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薪”安处是吾乡

2025年4月，我收到两件劳动者申请执行上海某电器公司仲裁案件。欠薪执行向来是执行工作的重点。

联系被执行人无果后，我当即按照查控流程，对公司名下财产进行了查询，但并未发现有房产、车辆等可供执行的财产，银行账户余额非零即负。我将查控情况反馈给两位劳动者，询问他们有无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法官，那怎么办？我还有很多同事和我一样在申请执行。”听到这样的查控结果，两位申请人在电话那端一下就急了。

得知还有很多被欠薪的劳动者，我的神经也瞬间紧绷起来。虽然初入执行不久，但我很清楚批量劳资纠纷案件的棘手之处。

果不其然，从2025年4月到7月，我陆续收到14件关于劳动者申请执行上海某电器公司的仲裁案件，案件标的金额总计约50万元。劳资纠纷不同其他案件，每一分钱都是劳动者的心血，“劳有所得”的意义重若千钧。

按照执行程序，法院很快依法冻结了被执行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并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P某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强制措施。

在与14位劳动者及律师的沟通中，我进一步了解到：被执行人公司和两个子公司的工厂都在上海某区，目前已经暂停生产经营，公司与子公司均有大量劳动者被拖欠薪水；有新资本计划盘活公司，但公司账户多被司法冻结，希望渺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P某是外籍人士，近期还计划离开中国。

出于对企业采取执行措施的审慎性，起初公司并未被列入失信名单。执行期间，公司在P某的运作下变更了法定代表人，“逃废债”的意图昭然若揭。

我立刻将案件的进展提交合议庭讨论。经合议庭讨论，一致认为：因14件案件债务及仲裁程序均发生在原法定代表人P某任职期间，且P某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能力，其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要防止其利用一切可乘之机逃脱法律责任，应立即对其采取更加有效的强制措施，同时对公司进一步施加执行压力。

得到这个结论后，法院马上又对P某作出限制出境的强制措施，同时对现任法定代表人刘某发出限制消费令。

两项措施双管齐下，很快就有了结果：P某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被及时拦截；刘某因被限高，无法利用高铁等交通工具出行。

感受到压力后，两位和上海某电器公司密不可分的责任人员终于主动联系法院，先是诉苦，再是承诺，表态公司一定会履行支付薪资的义务。

然而，两位责任人并没有如期履行承诺。

为敦促履行义务，我们前往其位于上海某区的工厂，进行现场调查。

进入工厂，里面灰尘堆积，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的气息，公共区域的办公工位空无一人，只有几间办公室还亮着灯，显然很久没有正常经营了。

与此同时，我们亦发现，工厂的操作间内有3条未实际投入生产的流水线，仓库内存有工业成品，看得出公司应该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和意愿。

在与被执行公司的员工谈话后，我们了解到，公司实际具备正常生产经营的能力，但由于各类纠纷缠身，工厂目前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对被执行公司的现状感到惋惜，但基于当前的状况，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仍然是第一位的。我依法对上述流水线及机器设备、工业成品进行了现场查封，并将法律依据和可能的法律后果充分释明。

被执行公司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场签下执行担保，再次承诺会在半个月内将14件劳动者仲裁执行案件全部履行。

现场查封的那一天，令人印象格外深刻。返程路上，碰到申城罕见的特大暴雨，雨水像子弹一般从天空倾泻而下，密集地砸在车窗上。在陷入拥堵的路上，我与同事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复盘，分析着下一步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雨水冲刷着车窗，外面的景象时而清楚，时而模糊，案件走向的不确定性让我不免担忧：最后一道压力已经给到了，被执行人这一次会履约么？14名焦急等待的劳动者能等到让他们满意的结果么？

在等待被执行公司付款的半个月内，我从未停止对其保持关注和联系。

半个月的等待异常漫长，部分欠薪员工焦虑万分，甚至将被执行人公司的工厂大门给锁了，导致包括财务在内的在职员工无法正常上班。了解情况后，我赶紧和申请人及律师进行沟通，抚慰情绪，避免矛盾激化，为被执行人付款创造良好条件。

半个月期限届满，这一次，被执行人公司没有爽约，将14件劳动者仲裁执行案件全部履行完毕，约50万元执行款全部到位。随即，我依法解除对P某的限制出境措施、刘某的限制消费措施，以及对公司银行账户、工厂流水线、机器设备、工业成品等的查封、冻结措施。

雨后天终晴。该批案件执行完毕后，劳动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薪酬，被执行公司也开始稳步推进复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