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参观复旦新校史馆？读史老张为你深度解读

踏入新校史馆不久，就可以看到有个专门区域介绍了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只要从此经过，便会注意到有一尊李登辉雕像——灰白质地，着西装，戴圆框眼镜，端坐着看书。

“我们校园内有很多名人雕塑，比如毛泽东、陈望道、苏步青，可一直没有李登辉校长的。这次，我们新建成两座李登辉雕像。”读史老张介绍。

这两座雕像，一座在外文楼旁的相辉广场，是李登辉和马相伯先生的组合雕像，在“复旦源”启幕当天揭幕。另一座就位于校史馆中，是李登辉先生的第一座单人雕像。

从1905年至1947年，李登辉为复旦大学服务长达42年。他曾表示：“我归国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李登辉让复旦从濒临倒闭到屹立东南，称得上是复旦历史上最重要的奠基人。复旦的校训和校徽，是他亲自选定的；复旦校歌，也是他任内确立的。

李登辉在复旦的最后一次演说是在1947年7月5日。应章益校长邀请，他在新落成的登辉堂（今相辉堂）前发表演说，提出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同年11月，李老校长溘然长逝。

1985年，复旦建校80周年时，大礼堂（即登辉堂）改名为相辉堂。“相辉”二字，就是从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奠基人李登辉两位校长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寓意日月相辉。

如今，复旦建校120周年，复旦终于有了李登辉老校长的雕塑。每个复旦人都将铭记，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他与复旦同经风雨，用一生诠释了“团结、服务、牺牲”的深刻内涵，铸就了复旦精神的不朽丰碑。

今年是复旦建校120周年，也是复旦剧社成立100周年。新校史馆一隅，专门介绍了这个复旦最有名的剧团。复旦剧社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重镇，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一笔。

1925年，复旦热爱戏剧的同学发起成立复旦新剧团，次年改叫复旦剧社。在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洪深的指导下，剧社实行男女合演，推行导演制。从1925年剧社成立，到1937年学校主体部分西迁，复旦剧社一共进行了19次公演。

1965年复旦大学建校60周年时任校长陈望道与话剧团合影

“我们现在常说的‘话剧’一词，其实最开始是叫‘新剧’，来跟‘旧戏’区别开。复旦剧社刚成立的时候，就叫复旦新剧社。后来，洪深觉得戏剧是讲话的，是处理感情的话剧，所以中国新剧才改叫‘话剧’。”读史老张介绍，像《五奎桥》《寄生草》等剧目都是当时很热门的一些表演，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在一张以复旦剧社的海报、剧照为背景的墙面上，有一旗袍女子画像，手持折扇，颇具海派风格。她便是著名戏剧演艺家、作家凤子（1912-1996）。凤子本名为封季壬，曾就读于复旦中文系。她首演了曹禺四大名剧，曾赴东京演出《日出》，郭沫若观后曾赠诗给她，第一句“海上争传火凤声”，便道出了凤子的海外影响力。

凤子

拐弯走入新区域，读史老张在两张黑白肖像前驻足——吴南轩，1940-1943年任复旦校长；章益，1943-1949年任复旦校长。

吴南轩

章益

“这两位复旦校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为大家所熟知，甚至被人遗忘，但他们都曾为复旦做出贡献，我们今天应该记住他们。”读史老张介绍，七年前，他关注到了默默无闻的章益校长。

章益校长继承并发扬了李登辉的办学思想，极端艰苦之时，他利用战时重庆文化名人和学术研究机构云集的有利因素，延聘大批知名学者，使得复旦的学术声誉和总体实力有了较大提高。

重新挖掘出史实后，读史老张便撰写《登辉堂诞生：被淡忘的复旦校长日程》一文发表于《解放日报》。由此，章益校长重新为人所关注。

回溯校史，过去对吴南轩校长的介绍也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吴南轩在复旦师生中威望较高。1936年，复旦校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李登辉校长因同情爱国学生，遭国民党嫉恨，暂离校长职务。吴南轩任复旦副校长，主持校务达六年之久——正值抗战、备尝迁徙办学之苦最艰难的时期。

吴南轩接管复旦不到一年，因全面抗战爆发，复旦被迫西迁。筹募经费、选定校址、确定“国立”等诸事，吴南轩皆亲力亲为。1937年12月，复旦初迁庐山，面临经费殆尽的窘境。听闻国民党高层人士陈立夫抵达牯岭，周遭冰天雪地，吴南轩不顾极寒天气，立马“深夜访陈”，只为借到迁校经费。沿途他由工友牵扶滑冰雪，爬坡地还摔了几跤，随仆随起。一进门，吴南轩即向陈立夫告急：“雪夜来访，非雪中送炭，请贷我万金为迁校经费。”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止一次。吴南轩先后拜会过四川省主席刘湘，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康心之，负责厂矿西迁的林继庸教授等人，劳心劳力为复旦勘寻校址。此外，他对学生爱护有加，对教师则谦恭有礼。

