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颜值”经济的兴起与电商渠道的不断成熟，线上选购美妆护肤产品，已然成为主流消费选择。时值初夏，防晒用品迎来全年消费高峰。火热的市场需求让犯罪分子盯上其中的不法商机，他们借“海外正品代购”“专柜特惠”等幌子出售假冒产品，让原本守护肌肤健康的好物，反而沦为侵害消费者健康、损害品牌声誉的“问题商品”。
网购大牌防晒霜致敏伤身？
消费者报案揭开售假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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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店买的防晒霜，说是正品有授权，怎么用了之后脸上又红又肿，还开始长痘。”2024年8月，消费者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称，他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知名品牌防晒霜，使用后出现明显不适症状。同年10月，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唐某抓获，并查获多支该品牌防晒霜、防晒喷雾等产品。经品牌权利人鉴别，相关产品均系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自2023年12月起，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从他人处购入大量假冒某品牌防晒霜，通过其经营的网店对外销售。经审计，涉案店铺销售金额达340余万元。2025年7月，该案移送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
“真假混卖”难逃法网，
精准锁定犯罪意图
审查中，检察官戴丽发现，不同于以往简单直接的“全盘售假”行为，唐某深谙电商平台监管规则，采用“真假混卖”的售假套路。到案初期，唐某一再辩称自己销售的就是“正品”，并提供了进货票据、发票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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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没有停留于现有的口供和案卷材料，而是逐项核查聊天记录、进货价格、发票数量、店铺销售数据等证据。经审查确定：确有正品，但数量极少。唐某一边少量采购正品防晒产品，为的是留存完整进货票据和货源流通凭证，一边长期、大批量从无官方授权、明显低价的渠道购入假冒产品用于对外销售。
在检察官梳理出的有力证据面前，唐某不得不承认，其购入正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平台抽检和消费者质疑。他将正品票据当作掩饰售假行为的“护身符”，一旦遇到消费者怀疑商品真伪，或遇电商平台开展抽检、排查，便出示正规单据蒙混过关。
此外，检察官还发现，唐某不仅长期从非法渠道购入假货，还主动向上游供货方寄送正品样品，要求对方不断“改良”细节，刻意提高假货仿真程度。多项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其明知假货、蓄意售卖的主观故意。
循线揪出“隐身店铺”，
全面核实犯罪金额
几次交锋，唐某的“老道”和口供反复不定，让检察官疑窦顿生。
审查初期，唐某供述自己在涉案电商平台仅有一家售假店铺。承办检察官核实证人证言时，发现唐某曾在其他平台开设店铺，虽未售卖同类假货，但检察官却由此警觉，唐某是否会在涉案平台隐匿其他经营店铺，于是引导公安机关开展补充侦查。经查，唐某借用妻子身份注册开办另一家网店，店铺日常运营、货品售卖均由唐某实际负责，对外售卖涉案品牌假冒防晒产品。经补充审计确认，该店铺累计售出假冒防晒霜四万余支，涉案金额超百万元。检察机关依法将该店铺全部涉案金额并入其犯罪总额，最终依法认定，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总金额达三百四十余万元，涉案数额巨大。
推广佣金能否扣除？
自行补充侦查厘清法律边界
在审查起诉阶段，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辩解称，涉案网店绝大多数销量是靠某推广平台引流实现的，该平台抽走了销售金额的50%作为推广佣金，这部分应从涉案销售金额中扣除。
针对这一辩解，承办检察官自行开展补充侦查，研究该推广平台的产品使用许可协议、推广课程等相关内容，明确其性质、经营模式和结算规则等。经查，该推广平台的佣金比例由商家自行设置，平台主要负责将商品链接发布到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引流，当消费者通过引流渠道至店铺下单商品，并确认收货后，佣金才会从商家支付宝账户中扣除。
“该推广平台本质上属于站外引流推广，作用类似推广中介，帮助商家扩大影响、促进成交。”承办检察官介绍，“消费者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格，就是涉案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推广佣金则是在交易完成后，由平台另行扣除分账，属于推广成本，不包含在销售金额中，不应从销售金额中扣除。涉案网店与推广平台之间并非商品销售中的上下家关系，而是推广服务合同关系。”
据此，检察机关认为，推广平台收取的佣金不影响销售金额的认定，不予扣除。
经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九十万元。
检察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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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电商大促已经开启，消费者在选购美妆护肤类商品时应优先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正规授权经销商等合法渠道，勿贪图低价轻信“进口正品”“爆款低价”“大促清仓”等宣传，购买后留存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物流凭证等相关证据。若使用产品后出现皮肤红肿、过敏等不适症状，或怀疑购买到假冒产品，及时停止使用，留存证据并向相关部门举报并报警。同时呼吁各大电商平台严格落实主体监管责任，从严审核入驻商家资质，常态化开展货源溯源排查，严查真假混售、低价售假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