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还在申请上市，诺和诺德就“急着”晒出了研究文献。展台上，内分泌与代谢学领域权威期刊《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公开了IcoSema的一项3a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这是全球首个基础胰岛素/GLP-1RA周制剂，也就是每周注射一次。
谈及为什么“展文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从这个产品开始基本上都是全球同步的，中国是同创的，也就是研发阶段就是和全球同步，意味着中国也许会比其他国家更早获获批、更早上市，患者更早用到。”
一篇文献几张纸，分量虽轻，却足以窥见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看重。
连续几天，上海市药品监管局副局长郭术廷往返于各个展台，“沉浸式”调研。
“国外很多企业现在都会把一些新的产品拿到中国来进行首发上市，这也是一个新的趋势。比如说去年罗氏的‘可伐利单抗’，它在全球申报，首先是在中国获批的，也是这几年跨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同时也是我们药品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得到了体现，让病患可以有更多、更新的、更好的产品得到使用。”
可伐利单抗注射液，用于治疗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患者，2024年2月7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是其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的首次获批，也是罗氏集团第一次在中国市场实现一款创新药的全球首发。
当越来越多跨国药企把“中国基地”纳入同步研发，同步申请，我们的审评审批流程是否能跟上创新步伐，让全球新能从“并肩”到“领先”，考验政策突破、制度创新，同样考量政府服务。
在一个地方，集中听到行业头部企业的呼声与诉求，进而推动改革和突破，进博会上也有着破除制度藩篱的“水到渠成”。
以进口医疗器械的本土化转产为例，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之时，国内的药械审评审批速度远不及现在，所有申报材料和审评流程都要从零起步、重新来过。
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全球首发集聚，呼吁政策优化的声音开始被听到。2020年国家药监局出台“104号文”，通过诸如研发资料、临床试验资料的互认，进口医疗器械转中国境内生产的流程被大幅优化。
今年，上海又争取到了新的支持。郭术廷以多款药械转产为例，从过去两三年到现在几个月，“国家局今年又出了30号公告。原来必须是母子公司，相当于境外企业在国内设立的外资公司才能够享受便捷措施，30号公告把它扩大为同一个实控人，通俗说我们集团内就可以了，对于这些产品转产就起到了一个非常便利的举措。”
在此基础上，上海继续加码服务。今年8月发布“已获得注册证的医疗器械产品转上海生产”的相关文件，加强前期的指导。比如，对企业提出的咨询指导，规定5个工作日之内必须作出响应；涉及现场核查的部分，细化核查的内容，具体的要求，让企业提前知道要准备哪些材料，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
位于莘庄工业区的士卓曼中国产学研中心，不仅有现代化生产车间，还预留了口腔门诊与培训中心区域，总投资达12亿元。正是看中庞大的中国市场，士卓曼开始布局本土化生产，“上海制造”的士卓曼产品，正式走向中国市场。
从展商到投资商、从展品到商品，每一个创新药械的落地，都历经从资料准备、注册申请、审评审批等一系列的环节。
目前，上海已在主要的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设立产品注册指导工作站，提前介入辅导，争取让同步研发的全球创新能尽早在中国落地。
市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处颊贝尔，也是进博咨询服务组成员，这几天巡馆时都会主动对接服务，上海已专门制定指导手册，细化要求，“这些都是结合我们之前的核查审评的经验，列全国之先把它写出来。比如核查的项目、核查指南，类似于可以让企业在申报注册的时候按图索骥，更加清晰。”
进博会办到第八届，其价值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贸易盛会。它如同改革的催化剂与试验田，也推动着中国在市场准入、审评审批等领域的深刻变革。
在郭术廷看来，外部环境越是复杂，可预期更弥足珍贵，“一方面告诉企业研发应该怎么更合规，但同时我们也在了解这个产品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风险，我们监管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上去，这样才能够实现相辅相成，形成同向合力，把产品研发好，安全也守好，让患者得益。”
来自全球企业的进博期待，也是对我们自身的鞭策，每一年的进博会都在寻找“越办越好”的改革空间，也在用“下一届”回答这里“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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