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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系列访谈③| 邢同和:外滩、上博……这些上海地标是他的作品也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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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龚丹韵 2018-07-12 17:12
摘要:规划要留白,不要做得太满,想不清楚先留着,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余地。


在办公室里见到邢同和时,他穿着一件红色T恤、白色衬衫,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已近耄耋之龄。聊起上海的城市建设,时不时两眼放光。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邢同和人生的黄金年华。从39岁到79岁,他经历的正是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期,邢同和称之为“事业上的大转折、大机遇、大挑战”。
   

他的人生,几乎伴随着这座城市平地起高楼,一步步走向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他是这40年的见证者,也是深度参与者。



改革开放机会一来,上海意识到,城市需要“补课”


1962年,邢同和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人生转折就发生在毕业设计答辩那一刻。
   

彼时,建筑大师陈植作为外聘教授出席答辩会,对邢同和的毕业设计十分欣赏。他与这个学生此前毫无交集,但那场答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毕业分配时,同学们前往天南海北,邢同和却少见地留在上海,进入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报到前一天,系主任才告诉他:“上班后记得去谢谢陈老,是陈老写信去建设部,请求把你分配到他那儿。”
   

从此,邢同和进入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后来单位改名为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建集团,而这一待,直到今天。

 

上观:您刚毕业时,上海几乎没有大建设。当时的城市是什么景象?
   

邢同和:当时上海还没有大发展。接到的项目大多是建造一些学校、工房、医院,不超过五六层楼。

 

我们单位那时在广东路17号(现外滩3号)办公,离海关很近。黄浦江的船只停得杂乱无章,十分难看,外滩并无景观。每年潮汛一来,外滩的老房子严重积水,半地下层窗户需用沙袋封住,蹚水上班是常态。放眼望去,人民广场还是停车场。隔江的陆家嘴,是一望无际的田地。除了外滩建筑群,整座城市没有天际线。防洪、道路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记得刚进民用设计院时,陈老就对我说,我们是人民建筑师,是为人民而设计。这个思想从此根深蒂固。当时就跃跃欲试地想,上海正等待着我们去建设。
   

上观: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
   

邢同和:改革开放,变化忽然来了。突然间,每年有数不清的建筑项目一拥而上,我们几乎来不及做。但坦率说,当时的技术、能力、眼界,尚未准备好迎接这个大挑战、这个新时代。
   

记得时任市长汪道涵问我们这些建筑师:有没有去世界上其他城市看过?我们都摇头说没有。汪市长接着说:你们都不知道外部世界怎么样、全球城市长什么样,眼界有限,如何迎接新挑战呢?
   

于是,领导就安排我们去上海的一些友好城市,如美国旧金山等转一转。
   

上观:当时去国外的感受是什么?城市建设差距有多大?
   

邢同和:那时是美国购物中心和高速公路“到处开花”的时期。而上海还没有高架,感觉很新奇。
   

巧的是,我手头正在设计淮海路上的首家国际购物中心(淮海中路527号)。这是上海新一代国际购物中心,此前我们只有百货,没有吃喝玩乐在一起的新购物中心,中国建筑师从未在淮海路上设计过大项目,这是第一次。所以我是边看边做边学。
   

上观:第一代新购物中心、第一代新酒店、第一代高架、地铁等,平地起高楼。
   

邢同和:我印象中,改革开放之前,宾馆只有锦江饭店、国际饭店、和平饭店等几家,远远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改革开放机会一来,上海意识到,城市需要“补课”。
   

一是补基础设施,解决每年的防汛问题,城市管道年久失修,亟待更新。
   

二是解决大量居民的住宅需求。此前10多年,上海住房基本没有新造,改革开放之后,每年新增住宅面积300万-500万平方米,最高潮时一年新增800万—1000万平方米。学校、医院等建设也在快速增长。
   

三是对外交流。一些高档酒店改造,邀请香港团队一起合作,他们首先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我们边合作边学习,从香港设计师身上学了不少,后来自己就会独立建造了。与港澳交流频繁之后,再延伸到国际交流。新锦江、波特曼、希尔顿、贵都等等,一大批高档酒店正是在那时拔地而起。
   

上观:此后上海国民经济转好,一些上海老字号渐渐再度闻名全国,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邢同和:我还记得四大百货公司重新装修,几条原本萧条的市中心马路沿街建筑改造。然而,当时一般以为西方文化代表先进,“小天使”雕塑、玻璃幕墙开始进入南京路。还有人把永安百货原本的铜窗换成铝合金。
   

