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板看上已婚男下属，甩其原配300万助离婚！同居后分手，要索回钱财！二审判决反转！

女老板朱某在重庆经营着一家公司，看上了已婚男下属何某。两人在工作交往中逐步建立了感情，且双方准备各自离婚后重新建立家庭。

陈某（何某的妻子）知晓该情况后，向何某提出支付300万元后，二人便可办理离婚手续。女老板朱某与陈某就离婚等事宜进行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朱某向陈某转款300万元后，陈某同意办理离婚。

2018年10月12日，朱某向陈某转款200万元。

同年10月15日，何某和陈某办理离婚登记。

同年12月15日，朱某又向陈某转款100万元。

没想到，女老板朱某与何某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感觉不合适，想分开，于是向法院起诉何某和其前妻陈某，称自己转款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要求索回300万。

陈某辩称：

■自己和何某离婚是由于何某和朱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即婚外情。自己并非要求何某支付相应款项作为离婚条件，而是要求离婚后何某对孩子抚养费进行支付。

■朱某作为第三者在自己重病期间主动上门逼迫离婚、骚扰自己及小孩生活，自己担心孩子受到伤害，被迫同意朱某代何某谈离婚补偿事宜。自己作为最大受害者，不应为朱某及何某的过错买单。

何某辩称：

■朱某赠与相关款项给自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朱某的100万系补偿陈某，剩余200万元补偿孩子抚养费，赠与小孩的合同并不违背公序良俗。

■朱某插足自己与陈某婚姻并以金钱诱惑、语言威胁自己离婚，自己就此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朱某同样也具有重大过错。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本案的赠与合同主体应认定为朱某与何某、陈某。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本案中，朱某赠与款项给何某陈某的主要目的，系朱某为与何某重新组建家庭，及为此解决二人离婚事宜中关于小孩抚养，及陈某今后的生活经济等问题。另陈某在知晓朱某与何某的感情事宜后，主动提出支付相应款项即可离婚，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及立法宗旨来看，本案所涉的赠与事宜不应当得到提倡，该赠与合同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

现何某、陈某实际取得的赠与款项应当返还给朱某，对朱某要求返还30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何某和陈某不服，提起上诉。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以赠与合同无效为由，主张陈某、何某共同返还案涉300万元款项的请求无法成立。

一、朱某向陈某给付案涉款项的行为并非赠与

结合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无论从朱某与陈某的外部关系，抑或朱某与何某的内部关系看，朱某举示的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明确具有向陈某赠与的意思表示，更应是代何某向陈某支付离婚补偿、子女抚养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朱某不能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向陈某主张返还

承前所述，朱某向陈某所为给付并非赠与，而系代何某所为给付。本院认为，朱某所为给付既非陈某“借婚姻索取财物”，亦不应仅以给付动机有悖公序良俗而向陈某主张返还。

■首先，结合朱某与陈某聊天内容可知，案涉款项给付行为并非陈某积极主动追求，而系朱某为消除何某关于离婚补偿、子女抚养等“后顾之忧”以促使其尽快下定决心与陈某离婚并办理离婚手续所为。

■其次，陈某作为该事件的受害方，在得知何某出轨、自己身患重疾且作为介入其婚姻的朱某直接上门的境况下，要求何某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及子女抚养费用，该行为明显不同于“借婚姻索取财物”。陈某与何某离婚协议关于“离婚后男方自愿补偿女方人民币100万元整”“女儿归女方监护抚养，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孩子抚养费人民币200万元整”的约定亦可佐证。

■最后，虽朱某自认其对陈某没有任何给付义务，该款项给付动机在于促成何某与陈某尽早离婚，“进行了一次金钱和感情的交换”“这种赠与违背了社会良好价值观、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但其基于该给付动机完成给付后主张无效之返还，更是有违公序良俗，悖于诚信，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故参酌“因不法原因所为之给付不得请求返还”法理，朱某因悖于善良风俗向陈某所为本案给付款项，给付目的达成后又据此主张给付无效返还，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某、何某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最终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的民事判决；二、驳回朱某的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