为改善经费来源，复旦拟由私立改为国立，吴南轩多次与在沪的李登辉校长沟通，做思想工作。沪上有报道称，复旦校名将改为“西康大学”，李登辉为此忧心忡忡，来电询问，吴南轩立刻回电：

“今日，复旦校名得以保留，复旦精神得以流传，离不开很多老校长（包括吴南轩校长）的努力。”读史老张说，记住吴南轩校长，就是记住了那段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复旦校史。

在新校史馆，还新增了两套制作精巧的校舍模型：一个是复旦在吴淞办学的校舍；另一个是西迁重庆北碚的校舍。

吴淞校舍模型

1905年9月14日，复旦公学秉持“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正式开校。周馥请拨吴淞官地七十亩为复旦的基址，暂借吴淞提（提督）镇（总兵）行辕（办公处所）办学。后因日本侵略，校舍荡然无存。今天，新校史馆根据现存史料，按比例进行复原制作出吴淞校舍。

1922年，复旦迁至江湾，也就是现在邯郸校区“复旦源”一带。1927年，原吴淞校址的建筑群成为国立中山第四大学医学院的创校之地，也便是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由此可见，复旦和上医的渊源在百年前就已结下。

重庆北碚校舍模型则直观地展现出当年复旦师生西迁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嘉陵江横跨。“师生们每次到学校去，就得撑船到对岸，还要走过几十级磴道。相应地，对岸会有人帮忙指挥。”读史老张描述了当时师生在西迁中逐渐安定下来生活、工作的生动场景。

在新校史馆文体专区，有一座1934年复旦大学系际越野比赛个人第一名的奖牌。奖牌获得者杨庆燮之子杨思泽把它捐赠给复旦新校史馆，是一件首次展出的展品。

1931年至1936年，杨庆燮入读复旦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此时正逢国内抗日浪潮高涨，他不仅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更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作为一年级学生，他与从兄杨人伟、杨人倜（光华大学学生）和杨麟毓（持志大学学生）兄弟四人，“痛种族之凌夷，哭山河之破碎”，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杨氏兄弟多次吁请从军，但对方婉拒，并劝其返校。无奈之下，只得遵命而返。

回校后，杨庆燮参加复旦学生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投入一·二八抗战。在林继庸教授的带领下，他参与制造炸弹，成为“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当事人之一。

爆炸案后，杨庆燮返校继续学业。同年11月，他还参加了复旦飞马越野队与沪江大学越野队的友谊比赛，以16分30秒的成绩荣获5000米长跑冠军。在攻读学业之余，他请缨从军的报国志从未改变。不久，他又赴华北请战，在上海一二·九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抗日救亡的行动，无一不体现了那个年代复旦学子赤诚的爱国情怀。

新校史馆另一处，还有这样一位复旦教授和他所创办的杂志，值得被记住。

“当时在复旦，孙寒冰是个美男子，是最有风度的教授之一。这套《文摘全集》是他的后人捐赠给校史馆的，也算的上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读史老张介绍，1928年春孙寒冰到复旦任教，历任社会科学科主任、大学预科主任、高中部主任、法学院院长、政治学系主任、教务长等职。

1936年，孙寒冰开风气之先，创办销路很好的《文摘》月刊，曾以刊出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完整呈现出《毛泽东自传》最初的历史原貌，引起轰动。

1940年5月27日，日本军机轰炸北碚复旦，投弹百枚，孙寒冰、汪兴楷、刘晚成、王文炳等复旦7名师生不幸中弹罹难。受重创后的复旦大学，一度陷入混乱。吴南轩校长为死难的师生，嚎啕大哭了几场。

作家陶亢德曾在《陶庵回想录》中以生动精细的笔触速写孙寒冰，形容他“身材颀长，仪表不俗，西装整洁，行路时手拿司的克（手杖），风度潇洒”。对他的死，陶亢德非常痛惜，字里行间弥漫着悲伤之情：“他曾在广州旅居，日机空袭，炸弹正中他的卧室，幸人外出，得免于难，所以大家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知后来在重庆防空洞口远望日机轰炸，弹片飞来，击中殒命！”

在新校史馆，有两面灰色墙体静静矗立。走近能看到上头镌刻着复旦英烈们的名字：费巩、王朴、胡其芬、何柏梁、唐慕陶、张永昌、陈以文、艾文宣、胡作霖、石文钧……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里，他们从事不同职业，却在芳华之年，或捐躯沙场，或死于反动派牢狱，或为拯救同胞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烈士有52位，其中红岩烈士10位，复旦大学也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他们的英勇事迹，是“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的鲜活注脚。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新校史馆在英烈墙前方专门设置了电子屏，让大家参观完之后能给他们献上一束花，聊表我们后来人的缅怀与致敬。”读史老张介绍，新校史馆的这处设计，让复旦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力量。

“复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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