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8月起，国民党政府为替代崩溃的法币，强制推行金圆券，但由于超发、滥发又造成通货膨胀，很快金圆券形同废纸，致使民众对纸币失去信心，银元遂成为当时市场上的主要货币。为此，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上海市管理银元买卖暂行办法》，对银元买卖作出相关规定，但黑市交易依然猖獗。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人民政府见招拆招。在接管上海后的第二天，即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就发布了“金字第一号”布告《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并规定从5月30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以1元人民币兑10万元金圆券的比价负责回收，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场上流通。

当时，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40万亿元之多。在此情况下，市军管会迅速接管了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分厂，改名为上海印制一厂，利用原来的印钞设备，以人民币为钞版，开足马力日夜印制。

在随后的数天里，上海街头呈现出一派“奇观”：人们推着小车、挑着麻袋将金圆券拿去兑换人民币。全市各银行钱庄收兑的金圆券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人民银行，堆满库房、大厅、走廊。仅7天时间，就收兑金圆券近36万亿元。至此，上海市面上已基本看不到金圆券的踪影。

正如邓小平所预计，金圆券并不是人民币的对手，银元才是。

由于国民党长期利用发行纸币聚敛钱财，致使民众普遍对纸币失去信任。所以，人们便将刚兑换的人民币又迅速转手换成了银元。投机奸商趁此机会操纵起金银和外币的买卖，一时间，上海的各大马路上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当地人称之为“银牛”）的身影，大街小巷“叮叮当当”的银元碰撞声和银牛们“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吆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6月初的几天中，银元暴涨：最初1块银元可兑换100元人民币，到6月3日突然涨至720元，4日直接涨至1100元，7日又涨至1800元，到了8日已经涨至2000元。银元暴涨的同时也带动了物价的飞涨，短短数天内物价总指数就提高了几倍。人民币一时根本无法成为流通货币。

为稳定物价，压制银元风波，上海市委紧急从其他地区征调银元投向上海市场，期望用数量来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其6月5日抛出的10万枚银元如同泥牛入海，银元价格持续上涨。很快，社会上谣言四起：“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因此，经济战线上的这场特殊的战役，我们也必须打赢。

6月7日晚上，中共华东局召开会议，决定采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务必将银元贩子一网打尽。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决定，毛泽东表示赞同。

经过缜密侦查，发现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是投机分子们聚集的窝点。这幢大楼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楼内装有上千部内线自动电话与对外专用直线电话，每天有上千人聚集在这里兑换银元。

10日上午10时，上海证券大楼内人声鼎沸，交易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投机奸商连连出手，哄抬价格，致使行情扶摇直上。他们虽然注意到大厅里多了一些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但并未警觉。突然，10辆军用卡车疾驰而至，一个营的战士从车上迅速跳下，兵分5路将证券大楼团团围住。与此同时，营业大厅里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也都立即掏出手枪，飞奔到预定位置控制人员出入。

原来，这些年轻人都是市军管会派出的便衣警察。他们当即向楼内所有人宣告：停止买卖，不准随便外出和打电话，并说明了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是逮捕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秩序的投机者。随后，行动组对大楼内的人员逐层登记与审查。登记时，每个人的财物都经本人当面点清，签字封包，然后排队逐一进行说明情况。经审查，对情节较轻的300余人当场释放，发还财物；对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秩序的238名投机者进行扣押，并收缴银元数万枚。据统计，当天在证券大楼进行非法交易者达千余人，交易的货物主要有银元、铜元、黄金和美钞。

1949年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的《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档案馆藏）

同日，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禁用金银计价、流通与私相买卖，市民有储存者，须向国家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

1949年6月20日，《新民主妇女》创刊号上刊登的《协助政府消灭银元投机商人》一文（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采取政治手段的同时，舆论宣传也同步展开。6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标题为《检查投机中枢证券大楼，投机奸徒大批落网，军管会对取缔银元采严厉措施，昨日银元价格已下跌七八百元》的消息；11日、12日，由2万余名工人、学生和解放军组成的宣传队打着“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等标语，举行盛大游行活动；20日，《新民主妇女》创刊号上刊登《协助政府消灭银元投机商人》等文章。由于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宣传攻势三管齐下，逐渐建立起了市民对人民币的信任。

查封证券大楼，等于端掉了银元投机奸商的窝点，场外的银牛也树倒猢狲散。随着银元价格逐渐下跌，大米等价格也随之回落，人民币很快成为上海的主导货币。“银元之战”的全面胜利，不仅稳定了上海的金融秩序，安定了民心，也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和调控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