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人小孩有很多关于快乐童年的描述和期待。可是什么是童年的快乐？什么是童年？

其实童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大多数人看来，童年仿佛是一种流传已久的习俗，即成年人要给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照顾。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就提出，童年是人造的，不是天然存在的。从自然角度讲，人有婴儿期、成年期，但是儿童这个概念却是一种社会产物。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儿童曾经像成年人一样劳动，那时候的成年人并不会将儿童作为“儿童”对待，因为他们不认为儿童需要特殊的抚育方式。

印刷术流传开来后，成年人有了自己专属的信息通道。成年人和儿童的区别日渐显现。为了弥补这种由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知识差异，儿童需要通过学习来进入成年人的信息通道，这也导致了学校的诞生。学校是专为儿童而设立，为儿童能顺利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做准备。

在当代，已经很少有家庭需要儿童来分担经济压力，大多数儿童不再需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奔忙。大多数儿童处于被保护、被照料的地位。由于儿童具有身体的柔弱和智识的蒙昧等特点，儿童与成年人处于不对等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当前，为了保障儿童更好地发展，很多国家都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赋予了儿童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四大权利，以期全社会不歧视儿童，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确保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完整并尊重儿童的意见。

《公约》还提出：儿童有从事适合其年龄的游戏和娱乐活动的权利。这是第一部保障儿童游戏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让儿童有自己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也是随着社会发展对童年的新认识。

童年虽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是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当成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或者静静地观察一下那些正在欢笑的孩子，就会对童年的快乐有无数溢美之词。比如童年是花朵上的露珠，童年是出生的太阳，童年是美丽的春天，童年像一首欢快的歌，是人生最美好的乐章。所有这些描述的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童年是甜美的，是无忧无虑的，是快乐的。

一般字典上对快乐下的定义多半是：觉得满足与幸福。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说过：“快乐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快乐常见的表达方式是笑，儿童的笑声恐怕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了。

可是，当我们去询问那些正在经历童年的孩子是否快乐，答案又似乎很多元，主要是看孩子当时的心境。孩子的情绪，似乎就是六月天的脸，说变就变。是的，在大人看来，童年期之所以纯粹、快乐，是因为孩子活在当下。

童年快乐就是“在当下”。当孩子们沉迷于一些大人看起来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有些无聊的活动时，孩子们总是乐在其中。比如观察孩子们海边堆沙，有的孩子抓起一把沙，让沙子从指缝间流出，落到另一只手上，再从指缝间流到沙堆里。孩子会乐此不疲地不断重复着这个动作。还有的小孩子把沙子装到小桶里，当小桶装满以后，会立刻把桶举高把沙倒出来，然后又重新用沙把小桶装满。还有的小朋友则专心挖坑，美其名曰建城堡！

因为儿童生活在当下，不图结果，不问意义，所以孩子的快乐就很简单纯粹。路边的一片树叶、一块小石头，都可以为孩子们带来快乐。比如小孩子还喜欢经常不停地把肥皂涂在手上，一遍又一遍洗手、玩水。大人看到的是孩子在浪费、在磨蹭。而孩子可能是在享受水流在手上的感觉，以及仔细观察泡泡升起又消失的过程，多么神奇呀。

大人们喜欢把童年与快乐链接，可能是借此怀念自己曾经具有的那份纯粹、那种活在当下的能力。《道德经》中就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人生最高理想是回到婴儿状态。因为婴儿是生命本初的样子，没有孜孜以求的功利之心，一切都是自然的。所以婴儿能自然地遵循“道”，一切任性而发，率性而为，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这是成人世界中早已消逝且很难找回来的人生境界。

可是，问问那些正处于童年的孩子，似乎所有的孩子都盼望着长大，都在经历成长的烦恼。所谓快乐童年，本身就带有某种悖论。

大人们怀念童年的纯粹，羡慕孩子能活在当下、享受快乐，可是又无时无刻不在规划着孩子的未来，谋划着如何可以让孩子的前途更加光明，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生活得更幸福。家长所做的一切，都是确保孩子走在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阳关大道上。吃有机食品，挤破头上名校。为了安全，阻止孩子们的自由身体活动；为了成绩，把孩子禁锢在书桌；担心同伴会带来不良影响，隔绝孩子与同龄人的交往。总之，为了未来那个崇高的目标，孩子当下的诸多天性理应被压抑。活在大人未来中的孩子正在沦为当下生活的工具。

可是，孩子未来的幸福生活不就在现在吗？因为未来生活由每一个现在组成。是时候从快乐童年概念出发，去对家庭教育作一个深刻的反思了。六一儿童节，是一次重新审视自身、审视孩子、审视教育得失的机会。

人类发展始于儿童。大人需要深入了解儿童，捡回儿童世界中那些大人曾经丢失的，那些生活在当下的真实感觉，而不是总想着把握孩子们的未来，为他们的未来做准备。

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当下的本真状态，孩子的未来就是现在。

孩子的现在就是未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