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著名导演吴贻弓的85周年诞辰，吴贻弓（1938年12月1日-2019年9月14日）1960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曾执导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少爷的磨难》《阙里人家》等多部经典作品。《城南旧事》于40年前上映，同年参加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金鹰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中国电影。也许正是这个独特的国际电影节缘分，让日后的吴贻弓牵头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

《城南旧事》海报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时至今日，观众仍然为《城南旧事》里“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以及诗意的美学风格而感动，但如今好莱坞式类型片占据市场主流，这样风格的影片在影院里少见。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当下需要更多元的影片供给，纪念吴贻弓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式电影传统，是对这种风格的肯定和鼓励。

散文诗化的电影风格

《城南旧事》改编自中国台湾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由吴贻弓执导，沈洁、郑振瑶、张闽、张丰毅等主演，影片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回忆童年北京生活的往事。拍摄《城南旧事》时，吴贻弓41岁，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执导电影。剧本由伊明根据小说改编，具有强烈的统战意味，但吴贻弓看过原作后，认为还是应回到小说上去。他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表达读小说的总体感受，并将其作为影片的总基调，在改编中最大限度保留了林海音小说朴素、自然、毫无雕饰的特色。有人评论影片风格非常散文化、诗化，吴贻弓表示，“其实这是小说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只不过和我不谋而合罢了。比如像宋妈这样的保姆，我小时候就曾经见过这样的人物。”

吴贻弓与林海音 （上海电影博物馆）

《城南旧事》在影片结构上破除了传统习惯，没有一条贯穿到底的情节线，秀贞和妞儿、小偷、宋妈三个片段之间没有必然的上承下延关系。为了让影片不至于呈现“无组织”的状态，吴贻弓提醒摄制组注意小说里“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的”，原作者实际上通篇只写了两个字“离别”，在情绪内核上寻找片段之间的承延关系。很多观众都对女主角英子一双纯真无邪的眼睛印象深刻，眼睛在影片中起到贯穿作用。拍摄时，吴贻弓尽力使摄影机视点符合英子的心理，片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英子的主观镜头，全部用较低的角度拍摄，在置景和音乐、音响节奏等方面使用“艺术的重复”，让影片达到和谐统一。

《城南旧事》电影分镜头本（上海电影博物馆）

《骊歌》（即《送别》）是原小说里就有的歌曲，吴贻弓将它作为整部电影的音乐形象。他觉得，如果离开这首歌，这部电影会大大逊色。为电影创作音乐的吕其明曾打算重写里面的歌曲，吴贻弓也要求他在此基础上做一些拓展。后来，吕其明凭借这部作品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吴贻弓在《城南旧事》拍摄现场（出自吴贻弓研究文集《灯火阑珊》）

“吴贻弓导演的个人电影风格偏向于诗意电影，这样的风格从他早年合作执导的《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里就有显露，《城南旧事》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的美学追求。”石川认为，看吴贻弓的电影如同读诗，他不太看重剧情的完整性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起承转合，而是通过视听语言的勾画描绘，将角色内在情感烘托出来。和上世纪40年代费穆的《小城之春》一样，在《城南旧事》里，吴贻弓将传统美学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含蓄克制的况味发挥到极致。

《城南旧事》剧照

1983年，《城南旧事》参加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一举夺得电影节的最高奖赏最佳故事片金鹰奖。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大电影节，参赛国家众多。一开始，吴贻弓对得奖并没有信心，《城南旧事》直接成本53万元，几乎相当于当年上影平均成本的2.5倍，但和国外相比投资仍然很低，是当时参赛片中耗资最低的一部。更让他担心的是其他国家的宣传攻势和“场外交易”。最终影片凭借口碑打动观众，放映时，当地华侨蜂拥而至，争相观看“来自祖国”的影片。在拍摄《城南旧事》时，吴贻弓也特别思考“祖国”的含义，把这种独特感受融入作品里。

1983年，《城南旧事》参加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一举夺得电影节的最高奖赏最佳故事片金鹰奖，左起郑振瑶、吴贻弓、石方禹。（出自《上影五十年》A卷）

