国救荒史》中曾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8世纪至1937年，约3700年间，共达5200多次，平均每6个多月便有灾荒一次，“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但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严峻考验，我们都能挺过来、走过来，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深沉的家国情怀，在于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遍地英雄挺身而出、勇毅担当。蔡元培曾说过：“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保家卫国更是成为中华民族于生命最深处迸发出的势不可挡、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以我血荐轩辕”，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和王锡朋，江南提督陈化成、两江总督裕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直隶提督乐善，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杨用霖、永山……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将士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更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不畏强暴、血战到底，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弘扬的精神血脉，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继续书写荣光、成就梦想的精神滋养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华民族为什么几千年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应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新内涵、新要求，推动传统家国叙事的当代转化，把深植于历史深处的文化基因转化为人们可感、可知、可践、可行的育人资源，不断将家国情怀发扬光大。应下足切近功夫，夯实修身齐家之基，不断提升道德修为，努力弘扬优良家风，持续广泛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自律，共同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而努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在具象化、细微处下功夫，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各类实践活动之中，融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现到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团体章程等的制定完善中，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树立国家意识、增进爱国情感。担当责任，是引领修齐治平的根本指向，也是贯穿家国情怀的根本所在。应增进担当自觉，坚持知行合一、行胜于言，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将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担当好该担当的责任，在平凡岗位上、点滴行动中展现家国情怀，以许党报国、履职尽责的笃行实干，书写新时代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新篇章。
（载于《求是》2026年第14期）
【沈壮海：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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