这些直到大约10年后才重新改回来,人们开始重视保留历史记忆,注重保护和传承。但客观地说,人的认知难免有一个过程,也不能过于苛责。
   

可以说,当时我正值壮年,又恰逢改革开放,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大机遇、大挑战。

 


“现在上海就有一个重大工程,你来发挥作用。”

 

伴随邓小平南方谈话、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建筑设计领域急缺懂行的干部,于是,党组织看中了邢同和。
   

然而,他从小喜欢绘画、建筑,一心一意想做一名人民建筑师,如今正是大显身手时。邢同和找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直抒胸臆谈了两个晚上。
   

这是人生中关键的两晚,每次聊到凌晨1点多。邢同和恳切地说,上海的建设缺乏独当一面的人才,“文革”中没有新生源,就靠现在这批三四十岁的壮年在第一线,在专业上发挥贡献。技术人才难得,而干部相对好找:“还是让我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吧。”
   

同是建筑专业出身的倪天增,心有戚戚焉,最终被说服。松口后,倪天增立即道:“现在上海就有一个重大工程,你来发挥作用。”
   

这个工程,就是外滩风景带综合治理。
   

此后,邢同和主持参与了3个上海地标性工程:外滩、上海博物馆、龙华烈士陵园。它们类型迥异,但每一个都标示着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足迹。

 

上观:外滩风景带综合治理,当时秉持的宗旨是什么?
   

邢同和:主要解决防汛问题。其次打通南北交通,再让外滩成为一条风景带。
   

我把防汛墙分成两层平台,既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又能便于观赏,远眺历史建筑和浦江风景。行人走进江边风景带,成为一个缓慢递进的过程。
   

上观:您当时的工作单位也在外滩吧?
   

邢同和:对,所以接手外滩工程有很大压力。万一做砸了,天天看得见。好处是上工地简单,就在单位楼下。
   

风景带建成后,紧接着是人民广场规划。地块中央究竟放什么建筑好,当时有过争论,有人说造大剧场,有人说造大会堂、工人文化宫。最后决定,上海需要一座博物馆,见证上海的历史。于是,1993年,我着手开始上海博物馆的设计。
   

上观:那个时代大家一心向西方建筑看齐,博物馆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在当时可谓别出心裁。
   

邢同和:设计博物馆的时候我翻了很多书,确实没看到天圆地方的建筑。但东西方文化结合,一直是我的设计理念。
   

博物馆以展示古代历史、文化为主,但不能复刻一座“假古董”,也不能国外时尚建筑就手拿来。它需要体现上海海派文化的特点。于是我想到从传统文化中提炼。

人民广场四周正好是一个半圆形,从各个方向望去,圆是最佳形状。天圆地方,就是这么来的。    

    

上观:还有龙华烈士陵园,如今看来,它的空间设计经久不衰,也成为上海市民随时随地可来逛逛的公共空间。您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邢同和:上海此前没有一座像样的烈士陵园,所以决定在龙华这一片造一座。
   

设计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观念转变。中国原本的烈士墓碑,就和老百姓的私人墓地一样,不像花园,一块块坟头树碑,除了清明扫墓,平时旁人不敢轻易踏入。
   

我曾去过当时的苏联参观,感受到有感染力的烈士陵园不仅庄严肃穆,不仅有悲痛默哀,它同时也像一座花园,充满鸟语花香,激励着今天的幸福生活。陵园和老百姓的生活应该非常贴近,人们愿意随时随地走进,抒发情感。

   

上观:陵园设计理念如此之新,当时没有遇到一些阻力吗?
   

邢同和:需要说服一些人,尤其是烈士家属。原本烈士墓地有等级之分,每一块占地多少平方米,大小不同。而我把墓地集中搬过来后,每位烈士的墓都是一块简简单单的小方碑放在草坡上,人们低头默哀,没有大小等级之分。

   

我对家属们解释:墓碑面向东南,阳光普照,烈士们也能“看”到今天百姓的幸福生活。陵园空间庄严肃穆,同时也像花园一样美丽,市民们平时可以随时进来瞻仰,回忆历史。如果像过去那般每个坟头一块墓碑,只有家人才去祭扫,那有什么意思呢?
   

