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新变”与“转轨”

“文变染乎世情”，文艺评论同样需要因时制宜，不断调整并建构新的批评范式。这可以从两个维度着力：在时间脉络上指向“新变”，在空间向度上正在完成“转轨”。

无论文艺创作还是批评，都在诉说、建构“我”和“我们”，涉及“我/我们”的祖先、同胞、乡土、城市、国家、生活和情感形式等层面。“我/我们”的建构即文艺的主体性问题。主体是在时间中建构的，植根于历史，在现实世界中显影。从讲述中国故事的角度来看，新时代文艺有两种叙事时间，即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多数作品融合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叙事时间，通常在时间累积的身份体验与价值认同中建构主体性。高质量文艺作品更是倾向于在历史的纵深处窥探个体生命和民族文化的走向。因此，新时代文艺批评范式的“新变”，就不能轻易抛弃历史意识。历史叙述看似反顾旧时光，其命意所在，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探寻。面对这类作品，文艺批评需要回到历史，发现历史，仔细辨认历史的运行机制与精神遗产。对于评论者而言，审视文艺作品时是否具备历史眼光与历史意识，显得至关重要。

只有敞开历史，才能敞开现实，创作与批评皆是如此。如果缺乏历史的分析，文艺批评将付出“悬搁历史意识的代价”，难以触摸到深度写作的本相，更难以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自五四以来，中国文艺为了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和建构本土现代文艺，不时求助于“以复古为解放”的思路，在传统、民间、本土的精神特质和文艺形式中寻找复兴中华文化的元素。这属于“在传统中变”的思路，绕开了“在传统之外变”或“有意背离传统而变”的非本土化路径。

以历史意识“新变”文艺批评，有助于克服主观随意、理论套用、价值虚无等弊病，在过去与当下的时间链接中，确立文艺批评的历史观念和美学尺度，提升本土文化传统的位置与价值。

文艺批评的“新变”主要着眼于时间维度。在空间维度上，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则呈现出“转轨”的迹象。“转轨”基于新时代语境和文艺发展的需要，呈现为“向内转”与“向外转”两种批评路向。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经济双循环的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也进入一个内生与输入并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文艺批评在参与文明互鉴与中国知识体系建构时，视点和观念当有所调整。无论从国家文化战略的宏观层面，还是从文艺批评的创新机制层面，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重要一环的文艺批评，都有必要考虑“向内转”。这个“内”是指中国内部，意味着在中国内部的历史逻辑和价值导向中发现中国文艺，从中国内部的文化土壤与话语变迁中探寻文艺的基本风貌、核心观念及其演进依据，并作出解释。

提倡“向内转”的缘由，受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理论启示，也受到新时代弘扬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话语、确立文化自信等主导观念的激励。此外，中国文艺批评为西方文化思维和价值尺度所把持的状况，亦刺激笔者“向内”重新思考中国文艺。批评界曾不论谈论何种文艺新潮，都要从外国说起；说到“现代性”，它就必然姓“西”，仿佛中国只有“传统”。在追求民族文化平权的新时代，这种以西方为标准的批评理论早已失去了先锋性，暴露了其观念的狭隘。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适时提出，为文艺批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意味着文艺批评路径的“转轨”——转向从中国内部、本土语境寻找文化依据与价值尺度。

“向内转”的文艺批评观念，并不新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文艺界，大致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内部逻辑，来建构文艺的发展脉络和评价标准。重申“向内转”的文艺批评，当然不是重复过去的观念套路——无论这种观念是革命、启蒙还是现代性，而是为了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让文艺批评向中国历史的丰富面相敞开，向当下人民本位、国家本位的文化观念敞开，以此发现文艺新风景，建构文艺批评新路径。

“向内转”的文艺批评观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文艺的在地性，强调地方在文艺生产中的价值，以期构设彰显本土逻辑的中国文艺图景。批评的在地性强调以中国文化地图为底本，考察文艺构成元素在各个区域的分配和统筹，探究地方与时代观念对话时所具有的文化活力，阐发地方元素如何巩固、丰富文艺中国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向内转”的文艺批评要求批评核心观念有所调整，启蒙、现代性等带有西方色彩的文艺观念不应再作为抽象的名词套用，而需结合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以“人民文艺”“中国气派”等更加中国化的概念来充实，对展现中国风度、民间色彩、传统形式和民族国家观念的文学活动和创作，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向内转”的文艺批评，需要更加理性地审视中外的文化文艺关系，聚焦中国文艺的思想与艺术底色，例如，在中外诸多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辨析出中国文艺家的创作特质，把国际问题中国化。

文艺批评的视点与路径不光要“向内转”，也要“向外转”。这是因为，向内、向外两个维度的文艺批评，目前都尚显不足，均有待深入开掘。

以“向外转”的眼光来看，中国文艺批评在把握历史和理论建构上，也有诸多方面可供开拓。向外转，即在世界中发现中国，把中国文艺置于世界格局中来审视。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大力推进。虽然在西潮东进、文学译介、域外文学影响、留学背景、传教士白话文、离散写作等方面，批评界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关成果更多关注异域因素进入中国内部后对文艺产生的影响，而不大关注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与国际关系中重要一方的中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形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互动，从而带来中国文艺的思潮流变。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世界格局中重新审视中国文艺。

例如，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的视野来看，中国文艺发展史尚有许多话题有待重新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时间存在重合，这种重合并非偶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东亚、世界的格局中来看，能够得到更为丰富的解释。仅以巴黎和会的外交反响作为五四运动的背景阐释，便简化了对世界中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问题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明显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五四知识分子也由此与他们的前辈区分开来，集体性地拥抱西方文明，以积极的态度融入世界新秩序。我们可以设想，发起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是否包含知识分子对世界主义的渴望？在语言、文化的变革上，是否暗合了让世界更顺畅地进入中国、让中国热情地拥抱世界的时代需求？革命文艺与左翼文艺思潮的勃发，也有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而评论抗战文艺，则需要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视野。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及其文学，从中国内部来看，是抗战和抗战文学；从世界格局来看，是二战和二战文学。从抗日战争的角度审视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是一种眼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审视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是另一种眼光。而后一种眼光，我们亟须加强。

世界的五四、世界的左翼、世界的抗战，其谈论方式与中国的五四、中国的左翼、中国的抗战有所不同。把中国文艺放在世界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也属于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响应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总之，文艺批评的“新变”与“转轨”，需要结合“向外转”与“向内转”的观念视野。一方面，要确立“向内转”的意识，立足中国传统和人民立场，发掘中国文艺的内生力量，充实中国风度和中国气象的价值内涵，确立文艺批评的中国尺度，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保持“向外转”的气度，汇通“在中国发现世界”与“在世界发现中国”这两种文艺批评思路，在保持自我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让文艺批评向世界敞开。国家强盛时，人民有自信心，正如鲁迅所言，“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新时代的文艺批评，面对世界影响和向外借鉴时，需要有鲁迅所说的这种胸怀和格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和情感动力。在时间上以历史意识释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空间上兼顾“向外转”与“向内转”的观念视野，文艺批评将汇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华文化创造之路。

来源 |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