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晓！上海法院2024年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

顾女士系上海某公司员工。2022年4月，公司突然以顾女士2021年期间多次出勤不满8小时、构成事实早退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是员工手册中规定，员工自然月内早退3次以上者属于严重违纪。对此，顾女士感到十分郁闷，她认为，自己入职以来一直遵守公司考勤制度，月平均工时达每日8小时，从不破坏或对抗管理秩序，公司也从未就上下班时间提出异议或指令纠正，2021年一直正常发放工资，从无以早退为由扣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自己已处孕期，故公司系违法解除，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公司认为，解除前并不知晓顾女士怀孕，且顾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故公司系合法解除，因其原岗位被他人替代，已不存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

经审理，人民法院认为，解除劳动关系是较为严厉的处罚，认定员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以此为由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的，除应审查制度的合法性之外，还应考量施行的合理性。首先，公司制度以规定上下班时间为基准，界定迟到早退，但员工手册未列明下班时间，故公司就员工迟到早退是否构成严重违纪的适用规定并不明确，且公司将日工时不满8小时视为早退，这一制度缺乏依据亦不合理。其次，2022年4月公司发送的解除通知中，所称违纪行为均发生在2021年。按常理用人单位按月发放工资并应按月审查员工的出勤情况，但此前公司却从未向顾女士提及早退事宜，亦未要求整改或进行处罚。最后，纵观考勤记录，顾女士日平均工时已超过8小时，并无早退的主观故意。综上，公司以2021年数日工时不满8小时作早退论，缺乏依据亦不合理，顾女士的行为并未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从保护“三期”女职工的角度出发，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该案宣判后，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与顾女士达成和解并撤回上诉，目前案件已生效。

特殊群体的劳动就业保护是发展成果惠及人人的需求与趋势。女性在传统社会分工中承担着社会与人口再生产的重任，女性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生理特征等因素，女性在就业中需要更多的休息和特殊保护。目前，我国对于女职工劳动就业保护尤其是“三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本案中，人民法院的判决保障了孕期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对用人单位增强女职工保护意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意义，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女职工劳动权益特殊保护的案件审理，应当在立足于法治的同时秉持并践行“如我在诉”的理念，让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成色更足、底色更暖，本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此外，我们也更期待，用人单位、司法机关、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着眼于女职工特殊劳动利益的需求，构建起多层次、多元化的“三期”女职工权益保护体系。

某日，柴先生在搭乘某地铁站内上行自动扶梯时，位于柴先生前方的古阿姨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柴先生立即上前救助。因柴先生救助及时，古阿姨并未受伤，但柴先生却因冲击力大且事发突然而摔倒受伤。

事后，柴先生自行前往医院就医，并支付了医疗费、医疗器械费、交通费等。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相关部门拟对柴先生颁发“见义勇为”荣誉证书，需古阿姨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古阿姨拒绝。见义勇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柴先生将古阿姨诉至法院，要求古阿姨补偿其医疗费、交通费、医疗辅助器具费、营养费、护理费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见义勇为、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法律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对于补偿的数额，因补偿责任并非赔偿责任，故需综合考虑原告柴先生受伤情况、救助行为及所起到的作用等实际情况。据此，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古阿姨补偿柴先生7000元。判决后，古阿姨已支付补偿款。

见义勇为是一种高尚的助人行为，体现着施救者可贵的精神品质。在救人过程中，施救者本人也可能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可能直接来自于侵权人，也可能来自于救助行为本身。如果不能充分保护施救者的正当权益，使施救者的损失得到合理弥补，可能会损害人们救助他人的积极性，寒了善良人的心。本案中，法官通过准确查明施救者的实际损失，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判令受益人依法补偿原告损失，体现了法律对见义勇为人的保护，充分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既有力度、也有温度的优秀司法案例。