一些家属听后当即表示,这样新的观念,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于是新方案就这样通过了。
   

龙华烈士陵园建成后,果然时不时有人前来瞻仰,而不仅仅局限于清明祭扫。


把好的街道留住、美的轮廓线留住,是这一代建筑师的责任

 

世纪之交,一系列盛事推动上海城市交通能力大幅提升。

“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邢同和利用上海科技馆设计了主会场和世纪广场、世纪公园内的会议配套建筑;“上合组织”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会议,他又参与了相关建筑的设计。


世博会为上海城市观念带来一次转变。世博申办阶段提交的第一稿草图也出自邢同和之手。
   

记忆犹新的是,原本世博会选址规划在浦东郊区,然而考察历次世博会,场馆更注重后续利用、解决城市问题。于是最终选址改为黄浦江两岸。而黄浦江边一些长期难啃的“骨头”,如造船厂、码头、印染厂、污染废弃地等也就此搬走,环境焕然一新。
   

上海,是邢同和的出生地、工作地。黄浦江,是他的“母亲河”,也留下了他的作品。他的每一段人生,几乎都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步紧密相连。

 

上观:上世纪90年代,东方明珠建成,从此成为上海的符号。然而今天回望,小陆家嘴的空间不够便捷通达,常为人所诟病。您是怎么看的?
   

邢同和:当时,上海引进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跨国公司缺少办公楼宇,为此开发的小陆家嘴,是顺应发展的急迫需要。
   

通过小陆家嘴高层、超高层集中建设,上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确实留下一些教训。
   

一是城市地下开发没跟上,比较可惜。二是办公楼宇扎堆后,没有穿插居住和商业。没有住宅,晚上的小陆家嘴变得冷清,白天与黑夜两个面貌。没有商业,白领连吃饭都成问题。
   

最近几年,陆家嘴一直在补充住宅和商业,新建高层的地下开发也同步跟上了。
   

平心而论,当时的陆家嘴建设,有当时规划水平、经济条件、时代局限下造成的遗憾,但它迅速解决了大量外资机构和银行的办公难题,上海的城市发展由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上观:金茂大厦是由您作为中方顾问和外国团队合作设计的。其中有没有一些中西方融合的做法?
   

邢同和:外国团队由爱琼·史密斯主持设计,他在西方造了不少超高层建筑,经验丰富,而当时我们造高楼的技术不够,需要学习。
   

不过,我也与史密斯探讨,把西方一模一样的高楼拷贝过来没意义。在上海浦东的这栋楼,需要与黄浦江、浦西的百年建筑遥相呼应,要造就造一座在美国也能拿奖的独特超高层。
   

史密斯不了解中国文化,于是我带他参观豫园、朱家角,理解中国元素。他发现中国的塔很有趣,从各个部位看,逐步收缩还是一座塔。不像西方的超高层,方正而等距离分割,前后遮挡,造成形象比例失调。
   

最终,金茂大厦的设计采取西方超高层技术和东方收放变化理念的结合。
   

经过一系列引进、合作,消化后再创造,如今,我们已经可以自己独立建造超高层,并且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
   

上观:2010年世博会,给上海城市带来新的理念。此后,生态、环保建筑日渐多样,小尺度街道、慢行越来越受认可,从上到下对保护老建筑日益重视。
   

邢同和:经济条件好了、眼界开阔了,上海意识到历史风貌保护的重要,观念渐渐转变。
   

记得2000年前,有一个外国摄制组到上海找我,他们问我:上海拆除老建筑,造那么多新高层,究竟好不好?当时的上海确实还有许多破旧的棚户区、危房,它们需要更新,居民也需要改善生活条件,这是那个发展阶段的切实需求。

而如今,城市注重精细化管理,关注城市文化,已成人民群众的共识,注重保留有价值的老建筑、街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
   

我参与了崇明岛10年的建设。崇明坚守了10年,建筑高度普遍低于24米,守住了底线。还有大世界、国棉十七厂等老建筑的保护更新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把好的街道留住、美的空间轮廓线留住,是这一代建筑师的责任。
       

上观:您对上海城市的未来建设有何建议?
   

邢同和规划要留白,不要做得太满,想不清楚先留着,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余地。有些稀缺资源不可再生,如果更新条件不成熟,别急着把什么都做满。时代一直在前进,我们今天认为好的,未必适应未来。
   

所以,对未来,我期盼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者懂得,有传统文脉的城市才有灵魂,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才有底蕴,有追求的城市才有理想,有对话交流的城市才有未来。
   

上观:您今年79岁,仍在工作,有没有想过做到什么时候为止?
   

邢同和:我热爱建筑。只要思想没有枯竭,视野没有局限,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我已经从业55年,职业生涯很长,而且还会继续。我的黄金40年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生逢其时。我自豪,我在上海的土地上留下了我的作品和足迹。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龚丹韵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正文图片:邢同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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