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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达峰:“在同济遇见陈从周先生,在复旦参与教改,是我的幸运!”|海上人物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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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8-06-22 06:15
摘要:他58年来近乎仅有的彻夜无眠,在要不要去复旦教务处的1999年夏。那是他第一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管理领域,从此一路至今,直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可能会有人记得,那年复旦文博系的考卷页眉上,新奇而醒目地印着一句话——诚实最可贵,诚实的人最可爱。

 

这是蔡达峰苦想了一夜的办法。

 

他深深向往这样一个场景,教师可以宣布:“我的学生不可能作弊!”然后就自信地离开考场,“那是多么令人骄傲”。

 

他难忘之前曾见3位学生作弊被“请”出考场时,那种复杂和痛苦的眼神,“在这之前,他们没让我失望过”。

 

为什么,有的学生宁愿作弊,认为作弊是对自己负责、不作弊反倒可惜了,而不想要做可爱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教知识真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1960年出生至今,平素几乎从不失眠的蔡达峰,在那一夜难以入眠。

 

也就从那时起,他从复旦教务处处长到分管副校长,12年里一直在学校领导下、和同仁们一起,力推学分制、大开转系门、试水自主招生、开拓通识教育……复旦的一连串“率先全国”,掀起一场令人瞩目的高校教改探索。

 

看似新奇的作弊提醒,正与改革核心相关——“教育的本质是人”。

 

另一次他58年里近乎仅有的彻夜无眠,“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则在要不要去教务处的1999年夏。

 

时近世纪之交,亦是他的人生路口。

 

那是他第一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管理领域,从此一路至今,直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也偏巧在世纪之交,2000年他挚爱的导师陈从周先生溘然长逝。

 

前一天傍晚,老师女儿陈胜吾来电话说,好像爸爸不行了。他忙赶去,见老师一直张着嘴在呼吸,便静静地守候到很晚才离开。没想凌晨就有电话来,又赶紧过去。蔡达峰看着从此长眠的老师,看了许久、许久,不禁泪流,躲到卫生间痛哭起来。

 

忆述至此,蔡达峰静默了好一会儿。记者不忍打扰。窗外漫天飘扬的柳絮在阳光里,一片接一片漂进屋内浮游空气中。

 

他是陈从周先生带教的第一位应届硕士生、第一位博士生,从本科到博士毕业,也是一个“12年”。他曾长达两年住在工地,辅佐先生完成心血之作“豫园东部修复工程”。他研究生毕业的结语,先生干脆利落,就写了八个字:“建议留校做接班人”。

 

今年是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与蔡达峰在北京他办公室促膝而谈间隙,他两度快速起身,一次因柳絮关窗,一次拎起放在自己脚边的热水瓶,来给记者茶杯续水。记者曾于2002年采访过他,暌违16年,他还是一身素布衣,还是那般谦逊有礼、言思深锐,还是那个蔡达峰。

 

但记者也是这次走近才逐渐清晰地认识这位一直静水深流、不为外界熟知的他。问及从小经历,才知他的出生地并非网上所传宁波(那是祖籍),而是上海。忆述父母家庭影响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不经意间正与印上复旦考卷的那个词一样。

 

蔡达峰的两本著作《我们的通识教育》、《大学:为了学生与社会》 张驰 摄


蔡达峰的1978


注目记者整理的师生时间轴,蔡达峰感慨自己这才意识到,他出生时,老师都已经42岁了。

 

1960年,蔡达峰出生在上海杨浦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厂里的职工。

 

“家里和求学基本没什么关系。父母给的正能量是诚实、勤劳,有上进心,这是很重要的三点。”蔡达峰笑忆自己从小干家务,一直不太会偷懒,生活也谈不上什么情调,就是勤奋,努力基本都是自觉的,很少说因为外部有什么要求,或者要做成什么去给人家看,“父母工作也这样,没人要求,自己规规矩矩做。”

 

如果不是蔡达峰所在的厂子弟小学,“蛮幸运地”获得一个进交大附中的名额;如果不是学校“照顾我父亲援外工作,不在上海,母亲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把这个机会给了他;如果不是正好碰到恢复高考——

 