吴贻弓和妻子张文蓉 （出自吴贻弓研究文集《灯火阑珊》）

“当时国产电影能在国际上得奖很不容易，尽管散文化、抒情化的《城南旧事》并不符合市场主流口味，但因为得奖的缘故，大家都想一睹影片风采。”石川介绍，当年全国票房最好的影片有两部，都由上影厂拍摄，一部是《喜盈门》，另一部就是《城南旧事》。如今《城南旧事》豆瓣评分高达9.1分，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

彭阳与吴贻弓

“《城南旧事》是我学生时代观看的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伟德艺术空间总监彭阳记得，影片曾在社科院和向明中学联合大会场放映，散场时，几乎所有初三女生的脸上都有泪痕，“我们喜欢影片中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意境，并且记住了导演吴贻弓的名字。原来电影语言竟可以在戏剧故事表达中做到如散文般诗意而触动心灵。”

被耽误的电影艺术家 

吴贻弓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小花猫》拍摄于1979年2月，1984年起他开始担任行政职务，他曾有过的头衔包括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但也因此，他拍电影的时间和机会相对少，一生一共拍摄了9部电影。

吴贻弓肖像。（祖忠人 摄）

吴贻弓曾表示，“我的创作经历，在同时代的导演之中，可说是既简单，又贫乏。尽管有些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多少留下一点印象，但如果……如果我不担任行政职务的话，或许我能给人们留下更多一点什么的吧？尤其是，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无奈地错过了很多机会，想要拼命往前赶的时候，猛一抬头，却发现许多我的同行，尤其是比我年轻的同行们早已赶在了我的前面……”

2018年吴贻弓80周岁时，由上海市文联汇编，石川撰写的“海上谈艺录”吴贻弓专册《流年未肯付东流》出版。在撰写文稿时，石川对吴贻弓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访谈，他发现吴贻弓身上的纠结和矛盾之处。1983年《城南旧事》获得国内外奖项后，吴贻弓开始拍摄电影《姐姐》，影片取材于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故事，某种意义上开了中国“西部片”的先河。《姐姐》不仅在上影厂内部掀起艺术探索的热潮，随后诞生了黄蜀芹的《人·鬼·情》等先锋作品，也在影像风格、叙事结构和题材上启发了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的创作。

吴贻弓在黄蜀芹执导的电视剧《围城》中饰演周经理（上海电影博物馆）

《姐姐》成片后，在夏威夷电影节引起轰动，但市场之路并不顺利。影片成本约30万元，卖出30个拷贝，在上海公映三个月，收回21万元，其他城市则基本没有排片。《姐姐》是吴贻弓唯一一部没有收回成本的影片，当时正赶上吴贻弓被任命为上影厂厂长，又是商业化大潮第一次涌向中国影坛之际，如果厂里的导演都拍不卖座的片子，未来如何生存？作为厂长需要以身作则，吴贻弓不得不做出艺术探索上的牺牲。后来，他拍了《流亡大学》，试图“往回找一些东西”，还拍了《少爷的磨难》这样的喜剧电影，尝试过不同的风格、流派。1992年，吴贻弓拍摄了《阙里人家》，这部作品充满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

上海电影博物馆在吴贻弓逝世一周年之际做了“电影万岁”纪念特展，展览上展出吴贻弓获得的奖杯。（葛燕萍 摄）

“晚年时，他曾感叹当时顾虑太多了，又要考虑责任，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老百姓喜闻乐见，自己的艺术追求没能够坚持下去”，在石川看来，吴贻弓作为导演，有些“生不逢时”，这是整个第四代导演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他们处在从传统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阶段，创作周期非常短。他们有鲜明的艺术追求和个人风格，但受时代限制没充分发挥出来，很快，第五代导演崛起，把他们的风头盖住了。 

1996年，吴贻弓、朱永德、许朋乐参加电影《少年雷锋》首映式。

吴贻弓和谢晋一样，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导演。从1984年凭借《城南旧事》夺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鹰奖那一刻起，在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念想就隐隐地根植于他心头。上影集团原副总裁许朋乐在《忆吴贻弓掌门上海国际电影节》一文中回忆，在上海举办国际电影节是张骏祥、张瑞芳、谢晋等几代电影人期待已久的夙愿，是吴贻弓将它变为现实。“现在回头看，1993年创办国际电影节不啻是一次带有风险的尝试。那时，电影行业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彻底改变，垄断的制片和封闭的市场，掣肘着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在低水平上挣扎，自身的实力和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性的电影节……”

