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假”成为生意，法治如何找到边界？

奉贤拥有63万多户经营主体，其中生产制造型和中小企业占比颇高。近年来，一个现象让不少企业头疼不已：一些人并非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而是专门盯着广告用语、包装标签上的细微瑕疵，批量购买后提起投诉举报，甚至通过夹带、调包、伪造证据等手段，以举报或诉讼相要挟，向企业索取“和解费”。

在某化妆品头部企业，关于“美白”“抗衰”等功效宣称的“抠字眼”投诉一度频发。企业为此不得不抽调专人应对，提供大量举证材料，耗费本应用于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的精力。数据显示，在奉贤区遭受此类行为较为严重的企业中，牟利性索赔占比最高的曾达73.39%。

这种现象并非奉贤独有，但在经营主体高度集聚的上海，其带来的治理压力尤为突出。一方面，消费者的正当投诉渠道被大量无效工单挤占；另一方面，企业疲于应付，营商环境的“感受度”大打折扣。

进退失据之间，考验的是对法治精神的把握。奉贤区出台的实施意见，核心思路可以概括为：分类处置。根据执法实践经验，文件归纳了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九大特征，从是否知假买假、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等维度进行综合研判。符合主要特征的，纳入异常名录，其投诉依法不予受理。但对反映的违法线索，仍要开展核查；对真正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企业，该立案的依然立案。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处理方式，试图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优化营商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截至2025年底，奉贤区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投诉日均数量从31件降至11件，减少约三分之二。行政力量得以从大量重复的无效工单中释放出来，转向对企业的提前服务和合规指导。

牟利性职业索赔的复杂性在于，其行为往往游走在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缘。单靠市场监管一个部门，既难以精准识别，也缺乏足够的震慑手段。

2025年6月，奉贤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查获一起伪造证据敲诈勒索案件。犯罪嫌疑人钱某自2024年4月起，采取伪造产品包装内有异物导致受伤、虚假投诉的手法，先后向12家生产企业实施敲诈，累计非法牟利3万余元。目前，检察机关已对其审查起诉。

这一案件的突破，源于奉贤区建立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市场监管、司法行政、公安、检察院等十部门成立工作专班，畅通行刑衔接渠道，对涉嫌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移送起诉。与此同时，对在处置过程中发现的失信行为，依法加强联合信用惩戒。从“单打独斗”到“联合作战”，治理的闭环正在形成。

规制恶意索赔，不是为了关上消费者维权的大门。相反，正是为了让真正需要维权的消费者不被淹没在无效工单之中。而要达此目的，除了对恶意行为进行规制，还需要帮助企业“强身健体”。

在出台规制措施的同时，奉贤区同步推行企业首席合规官制度，编制《合规指南》，围绕食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药械化等行业梳理主体责任清单，为企业提供“治未病”的服务。目前，设立首席合规官的企业已达306家，在84家化妆品生产企业中实现全覆盖。

这一做法的逻辑并不复杂：恶意索赔之所以能够得逞，往往与企业自身存在不规范之处有关。如果企业自身合规过硬，让投诉者无从下口，源头治理才有可能。将监管资源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既是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也是从根本上减少恶意索赔空间的长远之计。

2025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下发通知，将奉贤区作为“打击恶意索赔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的试点之一，全国仅三个地区入选，上海唯一。这一试点身份的获得，意味着奉贤的探索被纳入了更高层级的制度视野。

从1.0到3.0，奉贤区的实践仍在迭代。借助AI大数据分析，对投诉集中的问题提前发布预警；推进集中处置标准化，将大部分职业索赔举报件纳入统一办理流程；健全与司法机关的协作机制，对以敲诈勒索等手段实施职业索赔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这些下一步举措，都在指向一个目标：让行政资源回归其应有的位置。

奉贤的探索能走多远，还有待时间检验。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在面对法律灰色地带时，如何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保持对权利边界的清醒意识。当投诉举报的权利被滥用，当行政资源被无谓消耗，最终受损的，是所有诚实经营者和诚实消费者的共同利益。厘清这条边界，或许比任何具体的制度设计都更为重要。

记者：侯阔

通讯员：顾珈骏（区市场监管局）

编辑：何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