蔡达峰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尽管到高三才知要高考,靠了交大附中的学习氛围和教育传统,在当时的环境“老师能坚守住,也很有经验,指导有力”,不到一年的复习迎考,最后他们那届录取率很高,蔡达峰名列其中。

 

但全校只他一人报了同济。

 

蔡达峰至今感念班主任朱颐老师,“颐是颐和园的颐”。

 

小学起一直在少年宫画画的蔡达峰,数理化基本是放弃的,偏爱文科,但招生数太少,报考风险太大,朱老师就指点他报考同济建筑系,会画画有优势。果然。蔡达峰至今感慨,竟然被她想到了这点。

 

他原本已经准备去农场工作了,父母帮他把衣服都买好了,用很多布票。

 

他形容自己运气很好:数理化总算拼命补过了,分数考得不低。语文、政治都考得很好。最重要是恢复高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经常想起高考对我们的改变,其实仔细想来,改变我们的不止高考,还有那时候整个社会对知识、对文化的一种追求,好像学习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记得大学期间,我们的状态基本是求知若渴的,同济书店门口经常清早排长队,等开门买新出版的外国名著,看新书、新杂志,眼界突然打开了……”

 

也就在1978年,他第一次见到陈从周先生。

 

他秋季入读同济不久,11月陈从周应邀赴美,筹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轩”(那也被称为我国第一例出口海外的庭院建筑工程)。回国后,先生在学校4000人大礼堂作访美报告,其中几句话,台下大一新生蔡达峰至今记忆犹新,但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和他有什么关系。

 

然而从此,正如一位挚友所说:无论怎么讲,你生命当中,有陈先生的痕迹了。


“请用文言文、繁体字现场写篇《中秋之夜》”


对蔡达峰的父母来说,儿子能上大学本科已是没想到,遑论“我国第一个古典园林和古建筑博士”。

 

上博研究员杨嘉祐2000年忆陈从周称:“近十余年来,报考文科的学生渐少,有的历史地理系转向旅游专业。学建筑一度是时尚,然选学建筑理论与历史方向的就少了……我曾读过他的研究生的论文,都有较深的功力,在这方面是颇有成就的。”

 

蔡达峰选报陈先生这个冷僻的专业方向,主要是一直对人文感兴趣,工科学校难得有此一个。另外,考的人少,把握大点。

 

尤其陈从周明确宣告:要考古汉语,要当堂用文言文、繁体字,写一篇即兴作文。

 

当时本科四年根本没学过,这可谓“超纲”。

 

蔡达峰还记得那次现场给出的考题,是写中秋之夜。后来成绩不错,“其实只能算半文半白。我之前只是浅薄地读过一点《古文观止》,背过点古诗,基础肯定是不扎实的”。

 

随后的面试,他也紧张得很。

 

没想去了先生家,就简单问答了两个问题:一问哪里人,答祖籍宁波,老师“噢”了一声。再问说了几个宁波古代名人的名字,议论几句,就过去了。

 

这便是陈从周,老先生不拘泥形式。

 

不拘泥的,还有带教方式。陈从周指导学生,就是交流,两个人一起做点研究的事,在过程中耳濡目染,说看过的书、交往的事,往往正儿八经上课不能表达,但很重要的东西,在“熏陶型的气息”中,生发、流转、承传,“形式感太强有时没有灵魂”。

 

毛笔字、繁体字,也并非传说中的时时处处一定要。但陈先生自己如此,自然带动学生。

 

倒有一件事,陈先生很在意,明确指示蔡达峰:去复旦上古代汉语课。还办了一个旁听证,正儿八经记录在案。

 

他们都没想到,正是这次听课,为蔡达峰后来与复旦的缘分埋下伏笔。

 

这门课讲得太好听了——他不禁受触动:当时主讲的是中文系的柳曾符先生,复旦的副教授,课却上到了这样高的水平。

 

对文化的重视,正是蔡达峰感到陈从周一辈子始终关注的两大主题之一,另一是自然。

 

在他看来,先生讲的所有东西,价值观很清晰,没有趋炎附势、不断变化的主题。

 

对采用先进的,陈从周从来没意见。不停在说在批评,首先因为是一个性情中人,而这个性情就是崇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来衡量当下。不妥了,就要说。不妥的东西很多,于是就经常在说。没有谁叫他说,但不说自己过不去,得罪很多人也不在乎。要说话和得罪人之间,宁可发表意见更重要。

