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罗玮是在杭州白乐桥。
白乐桥是灵隐寺旁边的一个原住民聚集的小村落,罗玮经营的“那天”民宿就掩映在这一片绿林山谷里。
踏入“那天”,心开始静下来。他拿起茶壶笃悠悠地倒茶,笑着说,“不急,慢一点儿。”
这位浙大毕业的理科男,当年一毕业就进了华为,在上海金茂大厦埋头写代码数年,后来回到了杭州。不安现状的他从华为离职后开始闯荡江湖。
如今他的身份多元,开酒店、做民宿、搞投资,还是浙江华友会秘书长。在这幽静的一方天地里,虽业务繁忙,他早已练就不紧不慢的从容,茶盏中结缘,谈笑间签单。
“为什么我感觉杭州的华友都比较文艺范儿。”我问他。
“大概是西子湖畔的耳濡目染吧,华为人的底色还是务实的。”他微微一笑。
七年之痒,不喜应酬从华为市场部辞职
1979年生的罗玮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找工作的时候,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选游戏这个行业。”当时计算系毕业生进入游戏公司者为数不少,这也是赚钱快的一个行业。可罗玮觉得,做游戏有点不务正业。
罗玮
他选择了华为,2001年杭州华研所还没成立,所以一培训完,他就去了上海,在金茂大厦做软件开发工作。
此前做西服私人订制的前华为人李建勇曾说过:进出金茂大厦的人,西装笔挺的,肯定都是搞金融的。看到穿得比较像民工的,肯定都是华为的。
“当年我也是这个梗啊。在华为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服,也没有着装要求,大家穿衣的确不讲究”。说起金茂的那段日子,罗玮摊了摊手,“老板真好,让我们去上海最好的写字楼。可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并没那么光鲜有趣。”
在他的回忆里,吃饭要排队,他比划着金茂食堂那长长的队伍,“要排这么长啊。”更多时候是在加班,刚毕业那阵,他加班加到晚上10点,大学同学约吃饭都约不到。
有时他就睡在公司机房里,“都说外滩的风光好,可从14楼望下去,似乎也没多少风景。”其实是一种孤寂感萦绕着他,“ 上海那么大,觉得自己就是蝼蚁,即使在金茂上班也没有那种幸福感。”
“所以我想尽办法一定要回杭州。”罗玮当时被分配到杭研所,有编制但没有业务,属于在上海做外包。故杭研所一旦有业务,他们就回到了西子湖畔。
那年是 2003年,罗玮回到杭州负责管理研发团队,他的同级浙大校友金颖负责销售,他们在一个生产线做终端产品。“我管做,他管卖。”就这样一直干到2008年。
彼时,华为内部高层调整,罗玮被分到市场部门。华为内部有句话,“懂市场懂技术,订单止不住。”可是从研发到市场,他不太适应。“做市场就要喝酒,我又不喜欢应酬。”
刚从华为离职出来旅行途中的罗玮。
罗玮最终决定离职,一同进入华为的金颖也在这时离开。“可能就是七年之痒吧。”
开在支付宝边上的酒店躺着就能赚钱
白乐桥在灵隐寺的后门,一条碧溪沿山而下,泉水淙淙。散落在“那天”各处那特有的“蓝”很耐看。“这是‘绀青',这可是有秘方的。”罗玮笑着说。
“那天”是罗玮经营的业务之一。从程序猿转到民宿这一行,这一路,故事很多。
2008年离开华为后,罗玮做的还是老本行——软件外包。
华为技术出身,出来就一定好找工作吗?不一定。罗玮分析说,做销售可以很快找到工作,因为你有人脉和技巧,如果做过一个大区总的话就更加吃香了。比较难的倒是做研发,如果你写了10年代码,没事,走哪都好找工作。可你一旦走上了管理岗位,就难了。
罗玮偏偏是后一种。彼时,大公司的技术管理岗位很少,年龄限制一般在 35岁,有的恨不得划到30岁以下。“愿意来找你的都是创业公司,或是民营企业。可要找到理念一致、又好沟通的民企老板太难,这种公司通常你呆不久,比自己创业搞个项目还麻烦。”
罗玮干脆就创业了,他开了一家公司,给别人开发电商平台,做技术外包,但不如想象中那样顺利。“回款很难,一堆事儿。”
这一年,他吃了不少亏,因为市场竞争者太多——出了华为你什么都不是,别人是集团军,你是单兵作战。浙大毕业又怎么样,清华北大毕业生也一大把啊,你没有任何优势。
“田忌赛马的道理大家都懂,所以我就放弃了。”他开始寻求转型。
罗玮有个朋友做设计,他们想一起经营酒店,一开始想加盟别的连锁酒店,对方开的价格太高,“谈着谈着就不想加盟了,索性自己做。我们搭了个班子,朋友做设计,我就做管理,还开发了一个预订软件系统。”
他们搞了个酒店连锁,叫“鲜屋”。
有种说法,你在华为都干过,你还有什么不能干。进入酒店行业后,罗玮发现,这个行业人群和华为可不一样。做酒店行业的多为高中生,很多人就是从前台做起,一步步做到经理。