因共享单车占满人行道，李先生见道路受阻，为图方便违规横穿马路。恰逢周先生骑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至小区门口。两人均未注意到彼此，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周先生从车上跌落受伤，车辆损坏。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超速行驶且未注意路况，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李先生及共享单车管理公司承担次要责任。周先生认为，李先生违规横穿道路，共享单车管理公司未按规定合理摆放单车，妨碍李先生通行，也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两方均应向其赔偿。于是周先生将李先生和共享单车管理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李先生、共享单车管理公司就其全部损失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李先生认为，周先生负事故主要责任，且共享单车管理公司大量且密集地将单车摆放在小区门口，导致自己迫不得已横穿马路，自身并无过错。共享单车管理公司认为，当时摆放的通道留有一人单向通行的空间，停放的单车并未阻碍行人的通行，周先生的损害与单车摆放并无因果关系，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先生驾驶非机动车超速行驶，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该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较大。李先生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横穿没有斑马线的道路，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较小。此外，从交警部门的现场勘验、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以及各方陈述可知，事发时，共享单车密集、紧凑排列在街沿上，显然是运营方投放不久，且投放数量显著过多，已超过了合理的范围，确实影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共享单车管理公司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周先生的损失由李先生承担20%，共享单车管理公司承担10%，其余部分由其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共享单车管理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生效后，针对共享单车管理公司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人民法院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共享单车管理公司能够加强对运维人员的学习指导，尽可能地优化投放策略。司法建议发出后，得到共享单车管理公司的积极反馈。

近日，法官事后现场回访发现，事发一侧的道路已没有共享单车，所有的单车均已被移至道路另一侧较宽的上街沿处，剩余空间足够双向行人通过。

共享单车的出现是资源利用最大化的体现，与我国当前努力推行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相契合，在缓解交通拥堵和保护环境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单车数量飙升的同时，停车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作为共享单车摆放阻碍通行致交通事故案件，其处理结果既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共享单车”这一新兴产业所产生的交通安全问题的有力回应，也充分阐释了人民法院“审理一案、治理一片”能动履职的司法理念，通过司法建议“小切口”参与社会治理“大问题”，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日，陆女士驾驶非机动车撞到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的隔离固定物，并摔入机动车道；与此同时，恰在此处同向慢速行驶的公交车司机杨师傅为避让忽然摔入机动车道内的陆女士，采取了紧急刹车措施，导致车上乘客摔倒受伤。

同日，交警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陆女士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杨师傅、受伤的乘客无责任。后受伤的乘客以旅客运输合同为基础，向公交公司主张赔偿损失，法院判决公交公司赔偿乘客14.59万元。公交公司履行该判决后，认为司机杨师傅系紧急避险，于是诉至法院，要求由驾驶非机动车的陆女士承担相应责任。陆女士则提出，公交司机具有特殊身份负有特定职责，本案不属于紧急避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司机杨师傅为使陆女士的人身、财产免受危险，第一时间采取紧急刹车措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避险措施，具有紧迫性及正当性，乘客轻微受伤的后果并不必然发生，且理应小于陆女士可能遭受的人身、财产损害，故未超出必要的限度，本案符合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应由引起险情发生的陆女士承担民事责任。因公交公司自愿承担1万元，故判决陆女士支付公交公司13.59万元。

这起案件不仅关乎个体权益，更映射出我们社会法治进步的印记。在这起事故中，紧急避险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果断采取了避免更大损失的措施。他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乘客受伤，但无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非机动车主的更大损害。这也是紧急避险制度设计的初衷。

