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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1日，原告上海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某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空调设备采购安装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空调，并由原告负责产品安装；合同总价1,840,000元。后原告如约完成送货和安装义务，然被告仅支付货款468,000元，余款1,372,000元迟迟未付。原告诉至人民法院，并申请诉前保全，冻结了被告的账户。因本案受理时间为2023年1月4日，被告收到诉讼材料后即联系人民法院，表示临近年关，希望尽快解封被冻账户。

本案承办法官考虑到原、被告均系小微企业，时至年关，案件的及时妥处对司法“安商”有着关键的影响力，遂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微法院等渠道与双方进行积极沟通，了解双方的实际困难和争议焦点，并依托智慧法院平台组织双方进行在线调解。经过几轮洽谈，最终于2023年1月13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同意申请解冻被告账户，被告同意于账户解封后两日内支付原告137,200元，余款分期支付。为督促被告守约，另约定制约条款。当日，人民法院即办理了案件解封手续。本案办理从立案到审结共9天时间，让双方企业得以安心过年。

被告上海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因所承建工程需要，向第三人山西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公司）购买商品混凝土。建材公司按约供货，被告在供货期间逾期付款多次，共计3,575,358.85元货款迟迟不付。后建材公司将上述项目中产生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尤某，后原告提起诉讼。双方对逾期付款利息存在争议。原告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主张日利率按万分之五计算，被告则辩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按照LPR上浮30%-50%，认为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应以法律规定为准。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企业公示信息显示被告系大型企业，被告亦认可其系大型企业。国务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于2020年9月1日施行，根据该条例，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该条例旨在保障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被告作为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微企业的货款，应按该条例的上述规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虽案涉购销合同签订时该条例未施行，但被告逾期付款行为发生时该条例已经施行，且被告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持续至今，应按照该条例的相关规定支付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2017年至2019年，被告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金某向原告某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租赁吊车和卡车，用于上海某建工集团承建的商品房建设。截至2020年9月1日，被告尚拖欠原告吊车租赁费7万余元，原告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租赁费与利息。被告辩称其确与原告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但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相对方并非被告，其仅为地块的劳务分包单位，故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提供的对账单等均为单方制作，用户签名人员均非被告员工，被告也未对该批人员进行授权，不构成表见代理，且作业单及相关材料中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条款，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租赁费与利息缺乏依据。

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陈述双方之间存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但对交易发生时间陈述不一致。鉴于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另有交易，且未对其所称多付的租赁费作出合理解释，而原告提供的材料可印证其陈述的交易发生时段，故认定涉案租赁费所涉期间为双方此前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的延续。虽然本案中没有金某有权代理被告的证据，但合同履行中均系原告与金某联系，包括出租租赁物的汇总对账，以及支付的部分款项。据此认定金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其次，关于被告欠付原告的租赁费金额，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两次向金某发送含多份表格在内的总表，对原、被告之间交易及结算情况的记载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用来认定被告欠付原告租赁费的事实。就未付余款，原告法定代表人曾代表公司向金某进行催要，该催要即是要求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根据付款金额酌定合理的准备期限为3天，故判定被告应自2021年1月29日起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照准。

原告某国际有限公司是一家外国企业，2019年6月至7月，该公司与被告上海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先后签订14份《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14批次新鲜樱桃，货款总金额为537,731美元，被告见提单3天内付清全款，延迟付款的每一天支付每月不超过合同价格1%的罚款。合同签订前，被告向原告支付预付款158,182美元。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14,593美元，又向其关联公司付款860,000元。现因合同履行产生争议，原告向被告主张支付余款41,956美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违约金。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议主要系第11批货物未确定货款金额，且合同内容有别于其他批次合同约定。被告称该批货物是原告“赠与”，但未提供证据。原告认为该批货物为“买卖”，并提交合同、发票、装箱单、空运提单、放货通知等证据。因该批货物价值相对较大，被告未举证证明双方就“赠与”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其主张应认定为免费产品，与商业交易的常理不符，原告所举证据形成了证明货物交付事实的完整证据链，具备“买卖”的高度盖然性，结合原告自认对运费作出扣减，最终认定第11批货物对应的货款金额为3,942.50美元。

2021年4月12日，被告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原告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委托原告为其浦江办公场所寻找写字楼房源。4月20日，原告员工带领被告人员实地查勘业主方浦江办公房屋。随后，双方通过微信对租金、免租期、意向书、合同等事宜作了沟通，被告表示满意。4月26日，原告询问被告合同进展情况，被告回复：“合同在走盖章流程、盖章流程走完，直接打款”。5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委托书，并询问盖章情况，被告回复：“合同已提交，被驳回”，但未告知具体原因。之后，原告得知被告已通过其他中介公司居间与业主方签订租赁合同，且已经搬至浦江某办公房屋实际办公，业主方根据被告的指示向其他中介公司支付了中介费。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违约金82,271元。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虽然未签订书面中介合同，但根据原告带看房屋、微信沟通租赁条件、第三方中介公司询问房屋情况发生在原告员工带看房屋之后等事实，双方构成事实上的中介合同关系，被告租赁案涉房屋实际上利用了原告提供的交易信息，构成“跳单”违约，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结合提供中介服务的内容、业主方支付佣金的标准及过错程度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70,000元。

