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FE学术之星提名奖 | 陶旭辉：初心若如磐，行则不易辍；志趣若高邈，履践可致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公共政策设计与评估，导师为张熠教授。

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经济研究》（2篇）、《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8篇，且有多篇文章在《管理世界》等国内知名期刊外审。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省级课题2项，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1项，上海市民革课题3项。获省部级奖项2项，校级奖项3项，其他1项。

曾获“江西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2年广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第二届香樟财政学论坛”一等奖、“浙江财经大学第三届经济学博士生论坛”一等奖、“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前沿问题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一等奖等学术荣誉。

1.张熠、陶旭辉*、韩雨晴，2023，《人口流动与最优区域社会保障协调模式》，《经济研究》，第2期。（*表示通讯作者）

2.张熠、陶旭辉*，2022，《人力资本进步、工资结构与区域赡养负担差异》，《经济研究》，第5期。

3.郭峰、陶旭辉*，2023，《机器学习与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第1期。

4.张熠、张书博、陶旭辉*，2022，《中国退休制度设计：基于激励、扭曲和再分配效应的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5.张熠、陶旭辉*、宗庆庆，2021，《去留之间：流动人口储蓄和劳动决策的分析》，《财经研究》，第5期.

6.彭继增、陶旭辉*、徐丽，2019，《我国数字化贫困地理集聚特征及时空演化机制》，《经济地理》，第2期.

有人或许不能立即让你豁然开朗，但是他能帮你打开一个更广、更清晰、更直接可触的新世界，这一点比前者意义要大的多。感谢导师张熠老师带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科研世界”，尤其感谢老师在自己陷入学术迷茫时的耐心指导和不懈鼓励。此外，研究除了需要“领路人”外，还可能需要自己有一点点“理想主义”。

刚进入博士，总觉得自己脑子里有一大堆的“奇思妙想”，还迫不及待的呼之欲出。甚至以为掌握了学术的秘诀，认为天下文章创新无非是A、B和C之间的变换和调整。每当拿着这些所谓的“奇思妙想”兴冲冲地找到张熠老师，得到的回答多半是：“这个想法不行，你再想想！”

当我觉得已经想的差不多的时候，甚至将写了一半的文章给老师看时，张熠老师的回答又是：“不要轻易开始一篇文章！”

“这个想法不行，你再想想！”“不要轻易开始一篇文章！”这两句话就像“紧箍咒”一样，每每想起来都犯怵。这两句话，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可能不适合学术。

彼时之砒霜，此时之蜜糖。除了陷入自我怀疑，一直也还在寻找什么是“好的文章”？

中室牧子和津川有介在他们的《原因与结果的经济学》中提到“研究”是一份奇特的工作。无论撰写多少篇论文，在研讨会上做多少场演讲，我们也不会变得更加富有。因此，我曾经一度非常困惑：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

直到听张熠老师讲过这样一个科学史的故事，我才渐渐地找到答案：

“弦论也有心酸的过往，面临巨大的社会学压力，当它还不是主流的时候…1976年，拉蒙德失去了在耶鲁的职位，而几年前他才解决了弦论的几个中心问题。哪怕是一鼓作气完成的，都不足以征服他的同事们，为他在常春藤盟校觅得一个教授的位置。

而施瓦兹在1972年就失去了普林斯顿的职位，尽管他对弦论有过他的基本的贡献。后来他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经常变动的临时基金的资助下做了12年研究助理。只要愿意，他可以不讲课,可他也没有固定的职位。他发现了第一个能统一引力与其他力的好思想，但学院显然不相信他能进入正式员工的行列。

无疑，弦论的创立者们为他们的先驱性发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认识这是怎样的一群人物，我们需要真正了解他们的工作的意义。当年一起读研究生的朋友已经是永久的正教授了，他们有很高的薪水，工作有保障，一家人衣食无忧。他们在著名的大学里有显赫的地位。而你呢，一无所有。你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们走了捷径，而你做的是可能有着更大意义的事情，它们需要更多的创造力和更大的勇气。他们随波逐流，而你发现了崭新的理论。但你还是一个博士后、研究助理，或者毫无资历的教授。你没有长期的研究保障，前景渺茫。而你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是比别人更积极发表更多的文章，带更多的学生，远远超过了那些做低风险研究却更有保障的人们。