法院在此案中的裁决体现了对法治精神的尊重和对紧急避险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法院不仅深入剖析了紧急避险行为的构成要件，更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了公正公平的判决。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有力支持，也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024年5月某天早上7时许，周某在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红棉路路口东侧人行横道，闯红灯穿过马路约5米处时，骑着电动自行车的林某刚好经过，发生碰撞后，林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对向机动车道内。此时，恰逢对面路口机动车道变绿灯放行，刘某驾驶的小客车起步躲闪不及，导致林某遭车辆碾压受伤，周某见状却逃离现场。后电动车主林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当天，周某在接到警方电话通知后自行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案发经过。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某在人行横道内闯红灯通行，负主要责任；林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刘某在绿灯时驾驶小客车正常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无需承担责任。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周某在事发后迅速离开现场，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系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其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遂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提到“交通肇事罪”，人们往往会认为只有车辆驾驶人才能构成本罪，但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交通肇事罪的主体并没有特别的限制，为一般主体，凡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的主体，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交通是现代社会的血脉，交通活动的主体复杂多样：开各种型号机动车的车主、骑单车的车主、在道路上行走的行人、甚至乘坐车辆的乘客等等，都是参与交通的一个重要分子，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起案件的判决，为全社会起到了警示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交通活动的主体，都应当遵守交通规则，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为自己也为他人的安全多一份责任，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小张是家中独子。20岁时，他与父母发生激烈争吵后离家出走。此后，父亲张永和母亲林敏也曾报警积极寻找，始终未果，二老只好彼此相互扶持度日。期间，张永的弟弟张远对兄嫂多有照顾。从日常生活大小事宜到带兄嫂出门旅游，再到生病送医，常常是张远协助、陪伴并垫付费用。林敏去世后，张永晚年更加孤独。因儿子长时间下落不明，张永在2021年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不想，该案及后续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小张出现了。张永多次恳求父子见面，但小张始终坚决不见面。2023年，张永去世，张远处理了他的身后事，并主动联系小张，希望由其出面一起处理张永的骨灰落葬事宜，小张亦未予理睬。而此后，小张竟以张永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领取了张永名下的部分银行存单。后张远起诉至人民法院，对张永名下遗产申请财产保全，并要求剥夺小张的继承权，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小张不同意张远的诉讼请求，提出自己只是和父母联系少，未构成遗弃，且父亲身体硬朗、经济独立，无需依靠他人生活。基于原告张远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追加了张永的另外几名兄弟姐妹作为被告，而这些兄弟姐妹一致认可原告提出的小张应丧失继承权的主张，并声明放弃自己的继承权。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依法应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且这种义务不因父母有收入、身体状况良好而消失。小张作为家中独子，30多年来对父母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没有任何经济和精神赡养，其行为构成遗弃，依法应丧失继承权。案件审理过程中，小张始终未曾露面，未出席庭审。因其他第二顺序继承人均表示放弃继承，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张永的遗产全部归弟弟张远继承。近期，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以上人名皆为化名）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灵魂深处最温馨的港湾。人们在家庭中不仅要获得爱、感受爱，还要创造爱、分享爱。和谐的家庭关系，需要全体家庭成员的维护。家庭的良性运行，是建立在家庭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孝敬父母，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要素，是我国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话说“父慈子孝”，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应当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传递。本案中，小张30多年对父母不闻不问，不尽生养死葬义务，却想要享有继承权，明显违背家庭伦理，超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人民法院的判决，向社会强调了孝顺、赡养父母的重要意义，彰显了法律对社会价值的正面引导，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江某于2019年9月入职某医疗公司从事内勤兼销售工作。每月薪资由基本工资24000元、内勤绩效6000元组成。根据公司考勤制度规定，员工上下班应进行考勤管理，未经批准无故不上班，单次迟到、早退，或未经审批外出、离岗超过60分钟以上，视为旷工一天。每月累积迟到和早退时间大于10分钟小于30分钟的，扣当月工资的1%；每月迟到超过3次，从第4次开始每迟到1次视为旷工1天；员工每旷工1天，扣除当月工资的8%。 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间，公司依据考勤制度及江某考勤记录，在江某工资中实际扣款总计209400元。

江某遂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公司以多次旷工为由扣除工资于法无据，要求支付讼争期间工资差额。仲裁裁决公司支付江某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不予支付。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迟到的行为进行处罚并扣除相应未提供劳动时间对应的部分工资。但是，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亦当合理且善意，普通用人单位不具有罚款权，如为了惩罚而扣除多倍的工资，既有悖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情理，按劳动者日工资扣发相应缺勤期间的工资较为公平合理。现双方一致确认讼争期间江某被扣除工资209400元，结合江某的实际缺勤时间，经核算，江某因缺勤被扣除的工资应为12781.90元，故人民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江某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96618.1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用工管理是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中永远绕不开的环节。法律法规在赋予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的同时，也赋予了企业包括用工管理权在内的诸多合法权益，因两者之间冲突所引发的相关争议频发，但企业的用工管理权与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

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用人单位不当行使用工管理权、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了司法的指引作用，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提示广大用人单位，应规范、合理行使用工管理权，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积极践行民主、和谐、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2023年4月至5月间，王女士等人通过售票平台分别支付699元、999元、1299元，购买了某歌星演唱会不同档次的门票。

演唱会开场后，王女士等人发现观看视线被舞台承重柱遮挡。观看完演唱会后，王女士等人向消保委进行了投诉，主办方拒绝退票退款，只同意给付200元“诚意金”。王女士等人无法接受，于是起诉至人民法院，认为主办方未提前告知视线严重遮挡，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构成欺诈，应全额退款并三倍赔偿。

