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标题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进行重大改革”。等我把报纸看完，眼圈已是一阵温热。我依稀感到，世事真的变了，上大学要靠分数了，不看成分了。我也依稀从正开启的门扇中觑见改变命运的一线曙光。是的，为这一天我等了整整十二年，实在该换一个活法了。
秋阳高照。晴空，只有几朵淡淡的云丝，悠悠地飘浮着，像一些散佚的诗句。尽管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一生最后的机会，再抓不住青春的尾巴，这种重启人生轨迹的契机，将转瞬而逝。但我仍在犹豫：这一把年纪，再上考场，这不是很滑稽吗？发了疯的范举人，千百年来，只是人们的笑料。再说，你能保证自己榜上有名吗？如名落孙山，不是自讨没趣吗？残留的那点民办教师的面子，不就丢尽了吗？
我的心在忐忑不安着。既不甘心失去，又无把握得到。欣喜而振奋，担忧而希冀，患得患失，进退两难。亲友师长的劝考信接二连三地寄到我的手中：“守得云开见月明”“进考场，就是你的诺曼底登陆”“叹时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今邓公开科取士，焉能袖手旁观？”而真正使我最后下决心，是白发老娘的眼泪，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拉着我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绕过鼻梁，沿着鼻根，经过嘴角，扑簌簌地落到我的手背上。
在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交了五角钱，从公社领回了准考证。
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时令已是初冬，但1977年没有冬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冬日大考把全社会角角落落搅得热火朝天。12月15日，提着一布兜老娘精心烙的面饼，我终于坐在考场上。这一个多月，我每天要给学生上课，根本腾不出时间去复习，我是抱着拼平日老底子的想法走向考场的。既然高中的主要课程我都教过，我就有着足够的底气。
窗外有纷飞的雪花，像来为这被青春点燃的大考助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考场。普通的中学教室里，坐了二十多名年龄各异的男女。那个系着腰带的，皱纹已爬满了额头。他一手握笔，一手不断擦着挂在鼻尖颤巍巍要掉的清鼻涕；那位穿着件大襟棉袄的女人，一边给手上哈热气，一边揉搓着前胸，考场外边的屋檐下，她的婆婆一边向室内探头，一边不断摇晃着襁褓中待哺的孙儿；还有最后排那位胡子拉碴的老兄，烟卷不离嘴。监考老师制止了几次竟制止不了，干脆法外开恩，听之任之了。
试卷发到手后，我先浏览了一遍，心里一下踏实了。题真的不难，岂止不难，应该说，实在太简单了。我用一半心思答卷，另一半心思竟向未来张望。我庆幸这一步走对了。不经意从我身边驶过的列车，搭上是肯定无疑了。因为，没有一道题让我为难，我的笔，竟像重逢老友那般酣畅利落。
等待成绩和录取的日子漫长而焦灼。但我知道，一场历史性的战役已经获胜，往后的日子，再不用靠力气来衡量自身的价值了。后半生肯定是另一种活法了。元旦过后不久，省、市报纸上用“一考生”的署名赫然刊登出我的考场作文。这得了满分的作文，一下变得洛阳纸贵，成为全县几所高中班的示范教材。一夜之间，我的名字被传得沸沸扬扬。那种种传说，显然被夸大了，带着种种演绎的色彩。
每天早晨，我总要尖着耳朵，巴望着邮递员自行车的铃铛声。望着绿色邮政制服的离去，今天又过去了，我对第二天又产生了新的期待。终于在除夕的前一天，当邮递员刚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冲出去了。我一眼就看到鼓鼓的落款是大学名称的信封。鬓角的筋在嘣嘣直跳，心一下像被融化在胸膛里了。我害怕幻想又会飞走，几乎是从邮递员手里夺过信来。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盈眶的热泪，便当着邮递员，毫不知羞地滚落下来。
春光明媚的1978年2月，带着梦想成真的喜悦，我走进了陕西师范大学。我们是三班，比前两个班年龄都大，平均二十七岁，大家彼此以对方的姓氏称呼“老x”。
