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 《学术月刊》2024年第11期目录及摘要

摘要：“性一”说的提出及其效用问题，关涉对《成之闻之》“圣人之性”章的重新检讨和训释。此篇竹书应当与《性自命出》篇关联起来考察，它们都持“性一”说，而与修身思想形成对反关系。“性一”说的提出正基于此一对反关系。同时，“性一”说的提出有其形上根据，此根据即是“性自命出”或“天命之谓性”，其前提是排除了气禀的数量差异，而只从天赋的质类来看。“性一”说的重心在其效用上，其发生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对反式的，这见于《性自命出》《成之闻之》的“性—教”说；另一种是顺循式的，这见于告子、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说。前者的张力很大，而后者则将“性一”说溶解在其人性善恶的判断之中。“性一”说的效用发生方式从对反到顺循的转变，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性一”说和“性相近”说都可能是孔子的主张，后者可以看做通往前者的阶梯，而前者可以看做对后者的突破；前者是本说正说，而后者则是方便说。这两说的本旨相同，都指向教化和求己求心的修身实践。

关键词：性一；郭店简；《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孔子

作者：丁四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摘要：相比于其哲学观与国家观，《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的法律观是最忠实于黑格尔思想的部分。此时的马克思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法是自由的定在的定义，并由此区别于康德和费希特关于法与自由的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预防性的法律的批判，也直接基于黑格尔关于刑罚的目的及正当性的报应论立场，马克思借此在法学理论中重申了德国古典哲学特有的对人的理性和尊严的尊重。而在离婚法问题上，马克思更是完整地继承了黑格尔的逻辑和观点，并对康德式的自由主义婚姻观进行了直接的批判。这一法律观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派的思想阶段，而不是像阿尔都塞所声称的那样，首先是康德—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

关键词：法律；自由；报应论；离婚法；伦理

作者：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摘要：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时，有“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组织优化”两种不同的逻辑和模式。由于技术变革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原因，目前各国都在政策方向趋同与融合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在“产业链韧性与安全”的语境下，以产业链政策为中心的新模式和政策架构。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产业链政策综合了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功能，具有使产生功能互补、目标一致的相容性特点。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产业链现代化在经济理论的逻辑和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决定了必须把产业链现代化摆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心位置上来。以系统性、集成式产业链政策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做到：（1）从节点上设计产业链突破政策，解决产业链短板与强基础问题；（2）从连接上设计产业链协调政策，解决政策一致性与合力的问题；（3）从分工网络上设计鼓励产业链产业升级政策，解决产业地位问题；（4）从空间上设计产业链优化布局政策，解决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可能发生的“断链脱钩”和产业链外移问题。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组织；产业政策；产业链；产业链政策

作者：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

摘要：通用人工智能起步于生成式AI，目前它正在以ChatGPT语言大模型和Sora视频大模型展现于人类；通用人工智能对人类活动或行为方式的影响，不仅直接反映在经济活动上，也间接反映在文化乃至于非政治性意识形态领域。基于通用人工智能将会被广泛运用于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有必要在概要介绍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构成的基础上，对通用人工智能与经济、文化的关联展开分析：（1）通用人工智能会以何种方式对价格波动、产量确定、竞争和垄断形成以及产业组织架构等产生影响；（2）通用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形成AI哲学，它的广泛运用将会对文化产生哪些影响。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关联，需要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构成和技术水准作为分析基础，以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作为分析对象，以通用人工智能的生产经营效应作为评价参照，将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和文化等放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正在兴起的科技人文主义进行考察。通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生态圈及其背景生态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对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要扩大认知范围。

关键词：通用人工智能；生成式AI；数字技术生态圈；数字经济生态圈；科技人文主义

作者：何大安，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摘要：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亦是导致经济长周期波动的主要解释因子。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驱动经济长期波动的内在动因，但为什么创新活动，尤其是创新蜂聚现象会呈现特定的周期性，熊彼特并未给出充分的解释。此外，企业家创新驱动的长波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科技竞争所促发的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技术演化的本质是技术模块的递归组合，因而技术系统必然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使得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多主体的协同推进，因此，国家作为组织者和协调者介入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是技术演化的必然结果。有必要将国家纳入熊彼特长波模型中，并将“新质生产力”置于技术革命浪潮视域下进行审视，从而构建一个多主体共同驱动的长波理论概念模型。在对第五次长波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大国竞争是开启经济长波的重要力量”，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组织模式进行阐释，将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及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提供理论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熊彼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技术创新；大国竞争；新质生产力