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的股东为潘某、刘某、王某，股权结构为潘某持股34%，刘某持股33%，王某持股33%。潘某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及财务审批等工作；刘某担任公司监事。工程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留存的公司章程均约定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由股东会决定。2018年4月之前，潘某的每月工资为6,594.40元。2018年4月30日，潘某、王某向公司人事部发出《总经理工资调整通知》，内容为：根据公司总经理潘某市场销售工作业绩，经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调整总经理潘某工资，从2018年5月1日起，工资调整为每月21,500元。潘某、王某作为股东分别在落款处签名。工程公司认为，潘某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利用职务之便擅自调整其工资的行为，侵害了公司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作为工程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其工资报酬事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调整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由股东会行权。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工程公司工商部门留存的章程也均规定由股东会决定董事的报酬事项，现潘某未提供证据证明潘某、王某作出《总经理工资调整通知》时通知了股东刘某，并经工程公司股东会决议或已获得三股东一致同意，故潘某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增加其工资标准，没有股东决策依据，显属不当，其行为侵害了工程公司的合法权益，理应将每月增加的工资报酬返还给工程公司。

刘某、王某、潘某系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股东。2015年11月24日，刘某向王某借款50万元。2018年12月3日，王某将对刘某的债权本息合计567,000元转让给工程公司。2015年5月25日，工程公司出具《授权付款证明》，同意江苏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将100万工程款支付至股东刘某的个人账户。工程公司及王某表示公司经营期间，公司应收取的工程款有些部分汇入三股东的私人账户，再由三股东私下分配。因股东潘某之前多拿了50万元，故刘某收取的100万元工程款由刘某、王某两人作为分红各得50万元。因刘某向王某借款50万元，故未将王某应得的50万元分红款交付给王某，该款作为王某向刘某交付的借款。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借贷关系成立的条件之一系应当具备资金交付的事实，工程公司及王某主张借款已交付系建立在对100万元分配有效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投资者或者股东分配利润的前提条件包括公司完成当年度财务审计、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等。刘某借款时间为2015年11月24日，显然当时工程公司尚未进行当年度财务审计，工程公司及王某也确认分配工程款时未进行过财务审计，也未提取法定公积金。故工程公司对100万元工程款的分配应属无效。因此，本案借款不存在资金的交付事实，借贷关系未成立，工程公司基于受让王某的债权要求刘某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某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以及案外人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等共同签订《合同债务清偿四方协议》，由丙公司、丁公司等将其对甲公司、乙公司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实业公司，实业公司用受让的债权及已享有的债权额，向房地产公司购买商品房一套。但在协议签订后，实业公司主张该套房屋至今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四方协议中关于实业公司向房地产公司购买商品房相对应的合同部分应无效，房地产公司应向实业公司返还购房款。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四方协议未明确约定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的具体时间或条件，仅能反映实业公司具有以债权向房地产公司购买商品房的意向，不具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性质。但相关约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业公司在签订协议时，知晓案涉房屋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知存在无法签订认购合同、导致购房目的无法实现的风险，仍签订案涉协议，其风险应自行承担。因各方未约定认购协议无法签订时，房地产公司需向实业公司支付购房款，且实业公司并未实际向房地产公司支付购房款，房地产公司不具有返还义务，故判决驳回实业公司的全部诉请。

上海某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系上海市崇明区一家农村专业合作社，秦某为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2021年3月16日，某银行和合作社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银行向合作社提供人民币300万元的借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借款期限从2021年3月17日起至2022年3月16日止，贷款利率为4%，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还款方式为先还息后还本、利随本清原则，每月结息日为20日，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同日，银行与秦某、郑某（二人系夫妻关系）签署了《自然人保证合同》，为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贷款到期，合作社因经营困难，仅归还贷款利息113,666.65元，其余贷款本金利息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人民法院在受理该案后，通过与双方当事人电话沟通，积极主持调解，并最终促成和解。银行同意合作社与秦某、郑某于2024年1月24日之前分期支付所欠本息。对于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对于律师费，人民法院也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将律师费下调，以减轻合作社负担。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快速解除保全，帮助合作社恢复正常经营活动。

某供应链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与某农业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农业科技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由农业科技公司向其提供鸡蛋采购以及相关服务。后农业科技公司与某农产品公司（以下简称农产品公司）签署《补充关联说明》，言明二者之间系关联公司，农产品公司知晓并承诺按《业务合作协议》以及所有补充说明、合同附件等内容执行，后续所有相关事宜都由农产品公司接手。合同履行过程中，供应链公司按约定采购数量预付货款后，农产品公司发货数量不足。供应链公司要求农业科技公司、农产品公司共同返还货款并支付管理费。

人民法院综合《关联补充说明》的内容、形成过程以及后续履行情况，农产品公司并无债的加入意思表示，相反供应链公司参与并主导了《关联补充说明》的制作过程，对合同主体的变更完全知情且认可。《关联补充说明》签订生效后，《业务合作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农产品公司，农业科技公司退出原债权债务关系。现供应链公司已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农产品公司未足额发货，已构成违约，应返还相应货款。但对供应链公司要求某农业科技公司返还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