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假期回老家扫墓，漫步黄河大堤，乍青的草里点缀着星星点点的蒲公英。走下大堤，来到家乡的黄河边，在浑黄奔腾的河流里，我分明感觉到那些老村在河底静默着，等待后人的召唤。我知道，在老家那一带的黄河滩区，若能对时间进行切片，这些时间切片的黄河里，会有很多老村甚至老城。
我在河水里看到了我家的老村。我们村叫王黑村，据说先祖中一位叫王黑子，为纪念他老人家而得名。1921年，黄河在我老家附近北移改道，老村被冲毁，村人搬离。我爷爷曾说过，他刚刚出生时，古王黑村就落到河里，成了落河村。1936年，黄河发大水，河道再次在我们老家摇摆，古王黑村第二次落河，搬迁至北临黄堤的堤根。1938年，国民党军为阻挡日军，炸开花园口，黄河改由淮河入海，老家黄河河道干涸。站在那个时段，我会看到古王黑一村、古王黑二村都浮出了河底，经过十几年的冲刷，不知还会有什么遗迹。1947年，花园口闸门封堵，黄河归故，老家前边干涸的河道又来了黄河水。那时候，我父亲才四五岁，河里的两个老村于他已是模糊的存在。当年六月，刘邓大军就是从我老家一带渡过刚刚复归的黄河，粉碎了蒋介石的“以水代兵”阴谋，挺进大别山，开始战略反攻。我爷爷和村里不少人参加了水兵连，驾着小木船运送大军渡河。
我在河水里看到了妻子家的老村。妻子家的村叫黄口，距我家十来公里，沿着黄河大堤就能走到。这次回乡扫墓，妻子家的墓地在黄河边上，她指指不远处的河水说，她家的老村本来也在这一带，早先被淹到了河里，自她出生前早就搬迁到十几里外的大堤以北的地方，只留下耕地与墓地在河滩上，来往劳作很是不便。
我在河水里看到了半个姜庄老村。这次回家，我沿着河堤东行，来到一个叫“姜子牙的渡口”的地方，原来是一处民宿，这大概是距离黄河最近的民宿，站在院子里就听到二十米开外的河水流淌的声音。这里原是一个临黄河的古村落，叫姜庄，村人据说是姜子牙九十多代的后裔。我在河边遇到了一位正在劳作的本村人，问他是否姓姜，他说那当然。他指着浑黄的河水说，俺村祠堂原来就在河中间那个地方，老辈子时候发大水，村子落在河里一大半，只剩下这靠近大堤的一二十户在这里，其余的都搬到了大堤那边。前些年这些河边的老房改造成民宿，搞起了旅游。他说，姜庄在新村复建了姜氏家祠，逢年过节经常祭拜，远近闻名。我站在河边的一处茅草庵旁，望着浑黄的河水，想象着当初的祠堂的模样。一个村庄就像一整根萝卜，被洪水切成了两段，一段留在地上，一段落在了河里，那后一段当初该是多么的仓皇与悲惨。
我在河里看到了两个没能重生的老村。我父亲晚年写过一本《王黑村志》，他在里面也记载了周边村庄的情况：“古王仝村和古沈家村皆因改道落河，后与孙庄、丁庄合并成为孙口。”两个村庄，就这样生生地没了，没在了黄河里。
我在河里甚至看到了老寿张的县城。我家乡这一带古属寿张县，黄河与运河、山东与河南交界处，历史上水患频仍，不仅村庄经常搬迁，就连县城也因为河水冲毁而搬迁了不下三次。据县志记载：金代大定七年（1167年），县治所从今梁山县的寿张集迁移到了竹口镇（今阳谷县李台镇竹口村）。明洪武元年（1368年），黄河决口导致县城被毁，县治所南迁到今梁山县的薛屯。洪武十三年（1380年），再次因水患，寿张县城迁到了王陵店。新中国成立后寿张县撤销，王陵店成了今天聊城市阳谷县的寿张镇。
我还看到了家乡这些年继续搬离黄河的老村。离开姜庄民宿，我来到了一个叫林楼的老村，这个老村距离黄河大堤四五华里，南边离黄河也就几百米。这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大村，前几年实施了搬迁，只剩下零星几户人家，高大的宅基台地上陆陆续续种上庄稼，空旷的小学旧址落寞空寂，道路两旁电杆上电线零落。在老村里，我们邂逅了一位骑着电动车前来种地的老人，妻子认出了是她表弟的四叔。经过寒暄，知道四叔从八九里外的新村社区骑车前来老村看看，顺便侍弄下庄稼。我们与四叔一起复盘了这个老村喧闹的旧日时光。我们的邻村尚岭村与苗庄村也实施了搬迁，前年我经过那里的老村，看到大型拖拉机正在为复耕平整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焕然一新，一面没有拆迁完的照壁孤立在旷野上，照壁上的瓷板拼贴画是一幅有亭有阁有荷花鲤鱼的“连年有余”，在阳光反射下熠熠生辉。
在老家的黄河滩区，在时光的河流里，老村如黄土里的蛇，又像柳梢上的蝉，就这样在水流间游弋、飞升，人与自然在不断逃离中相生相杀，更新蜕变，生生不息。
（王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