 

这种动力,类似传统文人的情怀,“现在叫担当吧”。

 

常常就在现场的蔡达峰,不免因此一时尴尬。不过他向记者强调:这么多年过去了,包括被批评者在内,没人怀疑陈先生的动机,最多说老先生的态度,最多说“迂”,没人说陈从周为自己。先生所有的呼吁,没有私利动机。像“还我自然”这种意识,陈从周真的是觉悟得比较早。做园林的人,“自然”很重要。

 

如果今天陈先生在世,会对“还我自然”如何进一步阐述?记者问。

 

蔡达峰答:现在应该会满意很多。当初那一阵浪潮过去了,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中的一体,很明确了,很不容易。

 

他进而表示:现在看,当时说“还我自然”,还是相当被动和无奈的;真正的自然观,应该是我们生活在自然中;尽管人类文明相当发达,尊重自然还是基本要求。

 

首先要做到尊重,不管对自然,对文化,还是(他后面讲教育时强调的)对人。


吃住工地越两年,助师修复豫园东


文化和自然两大主题,高度统一于陈从周的园林观,而这充分显现在豫园东部修复中。

 

对蔡达峰来说,这是1985年硕士毕业到上博(市文管会)任职两年间主要工作,夙兴夜寐吃住工地。

 

对陈从周来说,“他似乎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每周少则一次,多则两三次,两年间不断地来。

 

起初来得更多,经常下午来了,说好了,第二天上午想起什么又来了。

 

也恰在这两年,年近古稀的陈从周连失爱妻、独子,“豫园就是我的家”。

 

蔡达峰至今慨叹:这两年,豫园就是陈从周的生活方式了。

 

“以园为家”的后半句,是“以曲托命”。平时会自掏腰包买票,怂恿学生去听昆曲的陈从周,对豫园一处古戏台特别看重,建成后特地请俞振飞上台演过。

 

围绕古戏台、再现古场景的这处古戏院,交给了蔡达峰设计。

 

“意图是陈先生的意图,我只是变成图纸。”设计上,主要是环境全变了。这个戏台,原先不在豫园,从市郊移过来以后,如何和看台连起来,有一个衔接的问题。但“总体上难度不是太大”。

 

如果请蔡达峰做导游,此处会向游客介绍什么看点?

 

“可以从中反映出古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各地古戏院不少,格式也基本一样,建筑上不稀奇。稀奇的是,古代的人们在戏院里,像票友、像家庭生活一样,自演、自看,这是最大的一个文化特征,现代人几乎就没有了;

 

——古代生活确实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无法想象,而当初很普遍、很流行。不禁好奇,古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雅兴;

 

——传统当中有一种自我平衡的精神,很多为人之道、处事之道,包括消遣方式,不一定去模仿,但应该去了解。造园也好,戏院也好,不是有钱就懂享受,而要有相当的文化积累才行。相对来说,当今注重物的东西,注重获取。而古人面对外物,强调控制自己,达到一种恰当的认知,进而感受到一种快乐。

 

……

 

采访中,有一个问题,让蔡达峰有些纠结:硕士博士都师从陈先生,又主编了13卷本的国内第一套《陈从周全集》,您觉得我们在今天陈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最应该记住什么、如何纪念?

 

他首先觉得,看陈先生自己写的东西,那是最真实的陈从周。

 

他甚至觉得,表达一般性的纪念,不如像“还我自然”一样,去看陈先生本来的样子。

 

他直言:各式各样的纪念,出于各种心意和需要,有的可能是有美好的回忆,有的可能不是回忆。

 

他形容自己还没进入社会,遇见大42岁的老师,又这么有特点,当然对自己影响很大,甚至审美观等这些影响人生的根本方面,都分不清到底自己本该如此,还是被老师激发出来的。

 

他作为学生,包容老师批评人的一些方式,虽然觉得可以不用这样。他回忆有次两人在校园漫步,走累了,就在北楼的台阶坐了下来,正好过来一位外系老教授,见了很是诧异,“到底算是不讲究呢,还是可爱呢,还是一种风格呢?但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很自然。”他时隔多年说起,依然情不自禁,当场开怀大笑起来。

 

