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东东
原刊于《书城》2026年8月号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认为《群魔》当中“没有任何凭空捏造的内容”，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是如此（约瑟夫·弗兰克《〈群魔〉与涅恰耶夫事件》，《透过俄罗斯棱镜：文学与文化随笔》，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21页）。这其实更多是对《群魔》创作方法的讨论。《群魔》是一部以历史事件为灵感来源的小说，但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完成了对于俄罗斯历史的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方法曾被描述为“幻想现实主义”，弗兰克也赞同这一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不久也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在《〈穷人〉小引》一文中，鲁迅注意到并翻译了这一段话。
《透过俄罗斯棱镜：
文学与文化随笔》
[美] 约瑟夫·弗兰克 著
戴大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版
毋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目的是对于“俄罗斯灵魂”的表达。陀氏自己就有意成为俄罗斯灵魂的象征。《群魔》取材于涅恰耶夫事件，但并未拘泥于事件本身，而是重新展开了文学想象，其表现范围远远超过涅恰耶夫事件及其成员的“个性”。弗兰克的注意力似乎被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完全吸引了过去，“诗的真实比历史真实更高”抑或“诗比历史更有智慧”（同一句话的两种翻译），因而他进行了一种类似的论述。虽然陀氏的小说人物出于想象（在作家对新闻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但似乎同样接近历史人物彼时尚不为人知的真相，比如巴枯宁私人信件中对于涅恰耶夫“真实性格”的描述，陀氏当时不可能看过这一信件。这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命题，在小说中表现为现实主义的逼真性问题。弗兰克的《〈群魔〉与涅恰耶夫事件》可能是为杂志而写，后来改头换面融入了皇皇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传记，相关章节为《〈群魔〉中的史实与神话》，除了由涅恰耶夫演变而来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还有其他近似于神话形象的人物，例如斯塔夫罗金，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后者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前者。斯塔夫罗金以“双重人格”或“精神分裂”的形式体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的两面性。涅恰耶夫事件被遗忘了，《群魔》中的“神话群像”却留在了人们心中。基里洛夫也是这样一个神话人物。
相比于其他重要小说人物都有其本事，或至少可以展开索隐式的论述——我们知道，陀翁也喜爱对作家同行进行影射、漫画式夸张或滑稽模仿，如屠格涅夫在《群魔》中就倒了霉——基里洛夫似乎是一个凭空产生的人物，出自陀翁的天才想象。我甚至觉得，基里洛夫是《群魔》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形象。
《群魔》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年版
无疑，在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眼中，基里洛夫只是一个工具。正如他引诱斯塔夫罗金充当一个虚构的俄罗斯革命委员会（其实是只有五个人组成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团体小组）的领袖一样，他诱导基里洛夫为团体小组的行动奉献自己的生命：只不过这里的行动已经异化、变质为一场针对同党的恐怖行为——谋杀一名对彼得持反对态度的小组成员，大学生沙托夫，仅仅因为后者一度要求退出小组，这一要求由于沙托夫需要回到随着前妻归来即将开始的幸福生活而显得迫在眉睫；只不过奉献生命或牺牲的方式有点特别：基里洛夫只需要伪造一份为谋杀负责的声明，顺便流露一点忏悔的意思，并且开枪自杀，便能帮助无政府主义革命小组摆脱沙皇警察的侦查，让真正带头实施谋杀的彼得逃出生天，活着离开俄罗斯。而彼得的阴谋最终能够得逞，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说服基里洛夫，不过是因为基里洛夫是一个痴迷自杀理论的人。顺便说一句，共同作案的其他小组成员也并非都同意维尔霍文斯基，但都不会像基里洛夫这样支持他，他们在一起谋杀沙托夫时犹豫不决甚至哭泣喧闹。在一系列令人咋舌、近于胡闹的悲剧事件的降调中，基里洛夫的思想和行动凸显了出来，仿佛只有他打破了精神的不断下降的过程，表现出了时代精神中极易湮没无闻甚或被忽略不计的一种崇高性：这是自我毁灭的崇高性，但在其中，也有以毁灭的方式追求或求证自我存在的勇气。
