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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校的盲人教师:看不见讲台却站稳数十载,用爱“看见”孩子

转自:第一教育 2026-03-11 20:41:16

春日的阳光透过上海市盲童学校的玻璃窗,洒在教室里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上。“大家别急,慢慢说,用我们刚才学的句式,把自己周末的经历描述出来。”讲台上,任铮浩老师温和的声音传来,他微微侧着头,倾听着每一位学生的发言,仿佛能透过声音“看见”学生们脸上的神情。

而在校园的另一处,低视力教师金乃嘉正带着多重障碍学生练习刷牙,耐心地纠正着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他用温柔与坚守,教会孩子们感知生活、拥抱生活。

这是上海市盲童学校里寻常一天的景象。

2002年,全盲的任铮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英语系,成为我国首批通过普通高考录取的盲人大学生。2006年毕业后,他选择回到母校,成为一名教师。

2007年,“冰心作文奖”全国高中组一等奖《爱》出自上海市盲童学校学生金乃嘉的笔下,当年,他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也是‘盲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校长徐洪妹这样评价道。

20年的坚守,让英语课堂有温度、有力量

“任老师的英语课,从来都不枯燥。”高二学生刘萱怡笑着说,她是一名低视力学生,看不清常规的白底黑字课件,任铮浩老师便特意将她所在班级的PPT全部改成了黑底白字,还特意征询其他同学的意见:“你们看着有困难吗?”

“我知道视障学生学习的不易,所以我想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多做一点。”除了上课,任铮浩还承担着学校盲文资料编译的部分工作。

走进任铮浩的办公室,盲文打印机和堆叠整齐的盲文纸张格外显眼。同事们发来的电子版考卷、练习题,经他之手翻译成盲文,打印出来,再发给学生。给全盲学生提供盲文讲义,对他来说反而是“便利”——自己编译,做起来相对顺手。但这是一个体力活,盲文教材的“重量”非常直观,编译的工作量也很大。

“对于视障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来说,阅读盲文是非常有挑战的事。”任铮浩解释,“但他们需要积累一定的盲文阅读量。如果平时只用电子稿、依赖读屏软件,到了高考拿到一份盲文考卷,会很吃亏。”

“我从小学的就是盲文。”高二学生刘思聪说,“但盲文是拼音文字,不像汉字那样有形,所以同音字的问题一直绕不开。”刘思聪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学到“反照”一词,盲生第一反应是“返回”的“返”、“召回”的“召”,以为是“召回”的意思。那一刻他就特别明显地感觉到,没有字形撑着,光靠盲文也很容易跑偏。“这些问题,任老师最能感同身受。”

“这也是我相较其他教师的优势所在。”任铮浩笑着说。

任铮浩(右五)

任铮浩还在课堂上通过单词接龙、主题描述、小组合作等小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任老师的课更注重口头表达,让我们有更多机会用英语说出自己的想法。”学生沈逸峰说,“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还会给我们拓展一些平时英语课上不会讲的知识点,比如同义词、一词多义,还有一些实用的语法技巧。”

“现在的孩子,比我厉害多了”

从教20年,任铮浩亲身感受着盲校的变化。

20年前的盲孩子和现在的学生,差异太大了。”他说,首先是知识面宽了,信息获取的渠道多了。以前人们对视障者的认知就是“听收音机”,但现在,读屏软件从电脑发展到手机,AI也加入进来,越来越缩小了视障者和明眼世界的距离。

现在,学生的职业追求也更多元了。任铮浩早年教的学生,想的是“初中毕业后学个推拿,将来养活自己”——“非常朴实,但也不敢多想,没有空间让他们想。”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了,“他们要过得开心,要有自己的追求。有的学生喜欢配音,想往这方面发展;有的喜欢高科技产品,去钻研,后来开了软件公司。”

他也会遇到学生的“灵魂拷问”。沈逸峰问他:“老师,现在AI这么发达,花几百块钱买个耳机,同声传译都解决了,虽然不尽善尽美,但比我自己听强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任铮浩没有觉得这是“大逆不道”。他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自己写东西,有时也要让AI帮我查语法错误。我们自己都用,凭什么说学生不能用、用了会限制思维?”在他看来,作为老师,理解学生是第一位的。

寒假里,刘萱怡、沈逸峰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去北京参加空中客车“未来工程师”全能进阶营活动,携前期项目组15位同学共同打磨完成的“视障乘客机舱智能导航和环境优化”方案及3D模型,获得了活动的第一名。聊起这件事,任铮浩也感到欣慰。“现在的孩子,比我厉害多了!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光发热。”

刘萱怡(右三)、沈逸峰(右二)在空中客车“未来工程师”全能进阶营上

现在,盲校教学也比以前“复杂”一些。对任铮浩这样的全盲教师来说,新平台、新技术的引入,适应期比别人长得多。“视力正常的老师一眼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要想很多办法。”他说,计算机操作的基本原则是“所见即所得”,但他“见不到、见不了”。

