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谈”记忆｜你知道的远东运动会，和你不知道的中华运动场

中华运动场地处康悌路(今建国东路)之北，劳神父路(今合肥路)之南，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之西，萨波赛路(今淡水路)的两侧，共占地137亩。

在淡水路之西有一片土地，当时是一片足球场，球场四周筑有10层的木板看台，可容纳观众2万人。淡水路之东为主体运动场，由田径、棒球、网球3片分隔的场地组成。田径场三边搭有木板看台，向合肥路开门，靠建国路筑有木板篮球房1座。东北角为网球场，建有8片泥地球场、3片草地球场，面向建国东路开门，由于当时建国东路叫康悌路，所以通常被称为“康悌网球场”。在东南角为棒球场，三面围有木看台，向黄陂南路及合肥路开门，人们习惯称谓“中华棒球场”。

中华运动场建设前，这137亩土地早已被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购得。1921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主任葛雷（J.H.Gray）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租用这片土地建造体育场，又将棒球场转租给中国棒球会。

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田径赛况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它虽然是全国性的体育协会，但最初不仅没有体育场，连办公室都没有1间，只得借《申报》馆临时办公。那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鉴于此前在上海举办的两届远东运动会都是借虹口运动场举办，并没有自己的场地，所以协进会决心自建体育场。1925年冬，协进会经过多番沟通终于全部接收了这片137亩的场地，取名为“中华运动场”，租期为2年，到1927年底为止。

1926年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办公机构也迁入中华运动场内，同时中华足球会、中华网球会、中华棒球会等全国性的单项体协都以此为会所，无形中，中华运动场已成为当时全国体协的核心所在地。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华运动场举行。远东运动会又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办于上世纪初，是世界上最早的洲际国际竞赛，上海曾举办过三届远东运动会，分别是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和1927年第八届。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开幕式

彼时，中华运动场与虹口公园及跑马厅等外国人经营的体育场相比设备比较简陋，但也算样样俱全，并且已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一是首先使用了室外灯光球场。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赛期定为8月，天气炎热，中华运动场的木质篮球房较小，所以大会决定在棒球场建立临时灯光地板篮球场，场上挂16盏铁丝罩的电灯供晚间比赛，这一做法既凉快又能吸引观众，更值得一提的是，此后的闭幕式也就是在这“微雨过后，夜色清凉的棒球场上电灯耀如白昼”的情况下举行的。

此外，中华运动场还在赛场专设了记者席，《体育世界》杂志就曾在《远东特刊》上记载了“田径场上设有记者席。日本记者用现场电话，每次胜，即以电话达电报局，转拍电报通知日本报馆，其新闻事业有如此者!”

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比赛图

在上世纪20年代，虽然上海已经有了几个外国人办的体育场，设备也较先进，但不准中国人使用，所以出现如此规模的综合性运动场，顿时使上海体育界面目一新。自1926年以后，在中华运动场举办了一系列重大运动会，如1926年的华东、华南足球分区赛，华东、华北棒球分区赛，华东公开运动会，江南大学体协的第一届运动会，中葡足球赛，第一届万国运动会等。到1927年以后，除了召开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以外，其它如万国篮球赛、万国足球赛等也均在此举行。中华运动场一时成为了上海体育竞赛的中心体育场。

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虽然取得了中华运动场的使用权，但没有土地主权，运动场的生命还是捏在外国人的手中，这也使协进会的领导层一直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1930年合约到期时，协进会托青年会从中斡旋，使洛氏基金团答应在近年内暂勿出售，也不作他用，协进会仍可使用。到1931年秋，协进会在解决运动场主权的问题始终未能找到出路。1933年5月，洛氏基金会给协进会发出了迁移的通知书。中华运动场也就此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