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人，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第五大城市。这里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

在上海的红色情报战线，除了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龙潭三杰”为代表的中央特科，还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左尔格领衔的“拉姆扎小组”，演出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红色情报历史剧。有“红色谍王”之称苏联王牌间谍左尔格在上海留下了哪些活动踪迹，他与中共情报人员是否有交集，在最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披露了最新研究成果。

上海哪些地方曾留下左尔格的踪迹

按照苏智良的讲述，左尔格是在1930年1月30日来到上海的。

在此之前2个月，他先是启程到了柏林，在那里取得德国护照，还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的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

左尔格到上海后，化名为亚历山大·约翰逊，最先落脚的地方是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沙逊大厦落成于1929年，也就是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

和平饭店外景，新华社发

当时，左尔格的公开活动是研究银行业务，这也是左尔格在汉堡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在上海时，他还得到了一项来自德国化学会的委托，调查中国市场销售法本工业公司产品的可能性。

华懋饭店在当时属于顶级豪华酒店，收费昂贵，左尔格不久就搬了出来，移住到了青年会大楼（今西藏南路123号），后来又定居在山阴路145弄2号尾崎秀实的居所，并以此为在沪基地开展活动。

左尔格在上海时，喜欢骑摩托车，而且速度飞快，以致于曾因车祸住进医院。根据《远东德国通讯录》记载，他在上海有个私人信箱，号码是1062号，他的上海情报网被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

左尔格一般在哪里接头？研究资料显示，汇中饭店是左尔格一处接头点。位于外滩19号的汇中饭店，现在是和平饭店南楼。山阴路124弄28号的中西功故居，也是左尔格经常接头之处。另外，“拉姆扎小组”成员鲁特·维尔纳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租下的三层独栋洋楼，也是左尔格常光顾的地方。

苏智良十分遗憾地说，由于武康路有很多三层洋房，他至今还没找到当年左尔格情报活动的据点。

武康路街景  本报记者 摄

“拉姆扎小组”都有哪些人

左尔格在中国的一项使命是了解和判断日本对华侵略的可能。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给他配备了几位外侨核心成员，并日益扩大，形成国际小组。其中包括：

马克斯·克劳森，是一名报务员。后来，克劳森奉命随左尔格前往日本继续情报生涯，并成为二战情报战中的著名人物，这是后话。

约翰，波兰共产党人。他开设一家照相器材商店，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型胶卷。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记者，当时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

史沫特莱 资料图

尾崎秀实，朝日新闻记者，后来成为近卫文麿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

鬼头银一，美共党员。

中西功。1929年夏，19岁的中西功以“狼人”方式，闯荡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受王学文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一二八事变后，中西功在回国船上遇到尾崎秀实，两人成为好友。中西功后来加入左尔格的“拉姆扎小组”。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大连的“满铁总社调查部”，1938年5月调至“满铁上海事务所”，被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特务部工作。1940年，中西功成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在尾崎被捕后，成功预测珍珠港事件。

鲁特·维尔纳，德共党员。她是左尔格的最得意的门徒，后来还干了一票震惊世界的大事，是她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了苏联，后来维尔纳在民主德国成了作家，她传奇的一生写进了自传《索尼娅报告》。

此外还有西里龙夫、报务员弗兰茨、波共党员约恩、德共政治局委员格哈特·艾斯勒、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德国书店店员伊萨、军事顾问费雷德·施特恩、情报人员诺伦斯-吕格夫妇等。

左尔格与中共关系密切

“左尔格与中共的关系，远远超出我们过去所知道的。”苏智良举了三件事作为佐证。

第一件事是张文秋曾在左尔格指示下工作。

很多人都知道张文秋与毛泽东是儿女亲家，张文秋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张文秋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根据中共的指示，张文秋进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工作。在左尔格指示下，张文秋与吴照高以夫妇身份租下法租界一幢3层小楼，一楼布置成客厅、厨房和女仆居室，二楼是主人的房间和几间小办公室，3楼也设一卧室，全部用高档的家具，还有一部电话。张文秋与吴照高聘用了一位年轻的俄侨女秘书，每天在3楼工作并住宿。后来，张文秋才知道，这位漂亮的俄国女子才是吴照高真正的妻子。

第二件事是左尔格与周恩来的会见。

周恩来与左尔格会见地点在法租界的高级宾馆，在何处至今尚是个谜。

根据张文秋回忆录，周恩来曾经在上海密会左尔格，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有学者表示，“这个新解密的、饶有趣味的史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左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后，周恩来离开上海，他命令张文秋调入共产国际第四局工作。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从这段叙述中可知，周恩来与左尔格关系密切，非常熟悉，左尔格小组的中国成员，应该是在周恩来亲自调配下加入左尔格小组的。于是，左尔格的助手吴照高，协助张文秋，在法租界的的福开森路和吕班路分别租下两栋三层洋楼，开始情报收集工作。

第三件事，左尔格和宋庆龄的关系。在营救牛兰夫妇事件中，宋庆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营救事件背后，左尔格情报小组运作的痕迹十分明显。

左尔格的签证 资料图

营救牛兰夫妇而暴露撤离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间谍嫌疑。此前，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

中共和共产国际立即在社会上号召开展救援活动，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施加压力。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向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8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至1937年8月19日日军轰炸南京时，牛兰夫妇趁混乱之际越狱。

由于牛兰案件的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小组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

资料表明，自1931年7月起，国民党已对左尔格进行监视。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受到怀疑。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

1932年10月10日，苏联总参四部的别尔津将军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经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向拉姆扎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左尔格接到命令，于1932年11月12月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张放、柳忆遥和肖炳实等，此前尾崎秀实已回到日本，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回到了中共党内。陈翰笙则于1934年到东京协助左尔格继续情报生涯。

对于左尔格的中国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他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