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阴雨，难得晴天。武康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巴金和萧珊的家。花园里，遒劲的紫藤未攀藤架，攀在凌霄的树上。

一楼的陈列室，昨天还陈列巴金事迹，此刻已展示萧珊生平。此时是1月8日，萧珊百岁诞辰。

壁炉上，竖放着巴金和十来岁儿子下棋的照片，萧珊坐在丈夫旁边，女儿小林执蒲扇站在弟弟身后。照片前摆着几只花篮，一个花篮的缎带上写着：妈妈生日快乐。

巴金先生曾说：“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这是巴金先生在《怀念萧珊》里记叙的。云开雾散时，曾有人提出为含冤去世的萧珊开个追悼会，但被巴金先生拒绝，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纪念“最亲爱的朋友”。

展柜上方，是1936年8月萧珊寄给巴金的第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赠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照片上，萧珊短衣白帽嘴角含情。

下面是巴金《怀念萧珊》里的文字：“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和她见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20，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

展柜里，有一封巴金给萧珊的回信：

“蕴珍：

信收到。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你说的话是对的，我不会怪你，反而我感谢你善良的心灵。你关心我，劝告我，你说要我好好保养身体，你说要把家布置得安舒一点，你说在一天的忙绿工作之后要找点安慰。我奇怪你这小孩子怎么能够想得这么周到？……”

字里行间，是两颗滚烫的心。

南墙上，有萧珊1946年摄于重庆的照片和她抱着儿子搂着女儿的照片，以及巴金的文字：

“她同我谈了八年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办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底下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

下午，陈列室里人多了起来。人群中，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和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我继续在这时光穿梭中徜徉。我看到萧珊发表在抗战时的散文《在孤军营中》，看到她1960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文章，看到她翻译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还有她写的信。萧珊一生献给了钟爱的翻译工作。1952年8月25日萧珊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我：我想译屠氏的《阿细亚》，我有了一本俄文的，但不知英文的你放在哪只书柜，我知道你要译这本书，但还是让我译罢，在你的帮助下，我不会译得太坏的，你帮别人许多忙，亦帮我一次。”旁边，是萧珊翻译屠格涅夫的《阿细亚》等几本书。

1952年夏天，巴金和萧珊的信件来往充满了两地相隔的思念。这年六月，萧珊给身处朝鲜战地巴金写了一封信。

“十五日信到是端午节，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我们是不在一地，我们中间隔着很大的距离。但是什么会隔离我们呢？当我寂寞的时候，当我想你的时候，你会突然活在我的面前。甚至在这个端午节，我也不是孤独的，你的信躺在我的手里。你还记得十五年前那个端午节捧着花来你那里的小姑娘吗？”

路途千里，难阻两颗深爱的心。那一串串滚烫的文字，穿越时光隧道，向我涌来。

灾难突然来了。巴金多次被批斗，书房和卧室被查封。因为是巴金的妻子，萧珊被关进“牛棚”、被罚扫马路，精神压力极大，健康严重受损，患癌症未能及时治疗，1972年8月逝世。

壁炉右侧，是中年萧珊的照片。

巴金痛惜：“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

抗战时，巴金身陷困境，朋友各奔东西，萧珊守在他身边：“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文革”的磨难中，巴金叹息：“日子难过啊！”萧珊也叹息，但她会加一句：“要坚持下去。”可惜她没等到丈夫的翻身。

萧珊去世三年后，巴金将其骨灰接回寓所，安放在卧室床边的五斗柜上，相伴数十年。巴金说：“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2005年10月巴金去世后，两人的骨灰掺在一起撒入东海。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