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汪伟：通过大力提振消费打造主动力和压舱石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中等收入人群增多，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消费率逐渐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消费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舱石。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6.8%，低于发达国家70%至80%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为39.1%，与发达国家60%的基准也存在差距。202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低于近10年来的平均水平，显示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新变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贸易增速从2024年的3.2%骤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0.8%，接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中国出口依存度从2006年35.4%的峰值回落至2023年的17.8%，外需增长动能衰减态势明显。

从国内发展看，城镇化率突破66%后，房地产、基建等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3.1%，单位GDP投资强度较2010年下降28.3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尚未完全激活。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8万亿元，人均消费支出不足美国的1/5。

在此大背景下，大力提振消费不仅是稳增长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命题，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消费可以创造新的投资和生产需要，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升供给质量；消费所带来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可以反哺居民收入，进一步带动生产和消费，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立足国内、放眼长远的战略之举，是增强经济发展主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所在。大力提振消费不仅具有紧迫性，也具有可行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消费增长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力、优势与机遇：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与消费升级浪潮。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张是消费升级的核心动力。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预计到2035年将扩大至8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50%，有力推动消费需求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

服务消费增长是一个主要特征。2024年，教育、医疗、文娱等服务消费占比提升至46.1%；2030年，相关占比预计会突破60%。同时，老龄化加速催生银发经济。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万亿元。

绿色消费的革命性突破同样显著。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从2020年的5.4%跃升至2024年的35%，在光伏、动力电池等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中国的产业优势逐步转化为消费端竞争力，催生“技术迭代—成本下降—消费普及”的正向循环。

数字消费的生态重构更具颠覆性。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推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提升至26.8%。2024年，抖音电商的商品交易总额约为3.5万亿元。“兴趣电商”模式通过算法精准匹配供需，大幅提升商品转化效率，正在重塑全球零售业竞争规则。

二是超大规模市场的纵深优势。

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通过多层次需求释放与创新协同，可以构建独特的消费扩张动力。在地理空间上，地区间的消费梯度差异创造持续迭代的市场纵深。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借助新业态实现高速增长，下沉市场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化加速转型。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传统行业效率，柔性制造体系加速技术商业化落地；超大规模需求倒逼产业链升级，本土企业凭借快速迭代能力在高端市场、全球市场持续突破。下一步，有必要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降低要素流通成本、完善城乡流通网络，为消费扩容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要看到，超大规模市场如同生态体系，既能够通过需求分层消化产能，又能够依托创新培育新增长极，提升抗周期波动的发展韧性。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纵深优势，使消费需求在规模扩张中持续积累结构升级动能，为全球消费变革提供独特范式。

三是经济转型的制度性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有望重塑消费增长的底层逻辑，形成供需高效匹配的新型制度环境。

比如，要素市场化改革可以打通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向消费领域转化的通道，使个性化、智能化等新供给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知识产权保护升级与市场准入优化可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文化IP、专利技术等轻资产开辟融资通道，加速供给端创新迭代，催生国潮品牌、原创设计等高质量供给。

新形势下，要超越传统的需求刺激思维，将短中长期政策相结合，从消费信心修复、收入分配制度重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供给质量提升、发展模式转型与新循环体系重塑等维度实施系统性改革。

短期措施：预期管理与循环修复——

短期措施的核心在于打破“预期弱化—消费收缩—经济下行”的负向反馈机制，通过系统性政策框架提振消费信心、修复经济循环流动性。这一阶段需重点构建以预期锚定为核心、民生保障为基底、资产价格稳定为支撑的三维干预体系。

在需求侧，着力点在于构建社会安全网韧性。通过制度性工具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定向支持，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与保障深度，尤其要关注新经济形态下的就业脆弱性。

财税工具的运用，应进一步聚焦消费补贴机制的精准化设计。通过数字化货币工具实现转移支付的高效穿透，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消费需求向战略性领域迁移，形成短期刺激与长期升级的协同效应。

在供给侧，聚焦资产价格的动态平衡。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从单一价格管制转向系统性风险缓释，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实现市场出清与预期稳定的动态均衡。资本市场的稳定性维护需强化逆周期调节机制，引入长期资本以平抑市场波动，防止资产价格超调对居民财富的侵蚀效应。

进一步看，这一阶段的措施应体现“预期干预”的前瞻性。通过高频数据监测与信息透明化建设，构建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形成机制，将政策信号有效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稳定锚。

中期政策：结构性改革与制度重构——

中期政策需努力突破制约消费潜力的深层制度约束，推动经济系统从“要素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这一阶段的改革可重点围绕收入分配体系调整、供给系统升级、市场空间整合三大维度展开，形成制度创新的乘数效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应实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协同优化。在初次分配层面，构建劳动报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机制；在再分配层面，强化税收体系的调节功能，完善资本利得税制设计，探索建立覆盖财产性收入、遗产赠予等领域的累进税体系，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重塑社会财富流动格局。特别是，要重视构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培育机制。通过教育、职业发展、创业等途径，推动低收入群体通过能力提升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实现向上流动。

供给体系的升级应实现需求牵引与供给创造的良性循环。在微观层面，构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供给响应机制。通过需求信号传导，倒逼生产系统柔性化改造。在宏观层面，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点突破制约消费升级的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如建立服务质量认证体系与追溯机制，破解服务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应突破空间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激活城乡消费潜力，构建跨区域的消费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形成多层次、梯度化的消费空间格局。

就制度创新而言，重点在于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破除行政性垄断。如激励地方政府从“分割竞争”转向“协同发展”，在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培育特色消费增长极。

长期战略：发展模式转型与新体系重塑——

长期战略应明确推动经济系统从“重生产轻消费”向“重消费与人的发展”转型，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的新型发展模式。

人力资本积累是提振消费的根本支撑，要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构建“能力—收入—消费”传导机制。要优化公共教育投入机制，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培养体系，将教育投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建立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动态衔接机制，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加大在职培训投入，强化劳动者技能更新的政策保障；重点发展新型人力资本形态，通过“投资于人”的制度创新激活人口质量红利，形成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升级的双向赋能。

实现消费增长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构建制度与技术双重驱动体系。制度层面，建立绿色消费激励框架，通过碳账户、绿色信用评级等工具将生态成本内化为消费决策要素，引导生产端与消费端共担环境责任。技术层面，深化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融合，培育虚实交互、绿色低碳的新消费形态，以技术创新提升消费品质与资源利用效率。可同步推进绿色标准认证体系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使制度约束转化为创新动能、技术优势升级为消费势能。

通过制度型开放，逐步从规则接受者转向制定者，重点提升在数字贸易、绿色认证等国际标准上的话语权。跨境隐私保护、数字服务互认等创新规则，既有助于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使消费者共享技术红利，又能够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推动供给体系提质增效，进而以优质供给创造消费需求。

进一步看，“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深层变革，政策实施需遵循动态衔接、系统集成的原则：预期管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造缓冲空间，制度重构为发展模式转型奠定基础，模式转型为政策迭代提供方向指引。在此过程中，通过跨部门协同机制与政策评估体系完善，避免政策工具碎片化，确保各项改革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