更大的挑战是,很多平台在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无障碍。学校信息技术教师殷桦介绍,“也正因为任铮浩老师总会把学生可能碰到的困难都先经历一遍,所以学校在新平台上线前,都会先来征求他的意见。”

“刷牙这件事,可能要教一年”

每天早上740分,金乃嘉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市盲童学校门口。换乘三条地铁,全程45分钟的通勤,他已经坚持了十多年。201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特殊教育方向)毕业后,他回到母校,成为一名多重障碍学生的教学和心理辅导老师。

“金老师是个非常细心、温柔的人。”同事们这样评价他。走进金乃嘉的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台平板电脑,这是他日常工作的重要工具。“阅读纸质材料,我会拍照识别文字,再在电脑上把字体放到最大看;手机和平板就用读屏软件‘听’着操作,手机太小,放大了一点点挪着看,太累了。”金乃嘉笑着说,同事们都很照顾他,尽量给他电子版文件,减少他的不便。

金乃嘉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中分享交流

金乃嘉是学校的一名生活适应课教师,教授多重障碍学生。

“多重障碍,是指孩子除了视力问题,还伴有智力、肢体或情绪等方面的问题。”徐洪妹解释,“现在诊断标准更精细了,过去被简单归为‘盲童’的孩子,能被更准确地识别出来。这对学校的教学提出了新挑战——不只是教知识,更要教他们怎么生活。”

上个学期,金乃嘉一周有11节课,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天早上的晨会。40分钟里,他会带学生们分享心情、早饭吃了什么,了解当天的日期、天气和课程安排。“多重障碍学生对变化比较敏感,晨会能让他们对一天有个预期。”他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大多不习惯主动关注他人,金乃嘉就让他们互相问问对方吃了什么,“一点点建立交流的意识,也学会关注他人的生活。”

“生活适应能力对多重障碍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健全人自然而然就能学会的技能,多重障碍学生却需要反复练习。”金乃嘉说,“比如刷牙,可能要先认识牙膏和牙刷,这就要花很长时间。有的孩子触觉敏感,不愿意刷牙,因此一个动作可能无法一次学会,今年学会了,明年还需要再巩固。”

徐洪妹表示,对这些孩子来说,能独立刷一次牙、穿一次衣服,就是最了不起的成长。我们不仅要教他们知识,更要守护他们生活的底气,让他们在被爱中学会爱,在练习中拥有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

2019年起,学校开始在多重障碍班级配备保育员老师,协助维持课堂秩序,帮忙照看学生的午餐和卫生,也承担一部分辅助教学的任务。“上课也轻松多了,不会像之前那么忐忑。”

目前,学校运用信息技术创设现代化的评估平台,开发11门课程,培养专业康复教师,真正做到医教融合、科教融合。

“他们也喜欢玩手机,也爱逛超市”

除了生活适应课,金乃嘉还是学校的专职心理老师。这些年,他发现学生的心理状态与以往有所不同。

“现在从普校转来的插班生比前几年多,他们此前的视力勉强能跟上普校教学。”金乃嘉说,“这种转变对个人的挑战很大。还有的孩子到了高中,因为视力下降需要学习盲文,会觉得未来似乎失去了意义,以前能做的事现在做不了了。”

他曾遇到一名学生,视力下降并不算严重,但注视时间一长就会眼压升高、感到疼痛。那段时间,孩子在教室里总是拉上窗帘、戴上墨镜,很怕光。“其实未必是眼睛真的需要那么暗的环境,而是一种焦虑——担心光线会灼伤眼睛,让视力进一步下降。”这个过程需要慢慢适应。金乃嘉的工作,就是陪伴学生,让他们逐渐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金乃嘉为毕业班学生开展团体辅导活动

教学中也不乏温暖而有趣的时刻。“有个喜欢电子产品的男孩,每周都去同一家商场的手机店,乐此不疲。他不买,就是去看看。还有学生说周末跟家里人去超市,过了几周还告诉同学,‘那个超市开不下去,倒闭了’。”金乃嘉说,“让他们关注生活中的事物,本身就很有意思。而且,有的孩子可能没去过,但听了之后,也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地方、这样一种吃的东西。”

他带的这些孩子,多数属于多重障碍,未来或许难以完全独立生活。但金乃嘉觉得,哪怕只学会做一点点事情,也能为家人减轻一些负担。

从2011年工作至今,当年那个会写诗的学生,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每一条盲道、每一个转角,金乃嘉都了然于心。“等天气再暖和一点,我想去那边走一走。”他说。


文字:芮德贵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编辑:芮德贵

校对:曹铒

责任编辑: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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