不过，此时的基里洛夫形象深深嵌在小说情节的画框中。在陀翁的小说中，基里洛夫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个形象，合乎他自己的逻辑，也合乎陀翁小说的情节逻辑。小维尔霍文斯基的逻辑其实是一种实用逻辑、功利逻辑（仅仅在诱使基里洛夫自杀的时候）。但他以自己的方式抵达了基里洛夫的逻辑，说服了后者，虽然基里洛夫其实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行动的。小说中存在着基里洛夫的思想逻辑和维尔霍文斯基的功利逻辑，二者共同推动了陀翁的情节逻辑。
如果说，陀翁的小说是思想小说，这一点诚然不错，但需要意识到，重要人物角色的思想逻辑恐怕被“天衣无缝地”缝合到了小说的情节逻辑中，至少，在陀翁小说中情节和思想是对等的，二者总要以某种方式达成平衡，达到一种最优的“比例”吧？否则，他的小说情节可能就会由于太过离奇——如《卡拉马佐夫兄弟》——而显得不够真实，或由于太过简单——如《罪与罚》——而显得不够深刻。
必须说，陀翁本人的思想不同于他笔下个别人物的观念——虽然他有能力将自己的思想分别赋予他们，借他们之口说出来。在谈论陀翁时，我们应该习惯用最高级。古往今来，陀翁可能是最为看重思想问题和思想作用的小说家，他不同凡响的小说技艺就是将思想人格化，对此进行戏剧表现。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众多思想人物或思想角色，除了行动——这些行动并不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另一重要任务，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相互对话；他们经常由于对话而忘记了行动或推迟行动，或被其他思想角色提醒、催促行动。由于太过醉心于对话，他们有时也会连累作者，导致陀翁在安排行动的时间点或情节的时间线上会偶尔出错，不止一个人注意到陀翁小说中有时会出现这种“事故”。陀翁遵循的时间可能根本就不是线性时间，他会根据需要让时间延长或缩短。他似乎预知了柏格森的绵延（duration）理论，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娜小蛋糕在陀氏那里就是一个个千奇百怪而又可爱的思想。陀翁遵循的可能是思想的时间，抑或思想的绵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诚然，陀翁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对观念论（Idealismus）和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感兴趣的作家，他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在生活，同时还在思想。在启蒙运动之前，这样的小说不可能产生。而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人们看到了思想的力量，尤其是思想对生活的反作用力。叔本华有一段话与陀氏无关，却奇异地可以用来阐释陀氏的文学：
文学界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文学和艺术的。前者是意志的历史；后者是睿智的历史，前者的内容是可怕的，所写的无非是恐惧、患难、欺诈及可怖的杀戮等等；后者的内容都是清新可喜的，即使在描写人的迷误之处也是如此。这种历史的重要分支是哲学史。哲学实在是这种历史的基础低音，这种低音也传入其他的历史中。所以，哲学实在是最有势力的学问，然而它的发挥作用是很缓慢的。（叔本华《叔本华论文集》，陈晓南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陀翁的文学就包含了这两种历史：意志的历史和睿智/智性的历史，哲学属于后者。陀翁能够看到智性生活（哲学观念）对于历史的潜在影响，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他是一位具有预言性和先知色彩的小说家。除了社会斗争，陀翁还要表现思想斗争，托尔斯泰说他“浑身都充满斗争”，应该有这两种含义。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陀氏在解读史上由“思想小说”到“惊险小说”的转变过程时说：“真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种只能被病入膏肓的精神肌体所轻易吸收的食物。”这种观点或许偏颇，但更多是从思想的历史后果回看其起源时产生的视角。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在被执行枪决前十分钟，行刑台上的陀氏被赦免了。其实，这不过是沙皇的恶作剧。尔后，真实的判决被宣布了，陀氏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罪名是传播危险思想与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反政府密谋。死刑判决、流放生涯与癫痫症，历来是有关陀氏的传记式批评所讨论的重心。然而，“假死刑”在三者之中似乎具有决定意义，流放是死刑的替代，而癫痫则是“复活”后的表象。陀翁曾借梅什金之口谈到假死刑对于人格的毁灭性打击，在题为《一篇当代的谎言》的“作家日记”中也回忆过这一经历，只不过态度非常克制，仿佛是他战胜了沙皇的恶作剧，而其结果就是使其最终“改变了观念”，“在共同的不幸中同人民的亲密结合，自己也成了跟人民同样的人……”在这篇日记中，陀翁坚持“叙述自己信念蜕变的历史”。在陀翁的叙述中，可以发现，此前此后的一切时间都被浓缩在假死刑事件的几分钟之内，毕竟，这是作家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回忆这一事件。