吴贻弓与索菲亚·罗兰

为了创办中国人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吴贻弓可谓呕心沥血。原中影股份总经理、导演江平在《好官吴贻弓》一文中写过，“当吴贻弓和他的伙伴们一屁股坐在明星散去的红毯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主席别雷松正式通知吴贻弓：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为世界第九大A类国际电影节。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吴贻弓有白头发了。”

吴贻弓与江平

“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从孙道临、谢晋等老一代电影人开始呼吁，吴贻弓是一个执行人。当时，上海电影人心心念念要有一个像戛纳电影节那样的电影宫，上海影城和银星皇冠假日酒店就是这么修建起来的。随着行业迅猛发展，如今的设备、场地已经无法满足电影节的办节需求，吴贻弓完成了他的阶段性任务，在上海建一个电影宫，需要新一代的电影人继续他的使命。”石川说。 

1993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吴贻弓到机场迎接林海音。（江平 提供）

吴贻弓的作品蜚声海内外，在圈内有很高地位，但他为人和蔼谦逊，丝毫没有架子。2006年起，吴贻弓就以“申江小吴”的名字活跃在博客上，一直更新到2013年9月。直到去世前几年，还有沪苏浙三地的博友去他的寓所拜年。陈云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徐建平记得，2013年，吴贻弓与文联退休支部的艺术家来陈云纪念馆参观，联谊活动上，他唱了一首自己导演的电影《阙里人家》主题曲，“他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吴贻弓与徐建平

“吴主席有两个习惯性动作，一是双手抱拳，向前作揖；一是将手臂伸平，做出一个‘请’状。从这两个动作能知道，他为人是多么谦逊。”说起吴贻弓，原上海影协秘书长葛燕萍难忘22年前的一块西瓜。2001年，她刚到任上海影协秘书长，参加一场品牌活动的答谢午餐时，前任秘书长丁玉玲热心安排她坐在第四届影协主席张瑞芳和第五届影协主席吴贻弓中间。“当时我既激动又紧张，餐尾时，我为瑞芳老师夹了一块西瓜，不料因为太过紧张掉在桌上，吴主席立即夹起来吃了，还一直对我笑呵呵的。吴主席的大家风范、注重细节和对人的尊重，对我如何做好影协工作，怎样为人、做事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6年11月，吴贻弓与丁玉玲（左）、葛燕萍（右）在江阴长泾镇。

2012年4月8日，吴贻弓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1年度终身成就奖。当嘉宾宋春丽宣布吴贻弓获奖时，他正盯着大屏幕看，浑然不觉贾樟柯、陆川、王小帅、宁浩、张杨五位年轻导演站在他身后。他谦逊地双手抱拳，被五位后辈拥戴着走上了领奖台，“终身成就，沉甸甸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承受，这是我迄今为止所获得的一个最最崇高的表彰”，最后，他激动地说“电影万岁”——这个至今让电影人感动、振奋的口号。2020年9月14日，上海电影博物馆在吴贻弓逝世一周年之际举办纪念特展，特展的名字正是“电影万岁”。

2012年4月8日，吴贻弓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1年度终身成就奖。（葛燕萍 摄）

吴贻弓获得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出自上海电影家协会60年纪念册）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美学的视听语言逐渐走向僵化，让电影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是谢晋等第三代导演，以及吴贻弓等第四代导演的共同愿望。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谢晋等人主要是对历史、现实、政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吴贻弓则主要从美学趣味和电影的叙事风格入手。”石川认为，吴贻弓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创作者，这种诗化电影风格在中国电影史上一直或明或暗地延续，从孙瑜、吴永刚、费穆、吴贻弓，一直到后来的霍建起、顾晓刚，在年轻一代导演中后继有人。“当下国产电影存在类型单一和同质化现象，往往倾向好莱坞风格的电影更受市场欢迎，但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容纳各种风格、流派和美学趣味。最近电影市场在推动分线发行机制，希望能促进市场多样化，包容更多《城南旧事》这样风格的影片出现。”

石川在吴贻弓位于上海福寿园的纪念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