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研究手册系列”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是代表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国家水平的精品学术出版品牌。“手册”集合了国内政治学各分支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学者，遵循逻辑性、集成性和系统性等原则，主题覆盖了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等多个领域，体现了在政治学学科的科研、教学和育人上对“大政治学”内涵的理解。
近期，首批三种新书《政党政治研究手册》《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手册》和《中华经典国际关系辩论手册》正式出版。三部作品聚焦于当前最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中国问题意识强、研究视阈开阔，对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政治问题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有效显示了中国政治学者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上的成果，以及助力治国理政的学科功能。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手册系列”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发表题为“让政治学讲中国话”的主旨演讲，以下内容转自《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3日第10版。
让政治学讲中国话
文/苏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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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集成意义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手册系列”涵盖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科结构最有能力做这事，从学术报国意义上，也最有必要做这事。大家要有舍我其谁、责任在我、功成必在我辈的学术担当。
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还不是世界政治学大国。世界政治学大国必有一套知识体系，为这个大国历史正当性和秩序供给与维护的合理性，提供一套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的论证，这就是政治软实力。中国的实践知识中有没有？有！但是我们学界做得还不够，没有完成学理转化和提升。做到这一点，中国政治学就会在世界政治学知识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到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学者的成果在世界上的学术溢价、增值、声誉就会更大。
作为学者，你是传经的，不是取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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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二十多本，主要是按照二级学科、重大命题来分的。各个部分合在一起，基本覆盖了大政治学的知识框架。逻辑性、集成性、系统性、原创性是手册的特点和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能不能体现出这个特点、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在编写工作中反复讨论、不断统一认识、贯彻认识，认识一旦统一（大纲），接下去就是干。这样手册就是一个整体，体现了一种手册的编写价值和理念。价值和理念是最高的东西，是纲，纲举目张；是势，势如破竹。
手册有几种写法。
一个是按照英美特色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外交学理论框架来写，这方面，牛津的、剑桥的、帕尔格雷夫的、斯普林格的，出了很多。总体上，这个基本上构成了现代西方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如果我们完全照搬他们这个学科格式和章目来写，那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工作，还不如做翻译。翻译这个工作，我们学院前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做了（粉红色的《政治学手册》学院资料室我们都读过），但是，成就一流的学术靠翻译介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说，我们今天还是翻译，那说明我们比前辈来说没有推进政治学学术进步。这不是我们手册的立意。这么说不是排斥拒绝外来的。实际上在人类关注的共同政治问题上人家也有贡献，这个回避不了。但是在人类共同政治问题上中国人是怎么回答的？贡献了什么？做出贡献了但是被遮蔽或者没有被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在手册章节中要突出的。
第二个方式是将各个主题已有知识进行汇编。各类已有知识汇编，这个目标太低了，不是我们这样的学院要做的事。这个工作，在已有的数据库搜索就可以完成。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理念。现在有的学科，侧重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政治学来建构知识体系，这个还是将中国政治学降格了，降为特色和地方知识了。我们要有意识，就是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放到世界政治学一般知识体系的高度来定位。所以我们立足的不是中国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而是世界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这是一。
其次，编者对手册主题有全面的认识，同时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有时要有布新的勇气，甚至要敢于推翻一些外来所谓的常识，非此不可以创新、为天下先、去引领。这方面，像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国际政治、比较政治等手册，都能够将我们中国人对这类次学科知识创造展现出来。政府论、民主论、政党理论、发展知识、公共政策社会主义属性和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公共政策创新，国际公共政策敢不敢对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那套东西进行必要、必须的批判，国际组织体现东方人、中国人对组织世界的一套想法，等等。政府论、民主论立起来了，就能推翻西方比较政治学所谓的几波民主化理论叙事。只有这些中国的知识，才能对外人产生启蒙；我们照着西方说，不会对其产生启蒙。我们有我们的体系和认识，别人看了，原来有些重大理论学科命题中国人是这么看的，确实有道理，从而对其产生启发、启蒙，这样我们的手册就体现了逻辑性和原创性，别人才会产生翻译介绍的冲动，这才有国际学术对话。如果我们照着英美特色政治学框架来写，别人觉得你这个都是学我们的，帮我们在你们国家传播我们政治学知识而已，内心里看不上眼，觉得没有必要介绍。
总之，我们有这个意识，让政治学讲中国话。讲出中国对于政治学、公管、外交的道理的“话”。做到这个，政治自信、政治学自信就油然而生。否则，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自信，就是中国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我们道路、制度的理论道理在哪里没有说出来，道理不深入人心，自信的心力定力就没有。有时为了证明自己做得不错，用英美特色理论来证明，这个把自己了不起的政治和治理创造，无形中变到别人理论体系中去了，很可惜。中国人很多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伟大的政治和治理创造最后被说成是别人的，这样的学案很多，很可惜。
这个对我们每个主编确实是一个挑战，有时甚至不得不舍弃、告别一些外来的旧知识。但是我们立意高了，向难的地方去猛攻、猛攻、再猛攻，就如任正非说的攻城略地一样，纵队而不是铺开横队进攻，这项大的学术工程最终才会有成果。后人评价我们这代国务学者的时候，不至于作出差评。
这么说，不是说各卷都要考虑很成熟了才去做。知识和理论总是在不断检验中发展中。没有人说要等到思考非常成熟才去组织、下笔和动手，那样没有一个尽头，也等不得。手册大致在25年全部完成。将来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修订的办法不断完善。
最后，两个结合。古今中外会通法。通典、通志、会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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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意义：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等于新的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育人意义：进入这个学科的人，要通读的。读中能体会到复旦政治学人的生动的精神和理想。复旦学派自然就产生了。
在做这项工程中，每一个人树立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主编可以是老中青搭配，培养队伍），将其转化到教学教材课堂中，课程思政、新教材编写、教学法改革等，就会比较容易去做。要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促进新时代政治学、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这样，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手册还会产生教学增值效果。
传播意义：我们手册要成体系地被外译出去，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起做。形成国际学术组织、发展中国家博士培养、海外讲习班布局、国际在线课程体系等。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学术市场有两块，一是在有根深蒂固政治学传统的欧美国家学术市场，目的是为他们思考政治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但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学术市场不是在欧美，而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和美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争夺的学术市场是在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将来传播的市场重点要判断好、想清楚。想清楚了就布局重点区域国别去搞传播、传经，我们的理论能影响别人、武装别人，这时候你的学术就是世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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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定平，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陈树渠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1999-2012）、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2004-2012）、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日本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代东亚政治与国际关系。出版学术著作《政党与政府》《东亚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日本政治与外交转型研究》等10余部，发表中文、英文和日文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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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中文著作包括：《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合著）、《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从“随势”到“谋势”：中国的国际取向与战略选择》《与霸权相处的逻辑》《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英文著作包括：Unlikely Partners?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orging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合著）、Conceptual Gaps in China-EU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Human Right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主编）等。
转编自【中华读书报、知世书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