对于陀翁来说，假死刑不啻一场哲学事件，完整模仿了自我意识的消亡与“失而复得”，而意识与自我意识恰恰是哲学的核心主题。可以想见，陀翁得知赦令前几分钟进入了自我意识的黑洞，而他被赦免后的余生，真的就从这个意识的黑洞中逃脱出来了吗？至少，在他的小说宇宙中就充满了不同人物角色的形形色色的自我意识黑洞。假死刑不仅决定了陀翁的思想转向，甚至决定了其后期创作的艺术形式。甚至陀翁的癫痫也显得像是一场哲学疾病，或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说，“癫痫并不是他表相的疾病，而是被借以揭示他精神的最深层”。小说中众多的意识黑洞对应的恰是俄罗斯灵魂的星空，对应众多不同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从西方派到斯拉夫派，从激进到保守，从虚无主义到东正教信仰……它们组成了一个思想的圆圈。
实际上陀翁前后两期的确经历了一种思想转变，他称之为信念蜕变。我总觉得，别尔嘉耶夫对陀氏的阐释是最深刻的，涉及众多命题：自由、恶、爱、革命、社会主义、宗教大法官、神人和人神……可以说，对俄罗斯灵魂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完整包含了精神向上和向下的运动。而陀翁在后期大加挞伐的“虚无病”，只不过是小说中众多自我意识黑洞中的一个而已。有国外学者称陀翁的小说艺术为幻想现实主义，不是没有道理，但正是在自我意识的黑洞中，小说角色陷入了幻想。这样来看，若称之为意识现实主义，是否也同样成立？
有趣的是，陀翁在《一篇当代的谎言》中为自己的小说《群魔》辩护，声称他曾经参与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与涅恰耶夫小组异常相似，他自己在青年时期也有可能参与涅恰耶夫小组的行动。这就将彼得·维尔霍文斯基、基里洛夫与陀氏自己关联了起来，虽然基里洛夫这一人物的灵感来源，我们仍不清楚。在这篇作家日记中，陀翁以一种讥嘲的方式道出了《群魔》的批判对象：“基督一旦被推倒，人类的智慧就能够达到惊人的结果，这是一个公理。欧洲，至少是欧洲思想的高层代表人物，正在推倒基督，而我们，尽人皆知，必须仿效欧洲。”这恰是当时正在欧洲和俄国弥漫的虚无主义思潮，毋宁说，它在小说中是集中表现在基里洛夫身上的。他在虚无主义的哲理性深度上不仅超过了小维尔霍文斯基，可能也超过了魅力十足的斯塔夫罗金，后者更为接近陀翁眼中某种两面性的真理。基里洛夫形象的灵感可能来源于作家自身在死刑台上的经验，作家在二十多年后的日记中对之也丝毫没有反悔，而恐怕仍然觉得死得其所，何其壮哉！——
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我确实知道），本能地陷入了沉思，瞬息之间回顾了自己还那么年轻的整个一生，可能，在自己某些沉痛的事情上忏悔了（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有那么一些潜藏在良心深处的事情）；但我们为之受审判的那件事情、掌握了我们心灵的那些思想、那些观念，我们认为，不仅不需要忏悔，甚至还是使我们净化的东西，是使我们博得很多宽恕的苦行！这种思想持续了很长时间。不是流放的年代，也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恰恰相反，任何事物都没能压垮我们，我们的信念以履行义务的意识支持了我们的精神。不，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心灵的是别的东西。（《一篇当代的谎言》，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上]，张羽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作家日记》（上、下）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张羽 张有福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从某种程度上看，基里洛夫就是陀翁那个原本应该死去的自己，而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对基里洛夫执行了死刑，原因在于，青年作家是为了革命的信念而行动，但基里洛夫死去，是为了虚无主义信念或者取代“神人”的“人神”信念，甚至是为了新人的信念或别的什么。
从《群魔》文本中，甚至可以看出，陀翁几乎无法正面描述基里洛夫的自杀，因为在象征意义上死去的正是他自己，是他青年时的自我。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这不是什么新鲜话题，陀氏在政见不同的阵营那里有不同化身。而在现实层面则是，晚年作家杀死了青年作家，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二者的关系类似于歌德与少年维特的关系，区别在于陀翁花费了一二十年才完成这一行动，完成思想与信念的蜕变。我怀疑，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秘密的奇迹》就是从陀氏的死刑中得到的灵感，区别在于，《秘密的奇迹》中那位作家完成巨著需要上帝额外赐予的一年时间——其实只是行刑枪决前的几分钟——而陀氏的巨著要得以完成却在二十年之后。陀翁强调了思想转变的困难程度：“我再说一遍，这件事不是那样快就发生了的，而是逐渐地、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发生的。而且，我（我说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可能是其中最容易回归到人民这个根基、最容易认识俄罗斯的心灵并认可人民精神的一个人。”（同上）