他开“造园艺术”这门课,里面有陈先生,会站在先生观点思考问题。

 

他用“不可磨灭”四字,描述师生情谊。他说“陈从周”三字,随时随地看到,都会触发思念。他说经常会想到先生,随着年龄渐大,频率越高。他记得老师很痛苦的时候,记得老师一路不断调侃的模样,记得老师参加自己的婚礼,记得很多私人交往,记得每次老师叫他陪出家门散散步,其实是要躲开师母出去抽根烟……

 

他下意识警惕,不想养成从老师知名度得到一些什么的外界印象。但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于是就多去想:遇见老师是个人的幸事,和真实的师生情谊相比,自己的下意识“微不足道”。但对如何才算真正爱惜老师声誉,他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他最后正式声明:那个“主编”,是挂名的。

 

蔡达峰一直要求自己“三不”——不挂名、不主持、不合作项目,他认为学术研究是个人的事情,有能力就自己去做,没能力就不要去争取。而这回“挂名”,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蔡达峰主持设计的豫园古戏院里的古戏台。王仲德 摄


起先半年“几乎没有什么声音的教务处长”


做学问,蔡达峰新而实。

 

他硕士论文做宁波民居,在1984年的交通条件下,以田野考察的实地测绘,一个人花了100多天,把宁波7个县一一走遍。

 

陈从周看后说,光这点图纸,就够他毕业了。

 

他当然写成了文字专论,又衍生出博士论文选题,一头扎进上图浩如烟海的典籍黄卷,搜寻点滴,手抄摘录,据实论新。本报1990年报道《上海又培养两名博士生》载:专家们称“立论新颖”、有“新见解”。消息见报后,出版社找上了门。陈从周“嘉其行”而写序称:“学问之道,实也。点滴成文,言必有物,正宜提倡之文风。”

 

蔡达峰认为:所有学术,无非就是发现未知。追问没有答案,这是学问有生命力的东西,本身就很快乐,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比之前多知道了一点的快乐。至于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被承认,他坦言从不在意。

 

这种快乐,“好像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好像说得很少。往往要同行首先认可,关系不好还很麻烦”。

 

做老师,蔡达峰从1995年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1997年宝钢教育奖到1999年上海育才奖,每两年得一个奖。

 

他多次向学生讲李政道的一句话:学问、学问,要“学会问”。

 

他坚持迎战某种根深蒂固——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似乎往往学不会发问?

 

他分析一个可能是,长期重在怎么培养学生找到标准答案,而不是探究:教的方式来一遍之后,是学着去找一遍已知,而不是探寻未知。很多传统学问是解释性的,观点不能变,后人用自己的话把前人证明出来、阐发出来。这当然也重要。不过另一方面,学问真正的本质,是启迪一个人的思辨,开发自身能量,跟着前人不断再深入下去。先有好奇心,想追问下去,因此才积累。而不是本末倒置,把积累当作目标,自然学得苦,还失去自己对自己能力的承认和表达的欲望。

 

在蔡达峰看来,这当然有深层现实原因,志趣与功利的客观矛盾,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和领域,也常遇到,需要权衡,但不能自弃,“这本质上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其实真有新贡献之后,社会还是蛮公平的”。

 

做管理,他一直要求自己:工作内容变了,不能做学术了,但可以始终葆有一种探究的精神。

 

第一次担纲,1996年任复旦文博系主任,没经验,就根据实际情况思考:应急的事是创收,年底要保证发奖金。长远的事是什么?就研究博物馆学科的课程设置。另一件大事,系的独立建制,全系老师认为应该。“这有好有坏,增加了很多压力,也多少促进了这个系的成长。”

 

而三年后,到教务处,他履新长达半年里,一直是“几乎没什么声音的处长”。

 

他再一次潜心忙于“田野考察”。


“最后学生在哪里?找都找不到”


像那次100多天走遍宁波7县,这半年,蔡达峰把全校所有专业的课程计划,一份一份琢磨分析。

 

要说一些话的时候,把自己思路先理清楚,对待这次采访他亦如此认真。

 

就在那半年调研中,结合当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素质教育目标、复旦推进学分制建设,蔡达峰想到了“核心课程”。

 