主办方某演艺公司辩称，为安全需要，舞台临时增加了承重柱，承重柱为舞台的一部分，消费者主张其观看视线被遮挡证据不足，即使视线被遮挡，也达不到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程度；且现场两万余观众，主办方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不通过大屏幕直接看清偶像，主办方从未承诺观看视线无遮挡，宣传的材料均真实，没有虚构，不存在欺诈的故意，最多存在过失。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现场照片和视频等相关证据，仅能认定就观看演出时观众视线被遮挡，主办方存在过失，但难以确认对此构成欺诈。鉴于遮挡程度超出可预见范围，导致观看效果未达一般观众心理预期，主办方既未能提前告知，又不能及时在现场调换座位，提供的服务明显不符合双方约定，存在明显瑕疵，构成瑕疵履行。由于演唱会已经结束，主办方无法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故王女士等人可以要求主办方退款，但鉴于演唱会的体验是多方面，且王女士等人也未提前退场，故全额退款请求不能支持，退款比例可根据主办方瑕疵履行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确定。演唱会票价共分五档，价格由内场票至外场票依次降低，相较于外场票的观众，内场票的观众对演唱会的期待值更高，被遮挡的范围更大，受影响的程度也更大，故退票比例也更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主办方需分别退还王女士等人420元、650元、910元票款。王女士等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演唱会本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却因“柱子票”的“横插一脚”引发了纠纷，难免让人唏嘘。开出“柱子票”的“盲盒”让粉丝们对演唱会的期待从惊喜变成失落，从短期看，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和侵害；从长远看，影响的是整个演出市场的发展。

本案中，粉丝花费千元购买演唱会的门票，到场后却发现，视野被立柱遮挡，看歌手成了看柱子。人民法院查明后判决应当退还部分票款。这一判决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提醒了演出主办方应更加重视观众体验和服务质量。

演艺经营等相关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售票信息透明度、公开度，更好满足消费者对演出文化产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防止“柱子票”成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坑”，阻碍演出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消费者也应积极维护自身权益，遇到类似问题时应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才能真正推动演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周某、李某和林某三人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为了获取更多的购房客户个人信息，林某便向他人购买个人信息并用于自身推销房地产。在这个过程中林某发现了售卖个人信息的“商机”，便与周某、李某一拍即合，约定共同出资、共负盈亏，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展客户，周某、李某负责汇总买家需要的个人信息类别及数量，林某负责统一购买，三人分别向自己的买家进行出售。

经统计，周某、李某和林某非法购买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合计213万余条并予以销售，不法获利由三人均分。后，周某、李某和林某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上述三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本案不仅关系到个人信息隐私和安全，还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李某和林某三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并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分别判处林某等三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七个月不等，分别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三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公益损害赔偿人民币六万元，永久删除存储在电子设备及互联网社交软件中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在法院和检察院的联合监督下，三被告及时履行了上述义务。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个人信息泄露不仅可能导致隐私权受到侵害，还可能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科技越是发展，越应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人民法院审理的本起案件，对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售卖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规制，认定三被告人非法获取并向他人出售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年近七旬的王阿姨与好友一起，报名参加跟团出境游。然而，当她深夜抵达机场准备搭乘航班开始她的阿联酋之旅时，却被航空公司告知，王阿姨护照有效期不满六个月，根据旅游目的地的规定，她无法免签入境。王阿姨回想起自己报名包价游时，已将护照电子版发送给了旅行社，便立刻询问陪同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她对护照进行更换。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有效期的问题。王阿姨无奈只能终止出行。

气愤不已的王阿姨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旅行社退一赔一，并支付交通费等。旅行社辩称，王阿姨应向旅行社提供符合规定的护照，且其报名的是旅游团的尾单项目，机票、酒店等费用已预先支出，不同意王阿姨的诉请。

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旅行社作为专业的旅游服务机构，在包价游时应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对游客的护照信息进行严格核查，并在发现问题时及时通知游客；且王阿姨年近古稀，旅行社理应承担更详尽的告知义务。旅行社违约导致游客遭受损失，游客有权要求旅行社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王阿姨要求退一赔一，并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对该项诉请人民法院无法支持。最终人民法院判决，旅行社退还王阿姨团费，并承担她往返机场的交通费。

近年来，老龄化步伐加快，“银发一族”对“诗和远方”的追求，让老年旅游市场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日益显现，纠纷呈多发态势。

本案中，旅行社的工作疏失导致王阿姨未能顺利出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其背后，是旅行社对细节关注的缺失，以及对老年群体特殊需求认识的严重不足。法院的判决，彰显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坚定立场，也提出了对旅游服务提供者更高的要求。“银发旅游”绝不能牺牲消费者利益，更应关注老年人的旅游体验与安全，致力于更专业、更细致、更为人性化的服务。 

塑造健康的旅游市场环境，需要法律法规的引导和监督，也需要旅游服务提供者的自觉自律。老年消费者也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旅游服务提供者，一旦遇到问题，积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