那么，问问你自己，在这样的状况下，你想做什么？”

“有人或许不能立即让你豁然开朗，但是他能帮你打开一个更广、更清晰、更直接可触的世界，这一点比前者意义应该是大的多的。”这是和张熠老师2018年12月20日在新江湾城的河边聊过后，在《吾记》中写下的几笔。这个故事也打开了我对“研究和学术价值和意义”的理解。

一次在和张熠老师的闲聊中，老师提到：

“任何学科都在问题的重要性和回答的精准性之间做出取舍，而经济学目前可能更多的偏向了精准。但这种精准是有代价的，能够精准回答的大问题范围相对较窄，有一些大问题是无法通过这些tricks完全回答清楚的，从而导致一些话题和研究鲜有有趣的发现。”

聊完后，自己兴奋不已（实际上，这时自己只听懂了前半段）。但这不妨碍自己发现实现精准识别的重要性，并认为这关系到经济学生存问题，而不是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问题。毕竟如果经济学研究者连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得出的结论，这对于他们这些优秀的学者该是多大的打击，关系到他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的事业奉献此生。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于是自己兴致勃勃的更进一步向宗庆庆老师、张川川老师、黄炜老师学习因果识别方法。并和郭峰老师一起试图借助诸如机器学习等方法去更精准地对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估计。但是，随着对机器学习方法研究的深入，发现机器学习给因果识别、政策评估的意义远不止精准性的提高。它拓宽了研究情境，还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重要问题。我们为此撰写了多篇论文，并且深信其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如果起个早，就会经常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堵车。这个场景不是因为交通事故，而是红灯下就有这么大规模的人流。于是，我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中提出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大国是否一定要大城？”

为回答这一问题，在张熠老师指导下，一起思考了流动人口的“低欲望”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人口流动的非市场化驱动因素以及在社会保障制度下最优人口流动规模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重要构成。诚然，我深以为我们的文章不足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却激励着自己一直探寻其中的“对与错”、“利与弊”。

正如在自己的公众号中说的：

“经济发展问题着实让人着迷。卢卡斯说：增长的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结果实在太过惊人，因此你一旦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了。乍一看，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进一步思考，你会发现这句话背后的涵义其实是：当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上，甚至认为这就是人类福利的全部，我们几乎不用也不愿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

是啊！如果人类的福利可以定义的如此单一且明确的话，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思考其他问题呢？一些愚蠢的问题，驱动着自己去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之外，或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愚蠢的问题不可怕，正如老师在给我们讲“科学史中的几个故事”中提到的：

“为什么苹果要落地，而不是飞上天？”

“如果人跑的非常快，快到比光还快，他会看到什么？”

这些问题在当时看来也未必有多聪明。因为，可能如张熠老师说的“真理隐藏在常识性谬误背后”。

张熠老师不仅帮助我建立了学术的信仰和方向，还让我了解什么样的文章是好的文章，如何做一篇好的文章。感谢张熠老师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悉心培养。

Zhang Yi

陶旭辉是一个对学术充满热爱、非常努力而又富有情怀的同学。四年来的成长是他夙兴夜寐、孜孜以求的必然结果。相信十年以后的你，会更加感激今天奋进的自己。我也坚信在未来继续追逐学术梦想的道路上，你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初心。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在指导学生中，我一直鼓励学生要耐得住寂寞，勇敢地去尝试，不要怕失败、被拒绝、被误解乃至被轻视。同时，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做学问有三重境界，我想最漫长最难熬的恐怕莫过于这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要让学生知道在他最“憔悴”的时候，他并不孤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同路人，就是指导老师。

嚼得菜根，百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