学校介绍，当年全国考生共五百七十万，仅招了二十七万。录取率1：21，且一半为专科，本科且教育部直属高校招录的，基本上是百里挑一了。同时录取时按年龄分段，年龄越大，分数线越高，已婚考生由本省录取，无论你分数考得多高。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在忙碌、紧张得喘不过气中度过的。教室晚上10点统一关灯，但宿舍的灯晚上12点后才会熄灭。早上7点响起床铃，但微曦的晨光中、路灯下，早已书声琅琅。背着大书包，永远地步履匆匆，是我们的校园形象。有几位小女生甚至苦读到面无血色，表情木然，被大家戏称为“兵马俑”。我们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背诵名家名篇是我们的基本功，四年下来，光老师布置的背诵篇目就有二百篇之多，更别说还有人给自己加码。所做的各种作业，被老师推荐公开发表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
我的导师是阎景翰教授（笔名侯雁北）。他是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是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的叔父。
阎先生是那种传统的读书人。清心寡欲，淡泊自守。对上峰绝不逢迎，对同僚素无拉拢，活得很简单，安详而纯净。他曾拟联自况：“书本本，本本书，只读书本；片片面，面片片，光吃面片。”终其一生都在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教书，孜孜矻矻创作。大学推崇做学问，搞研究，文学创作素被视为吃力不讨好的旁门左道，当然也难以换得某些实益。但阎先生不改初衷，矢志创作。他始终认定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评论这文学的三大分类中，创作是第一位的。它的原创性，独一无二性，不可复制性，代表着文学的基本生产力。没有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罗贯中，那成千上万的索隐派、考据派、红学家，那些讲授四大名著的教授们，怕只有去喝西北风。
正是阎先生的引领和陶冶，让我一入大学，便走上了创作之路，成为文学的“僧侣”。我来自农村，像相信土地一样地相信文学，一段时间为了纠正我的新闻视觉和报章语式，他循循善诱，费尽心思。终于，我学会了主动把自己的生活描绘成小说。有了这样一种本领：把原本自己舒缓、平淡的生活节奏打乱，然后在一个致命的点上，让某一次很正常的邂逅事件有个开端，接下来悲剧性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于是一篇篇小说便在各文学刊物的目录上出现了。并且，我发表的多篇小说，竟作为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等课程的老师宣讲的教材，让同学们讨论。
其实，平心而论，大量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文章的确平淡了些，甚至连一篇精致的散文都够不上，滋味既不隽永，余味也不悠长，是阎先生给了我一双文学的慧眼，让我用文字这把尺子去丈量生活，剪裁生活，重构生活。
大学四年，我们这个班没有改选过班干部，一直是开学初辅导员指定的那几位同学主事。从书记、班长到各种干事，都称得上尽心尽责。每到新学期辅导员提议要重新选举，大家便一连声地说好着呢不用再选了。人人都避之不及，唯恐选到自己头上，耽误了自己学业。其时，班干部还真有些权力，如发展党员，评定助学金，确定贫困补助之类。
大学四年，我们这个班，已婚的没有人婚变，未婚的没有人谈恋爱。一位已婚者的老婆生了二胎，羞愧得不敢让班上同学知道。其时还没有限制二胎的计生政策。但他却觉得够丢人了。谁都感到时间太紧迫了，对知识的渴求太强烈了，实在不敢做那些没名堂的事。
大学四年，没有交学费之说，每月还发21.5元，其中伙食18.5元，外加3块零用钱。食堂的伙食和家里比起来，唉！天上和地下怎么能相比呢！
三毛五就能打一碗坛子肉。白生生的蒸馍，不少同学回家当礼物带呢。我们三班只有五名女生，她们饭票吃不完，常支援饭量大的男同学。我不是带薪学生，但我也许是班上的富翁。因为我每月都会收到几张从报社、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单，合起来总共五十多块。每到周末，小寨的义祥楼泡馍馆常常变成我被同学们“敲竹杠”的地方，吃完三毛五的泡馍还得给每人发一包大雁塔牌香烟。
呵呵！那是风清气正的四年，卧薪尝胆的四年，心无旁骛的四年，其乐融融的四年！
（刘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