基里洛夫仿佛在创造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伊琳娜·帕佩尔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中评价道：“（志愿性的）死亡能征服死亡。”基里洛夫经由逻辑的一跃而成了新的“人神”。《群魔》中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会再来的，他的名字叫人神。”
“神人？”
“人神，区别就在这里。”
在此，基里洛夫已坦率地表达出他对“人神”的渴望。在《群魔》中，基里洛夫不是唯一的哲学家，却可能是最令人生畏的现代哲学家形象，这仅仅是因为他预示了尼采的形象。差不多十年后，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布——上帝死了。
尼采曾热情洋溢地坦承，他可以向老陀学习“心理学”，但多半将他作为一个颓废主义的代表来看待，而尼采是反对颓废的，他主张在颓废中反击颓废。尼采的超人哲学要比基里洛夫更为激进。这里我们不能专门讨论陀氏和尼采的关系，的确，二人在思想上是平行的关系。正如陀翁的小说艺术深受现代派推崇一样，他的思想也预示了各种反传统的“现代性思想”。他之所以不像尼采那样在思想史上占据中心位置，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位小说家，而非哲学家。
二十世纪初，纪德自以为在欧洲首次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这一发现也经过了尼采思想的中介。纪德最感兴趣的就是基里洛夫形象，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反而讨论不多。舍斯托夫可能是首个注意到陀氏与尼采关系的人，至少这一命题因为他而广为人知，他认为陀氏对于自己的思想，“敢于恐惧而羞愧地以自己小说中主人公的名义把它说出来”（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212页）。尼采也是如此，他自己就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基里洛夫。要成为这样一个小说人物，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只能一根筋地往前冲，进行一种基里洛夫式的形而上学自杀，哲学自杀或逻辑自杀，正如加缪后来在《西西弗神话》中暗示的那样。如果可以把尼采追溯到基里洛夫，那么后来存在主义的学说可能无非是对于这个小说形象的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基里洛夫形象蕴含了现代主义的思想、哲学和诗学的内在性秘密。
《西西弗神话》开头和结尾都在讨论基里洛夫，可能正是基里洛夫形象刺激加缪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之所以不叫“基里洛夫神话”而叫“西西弗神话”，当然是因为加缪主张的是“荒诞哲学”，毕竟他与陀氏的关心有所不同。加缪如何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营养，我以为也值得专门论说。话说回来，陀翁的雄心在于为转变中的时代精神画像，自然也包括时代的精神矛盾。基里洛夫只是其众多思想角色之一，而且严格地说，正是社会变革导致了精神变革，各种现代性的思想危机其实有其隐秘的根源。基里洛夫是一个患上了虚无病的精神代表，而虚无主义又是时代精神的映像之一。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说法，陀氏可能借基里洛夫揭示了人的神化对于人的“内在毁灭”，当然我们知道，这更多是陀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四十年代的反思，他的思想最终画了一个圆形。
在评论弗兰克的五卷本传记时，小说家库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末世论想象中，虚无主义连同它那非道德的利己主义和前尼采式的自我神化，都是一种仍在发展的思想病：俄罗斯要是沦入虚无主义者的统治，它终将变成伪基督统治下的俄罗斯。”（J. M. 库切《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61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预言了各种现代性的思想危机与文化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过，正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历史和思想中获取材料，并且从他自己最隐秘的个人经验中汲取灵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创造出了具有文学史和思想史双重意义的基里洛夫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