作者：张海丰，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东盟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司叶林，广西师范大学东盟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从比较文明的视角看，人们一般认定，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是追求或是不追求自由。由于中国文明缺少对自由的明确命名、理论阐释与制度实践，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自由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误解。一切文明形式的出现与维续，都以自由为前提条件。自由缺席，则文明不可能发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精神主干的儒家，贡献了心性、限权、经济与人己权界四方面的自由思想，从而让中国古代保有了文明所需的必要自由思想资源。在古今之变的参照系中审视，儒家自由观是一种古典文明的自由观，呈现出惯习层面自由的特点，尚未抵达观念自觉、阐释清晰、制度夯实的境界。它需要经由一场结构性转变，以现代自由原则释放个人、依宪治国、强化社会，以此为中国现代文明建构扎牢自由的根基。

关键词：自由；儒学；比较文明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摘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立法听取民意的重要制度创新，以往的研究关注到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对公众的赋权，却忽视了其对基层人大的赋权。实证研究表明，基层人大作为“运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科层主体，在不打破既有职权边界的前提下，通过工作丰富化的策略实现了自我赋权，既避免了“横向扩权”可能带来的阻力，又实现了自身的积极有为。工作丰富化策略主要包括混合型动员机制、能力提升机制、要素下沉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和意见筛选机制。

关键词：基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丰富化；自我赋权

作者：宋道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昊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摘要：法学学术批评可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两种形态。外部批评往往无法触及批评对象的真正关切，易于忽视批评对象的理论预设，自始隐含不同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或将本来不属于批评对象的任务强加其上。而通过彰显法学知识研究的视角和对象的多样化，外部批评能够指明批评对象的内在缺陷及其效用限度，促使其明确反省自己的经验或理论预设，并吸纳批评的合理内核。内部批评易忽视对共同预设的反省，丧失对“大问题”的关怀，或用学说研究替代问题研究本身。内部批评相比于外部批评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能直接促进理论学说的演变与发展。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应将内部批评作为建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重点，但也让外部批评充分发挥补益作用。

关键词：法学学术；内部批评；外部批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

作者：张翅翔，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雷磊，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要：在社会学领域，假设检验方法与实用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从约翰·杜威的科学教育课程进入，可揭示出实用主义思想如何在人性论、知识论和生存论层面为假设检验方法提供理论支撑。杜威提出假设检验方法来反抗形式主义，并将这一方法运用到教育改革中，推广到了整个社会领域。他一方面将这一方法奠基在实用主义思想对于自然人性的复杂理解上，另一方面则是借由这一方法来批判传统的知识理论，释放出社会和文明的活力。为了防止假设检验方法蜕变成另一种形式主义，杜威始终强调行动与个体生命的优先性，将方法的训练和人格修养关联起来。深入探讨假设检验方法的思想根源，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当前主流研究范式的历史文化前提，并补充“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讨论。

关键词：假设检验方法；实用主义；杜威；社会学本土化

作者：杨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摘要：鲁宾因果模型问世五十年以来，学术界对因果关系的理论认识和分析方法有了长足发展，应用因果推断方法开展的实证研究也不断增多。但鲁宾因果模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和局限。这既包括将该模型应用于观察研究时无法保证随机分配假定的局限，也包括为了满足近似随机分配的合理性，而无视研究问题的实质重要性的局限。除此之外，鲁宾因果模型在分析结果的原因和识别因果机制方面也存在不足。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者既要改进定量研究设计，也要有意识地借鉴和吸纳定性分析工具，只有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对因果关系进行全面和透彻的分析，进而有助于对因果问题的全面认识，促进定量与定性两个研究范式的融通和促进。