“生意不好,我是拉不下脸去街头叫卖。可他们没问题,撸起袖子就走,店长带着前台扫地阿姨冲到火车站去拉客。”
这个群体放得下面子,也甩得开步子。加班熬夜在他们也是常态。他们以酒店为家,拖家带口驻店,一周就休息一天,有个分店店长2个月就回家一次,整个盛夏就吃住扎根在酒店,平时和儿子沟通就靠视频。
这和他原先浸淫的华为通信圈文化很不一样,也让他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鲜屋”酒店连锁经营得很不错,有两家尤其好。一家在西湖边,生意相当火爆;一家在“支付宝”楼下,同样火爆,“我们和支付宝并没签官方合作协议,就卖散客。但你知道有多好吗,周一到周五天天满房。”
这家店的地段好,不仅支付宝在那里,华为办事处也在那里。店能开在万塘路,得益于罗玮的洞察力和细心,“当时我走在这条路上,看到沿街房子的空调在拆,估计会有公司搬走,我很快就行动了,不久就谈下了这里的房子。”
因为地段好,躺着就能赚钱。平时酒店爆满,店长还想在周末接旅行团,可运作下来太累,对酒店的设备伤害也大。“于是那家店成了奇葩,周末就放假休息,和我们在西湖边的那家酒店正好倒过来。”
“鲜屋”开到第八家店就停止了扩张,“我们发现,精品酒店的创业热潮过去了。那时,已经接近五、六千万已经投下去了,需要调整。”他们将八家分店作了盘整,把经营不好的店盘掉,同时整编了管理团队。“留下来几家地段佳、盈利好的酒店,目前就稳稳当当做生意。”
“对酒店这一行业,可以说,我基本看懂了。只要位置看好,三年回本,后面等着分红,中国人商旅出差的需求挺大,就图个卫生干净。”
有人问罗玮,想做度假村或民宿,“我对他说,别折腾了,那不是你玩的菜。你这样做大事的人,愿意去大街上发传单吗?没有几年的积累、不懂门道是很难做的。不如退而求其次,加盟商旅酒店,收益率可能还不错。”
不组织这个社群,你不知道它能量有多大
劝别人不要轻易进入民宿,罗玮自己却勇于尝试。
坐在客栈厅间的长几边,各色植物染的桌布,朴实而素净。院里那张散着木香的桌子,年轮清晰可见。一瓶鹅黄色的小花枝蔓高低错落,安然地摆置在桌上。
罗玮和nighting。
“nighting,你又开始调皮了,怎么咬我的水瓶盖。”Nighting是罗玮爱犬的昵称,七个月大,体型健硕,颜值高,毛色发亮。“那天”就是nighting的谐音,罗玮拍拍nighting,轻抚它身上松软的毛。“客人不怕,你就撒欢吧。”
一位90后男生向他递过来一张表格,他轻声交代着,“数据都要核对好。”在厅一角,一块“华友会”的牌子若隐若现。
“鲜屋”连锁酒店之外,罗玮自己打点的就是这个民宿,这也是他和朋友、客户闲聊的清雅之地。
罗玮的另一个身份是投资人,他做早期天使投资,主要方向是智能智造,文娱新媒体等。“我经常带人爬山,要是爬不上去就不用谈了,这是一个指标。” 罗玮说,投资就是看人,他会特别在意这个人能否带队伍,是否能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冲出重围。
他的很多时间还花在了浙江华友会。金颖是会长,他是秘书长,就像当年在华为一样,两人共事一条生产线,如今他俩搭档为浙江的华为离职人员提供社群服务。
“起初就是想为我们这些离职的老同事们提供一些服务,少走一些弯路,避免一些大公司离职出来的不适应”。罗玮说,浙江华友会2011年正式成立后,在杭州创业大街挂了华友会的招牌,“这张牌子挂了后,政府领导都来视察过,慢慢出名了,浙江华友在杭州也越聚越多,圈子一点点大起来。”
“你知道,华为人都很低调,但怎么低调,也是组织了华友会才发现。”罗玮说,前华为人中藏龙卧虎者不少,都不喜张扬,做事极为低调。“前几天我们去了一个新三板创业公司,创始人当初就是老华为,工号10000以内的。大家估摸了一下,这家公司都可以上主板了,但谁都不知道他们,也不见媒体宣传。有媒体联系,他们总觉得时间还不到,也不愿意被报道。这位前华为人总是说,再缓一缓吧,我觉得自己还不是很成功。”
杭州华友会在那天聚会。
华友会将杭州的华友们都汇聚起来,“那天”民宿也是华友们聚会的小小据点。
“你不组织这个社群,你不知道它的能量有多大。”罗玮给我看他的华友群,“比如昨天一个上十亿的订单,群里一喊,分分钟后上下游就对接上了。”
当然,不仅仅是资源对接,华友们还聚在一起聊人生,一起做慈善,一起捐助山里的孩子……“这也是我们离职华为人一个共同守护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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