高校提供怎样的课程体系、怎么给学生“供货”,这反映学校培养理念。中国的大学里,不用担心专业课程会受轻视,而面向所有学生的课程,到底怎么定位,确立什么目标,体现出各校对大学使命的各自理解。翻开这年11月他所写《学分制建设的设想》,已可见后来通识教育的影子。

 

“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对社会、对国家有一个自己的定位和使命,进而转化为课程。”蔡达峰表示,转任教务处“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促使我去思考教育的目标”。

 

但最大的挑战也在于此。

 

相比执教,教学管理是一种公共政策,围绕目标调配人财物。因涉及利益,就很容易从目标偏移,异化掉。不是根本利益而是局部利益在导向,效果就肯定不好。蔡达峰一字一顿:“大学里面所有的工作,不要忘记学生。聚焦在学生上,效果肯定好。如果这里打点折扣、那里打点折扣,效果肯定不好。照顾这照顾那,最后学生在哪里?找都找不到。”

 

他告诫自己:根本的任务是为了学生,而不是管好教务处。

 

秉持这样的理念,紧扣“教育的本质”,复旦那些年一系列敢为天下先的“破冰之旅”开始了。

 

力推学分制、大开“转系门”之后,又试水自主招生,“这是复旦的勇气”。

 

因为很不容易。总目标是更加遵从教育规律,但难在把一个想法要变成公共政策,要获得批准,社会压力会很大,要经得起质疑。

 

十多年过去,蔡达峰感叹:“幸亏我们做得很严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力促“第49种人”,开拓通识教育,则充分体现复旦精神。

 

陈从周先生当年曾希望,在园林专业的考试科目,加上“百科知识”。但有关方面不同意,说园林归根结底属理工科。先生直言,“真是没文化”,“所有知识都有横向联系”。

 

复旦钟扬教授生前,也曾痛感于中小学基础教育与高校教育打不通,就无法培养真正高质量的人才,而乐于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这是无偿的。复旦推进此事,不是依靠专项酬金或行政指令,而是“复旦传统创造出来的新业绩”)。

 

蔡达峰起初则用了“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这样一个奇特的表述,在2000年工作报告中提出:“复旦大学48个专业,学生招得再多,也只有48种毕业生,我们是否能培养出专业类型以外的人才呢,如果我们能够用48种专业培养出第49种人才来,哪怕就一个,意义就不同了。”

 

蔡达峰着眼的,是社会需要绝对应该大于职业需要。

 

他介绍:专业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而欧美坚持同时并举的另一件事,就是通识教育——高校培养人,首先要适应社会,而不仅仅适应工种;如果将来还要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懂得作为人的一些东西,就更重要;何况,将来很多职业技能是实践中来的,不是事先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要把本科四年,当作技能的培训,而应是要进入社会的培训:懂得社会的秩序、国家的法律,懂得与人相处,懂得看待自己的物质追求,控制自己的欲望……如果这段时间不给学生这些,将来会坎坷。

 

蔡达峰回忆,大家想法一致,做了很多努力,有些应试的课程取消了,腾出空间给“通识”课程。

 

进程中,他显现出既务实又坚决的一面:“边推边改革吧,但必须得推。”

 

时间表显示:2003年,这位“全国优秀教务处”的处长,升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次年,学校决定2005年成立文理学院(即复旦学院);2005年,复旦学院、书院、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迎来复旦通识教育“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2006年,成立教育中心,推出六大模块的核心课程;2007年,全校开展通识教育大讨论,“在我有限的经历中,还没听说为学生培养而召开全体教师大会的先例”……2011年他不再分管教育教学之前,连续3年,继续紧锣密鼓,筹划更进一步的“本科生院”。

 

所有这些,核心是“人”。

 

一次工作会议上,蔡处长坦诚以待:“如果是为了对付教务处的规定,你这样做,我们可以没有意见,也不懂。但是,对学生有什么好处呢?”