关键词：因果推断；鲁宾因果模型；观察研究；因果效应；因果机制

作者：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要：人类知识实践越来越依赖数据驱动的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深度媒介化作为媒介化的高级阶段，是知识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环境。在社会变革中分析研究知识社会中诸多关键变化，可以得出知识社会的变革包括知识生成体系转变、知识构成制度转变和知识文化环境转变。这一系列变革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后果，其一是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与控制升级，其二是数据驱动知识社会的科学和价值陷阱。这些后果也催生出新的困境问题，这些问题与深度媒介化有关，也与新知识制度的脆弱性有关。它们分别是保护数字公共领域问题、深度媒介化中知识整合问题和基于具身实践的知识创新问题。

关键词：深度媒介化；知识社会；知识；数据；实践

作者：全燕，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美学林林总总，叶朗先生的“美在意象论”独树一帜，凸显出中国学者在美学知识生产中的创新和推进。“意象”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将“意象”从古典诗学中提炼出来，构建成一个有普遍性和广泛解释力的当代美学范畴，这是“美在意象论”的突出贡献。这一理论着力于激发古典美学传统的当代活力，同时吸纳西方美学的相关资源，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美学。晚清以降，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如何现代性地转换，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姚鼐“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到王国维的“古雅”，再到宗白华“清水芙蓉”和“错彩镂金”之美。叶朗秉承了这一学术传统，独辟蹊径地提出了“美在意象论”，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在新时代的新的拓展和推进，值得学界关注和讨论。

“美在意象”理论对中国现代美学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杜卫，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美在意象”与北大美学传统

作者：王德胜，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唐善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本体角度看“美在意象”

作者：彭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摘要：辞赋研究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复旦大学自有学脉和传统。自1933年陈子展先生率先发表相关论文，导夫先路，历代学者薪火相传并取得了诸多成就。梳理可见，复旦大学的辞赋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3—1966年为奠基期，以陈子展、郭绍虞、朱东润三位先生为代表，奠定了复旦大学辞赋研究的学术传统；1979—2006年为发展期，以蒋天枢、顾易生、王运熙、章培恒等先生为代表，将辞赋研究带入全面探索与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为光大期，杨明、徐志啸等学者循着前辈先哲的步伐在辞赋研究领域不断奋进的同时，还带领更多青年学子走上辞赋研究的道路。复旦大学辞赋研究是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研究的有机构成，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相策应，立足于扎实的文献，注重“文史互证”，长于古今中外文论融合思辨，多有创新，且在学脉传承中饱含感恩伦情，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复旦学脉；辞赋研究；学术史；历史回顾

作者：罗剑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摘要：武则天时代的官僚阶层可以划分为两条线、三个层面，亦即第一条朝官线和第二条近幸宠臣，后者再区分出酷吏集团的层面。非制度性超常提拔的第二条线掌握权力，控制朝官，却没有改变士族与官宦子弟为主的官僚阶层面貌。科举制方面，武则天时代未见制度性进步，冗员滥官却对制度造成重大伤害，反而阻碍了寒门士子的正常上升。

关键词：唐朝；武则天；官僚阶层；科举

作者：韩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摘要：历史上的“江淮”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地理概念。先秦“江淮”多被用来指代淮、江二水或以“淮”为界的南方地区。汉晋沿袭“江淮为南”，并延伸出“江淮”地理标识涵义，指涉地域由虚趋实，即为淮水与江水之间的部分地区。作为唐宋经济重心的“江淮”，泛指淮水以南包括江水以南地区。“淮南”建制弥合了“江淮”自然地理认知与行政区域之间不相统一的矛盾，“江淮”为“江淮之间”的认识趋于定型。元明清以来，“江淮”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理基础，其地理属性让位于文化属性，常泛称各类不同的地方。“江北”也取代了“淮南”在原“江淮”概念中的位置。“江淮”概念及范围演变是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区域经济发展及经济中心的东迁南移相始终，更不能忽略历史渊源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提示我们应该注意“江淮”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范围指向，而不能一概认为“江淮”即是“江淮之间”。

关键词：江淮；江淮之间；概念史；历史地理；区域研究

作者：陆发春，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四达，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