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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美国与欧盟围绕跨大西洋数据流动规则的监管协调已持续 20 余年, 双方历次的协调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 在相互依赖理论看来, 监管机构是大国推动跨境监管协调进程的关键行为体。 作者将监管机构的规则偏好与民众诉求的利益契合度以及监管机构的相对跨国监管准入能力作为两个核心自变量, 构建了一个解释不同法域监管规则协调结果差异的分析框架。 当协议发起方的核心监管机构规则偏好与民众诉求的利益契合度较高且跨国监管准入能力较强时, 协议发起方将促成主导型跨国分层机制, 协议接受方倾向于采纳并复刻其监管规则; 当协议发起方的核心监管机构规则偏好与民众诉求的利益契合度较低且与协议接受方的核心监管机构跨国监管准入能力大致持平时, 协议接受方将推动阻断型跨国分层机制, 进而导致协调失败; 当协议发起方的核心监管机构规则偏好与民众诉求的利益契合度较低且跨国监管准入能力较弱时, 协议接受方将发起挑战型跨国分层机制, 迫使协议发起方调整自身规则偏好以适配协议接受方的监管规则。 美国与欧盟在跨大西洋航空数据与商业数据流动规则问题上的谈判案例检验了该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也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数据治理、 推动国际数据规则制定和探寻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监管机构、跨国监管准入能力、跨大西洋关系、数据跨境流动、全球数据治理
基金资助
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欧跨境数据安全规制协调及我国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4CGJ039)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03）
作者及单位
程海烨,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制作审核：院党委宣传部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责任编辑：谷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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