 

记者准备采访时,看过他数十万字材料。出现“使命感”三字,是在力推通识教育之初。那次会议发言他说:我想我应该要有使命感,因为这是做教育、是“关系到人的问题”。

 

他至今强调:通识教育,不只是文理学科互通意义上的通才教育,更不是知识性的通“识”;千万别把课程如何开设,模糊成了知识的分类问题,哪门多一点、哪里少一点;朴素的话就是一句,不会太多,多了往往不是本质;只要培养得好,课程模块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有助于目标。因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人格培养。

 

在蔡达峰看来,人格是一个人最大的力量。

在复旦大学任副校长时的蔡达峰 解放日报资料照片


如果大家都不讲究人格,会导致利欲熏心的一个群体


他自己已经忘了——那年复旦学生们集结出书,约请蔡副校长写篇序。没想文章送去,有位同学看后,觉得不合意图,且有“官气”。虽然心里并不认同,觉得只是角度不同,蔡达峰还是为学子们重新另写了一篇。

 

如今说起,他第一反应是:教师要懂两样东西,懂专业,懂学生,而后者是本质特征;教师天职是育人,育人难在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定应该是平等的,学生才有自强自立的机会。

 

在同济遇见陈从周,求学12年,“是个人的幸事”。在复旦从事教学改革,开拓通识教育的12年,蔡达峰也深深感念“是我的幸运”。因为,他自己的内在养成,也从中颇有所获。

 

他心目中的“复旦精神”,是一种教育思想,指导办学,也指导自我教育。

 

他不止一次地说:“生活比专业重要得多”,强调“大学,应该给生活以力量”。

 

他反对用感恩来激励奉献、用不让老实人吃亏来激励老实人,教育青年学生:独立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最高境界的负责,就是付出不指望别人对等的回报。针对不少人认同的“强者”,他倡导更要教育出“贤人”,从而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倾向提出对策。

 

他直言你的确可以这样活着,也可以那样活着,但如果大家都不讲究人格,会导致利欲熏心的一个群体,就靠利己,靠利益的直觉做决定,这个社会不可能和谐,再多的资源都不能满足欲望。

 

他深知每个人都一样,一定会面临自己不可改变的痛苦、快乐、得到、失去,甚至于绝望,这是不可能避免的。能做的,无非是怎么去接受、适应这些过程,把握自己的内心,得到正面的、对人生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因此把自己毁灭了,甚至于把别人也毁灭了。自己不高兴,影响家人,报复别人,甚至于报复社会。

 

他觉得大学应该承担起责任,告诉年轻人区分出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发生了作为社会人不可回避的打击和迷惑,才能有心理准备。人格、人格,“格”定住了,才懂处理。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大学教育要平衡社会的价值观,大学和社会应该相互促进,不能相互促退,越来越功利,相互越来越影响,最后大家都越来越焦虑。

 

他相信,人要有内心的力量。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进入社会才会有相当的抵抗力,甚至于产生引导力。就像军人有强大的自控力,出家人是另外一种,而世俗中的人,要有一种“郑重”的态度,把现实利益想清楚,不能样样都要。

 

他呼吁良知,直斥最可恶的行为,就是把一些本真的初衷变成符号。

 

他强调独立,对父母和孩子都很注意不养成他们依赖依附,也厌恶有的人总先想着别人来帮他努力,“人际关系不能连是非界限都没有”。

 

他对任职过的单位、岗位,都告诫自己忠于职守,“现在做什么事一定要清楚”。

 

他对当下及今后的新工作新岗位,总的想法是:不要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凌驾在公共的利益之上,否则肯定没有公信力。他笑言做过老师的人更有压力,“我肯定死得比学生们早,结论是他们下的,为此我还得坚守,很多人都在鞭策我。”

 

成为政协委员至今,蔡达峰连年提案持续关注的,还是教育和学生。

 

这位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当年在校和学生交流,曾在分析儒家是拿得起、道家是看得开、佛家是放得下之后,说我们要拿起自己的责任,看开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欲望;针对人成为了人脉、资源,他强调每个人最好的未来,是自身才能的最大限度地发挥,并且这种能力发挥要有益于社会,这是一种美好的境界,“帮助两个人,那是父母。帮助10个人,那是三户人家。帮助1万、10万、1亿、10亿人,那是全社会效应了,全社会的人也会来关心你……”

 

翻来覆去“想不下来”到底该不该答应去教务处,不是怕前路,“而是怕放弃,或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已经进入了保守状态”。

 

最后,是“性格决定命运”,更是极了解他的爱人说了一句:“还是去吧,那里可以为更多的人做点事。”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东方IC 图片编辑:邵竞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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