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声远身着防护服，背着沉重的喷雾器。随着一阵阵轰鸣声，一团团白色水雾喷涌而出，从楼道、电梯间，到垃圾桶、门把手……

耿声远是杨浦延吉社区的消杀队队长。这段时间他奔波在一个个居民区，阳性家庭、公共楼道、电梯间、卫生间、垃圾厢房等，是他每天面对的“战场”。

在延吉社区的消杀队里，有专业消杀人员、区消防支队战士、物业企业人员，也有普通的居民志愿者。居民经常能在小区楼栋和公共区域看到他们的身影，但从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的“真容”。

“要比病毒传播速度更快，我们才能战胜它”

由于奥密克戎具有极强传播性，疫情暴发后，延吉新村街道迅速组织起一支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消杀队伍，对辖区内阳性感染者家庭开展终末消杀，以及对阳性感染者所在楼栋实施巡回消杀。

“消杀队共有30人，我们现在每天对接街道转运组，24小时待命，随时接到紧急任务，掌握新增消杀点位的情况后立即上门，做到日结日清。”耿声远说，这段时间以来，消杀队共完成了2600余栋阳性楼栋的公共部位消杀。

“对阳性楼栋，我们要在14天内开展高频次的消杀，特别是阳性感染者高发的楼栋，要进行一天两次甚至多次的消杀。”

每天进出阳性楼，直面带有病毒的污染环境，耿声远心里清楚其中的风险。“消杀工作就是与病毒赛跑，要比病毒传播速度更快，我们才能战胜它。”

延吉辖区内大多是老旧小区，6层楼的楼栋内全靠爬楼。“药箱灌满消毒水，有50斤重，相当于部队里单兵装备的重量。”耿声远背着它，逐层展开消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和疑点。

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消毒水具有刺激性，会刺激眼睛、皮肤和上呼吸道。”有一次，一栋居民楼里出现了好几户的阳性病例，转运有所延迟，消杀工作量大大增加。“消毒到后面，我的鼻涕和眼泪都淌满了护目镜和口罩。”

每次消杀一结束，队员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手掌被汗水泡得又白又皱，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一天下来双腿都在发颤，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消杀队员孔健说。

“如果害怕我就不做了，既然做了就要做好”

除了阳性楼由街道组织的专业队伍负责消杀以外，各居民区还要每日对除阳性楼栋外的公共空间进行预防性消杀，这项重担落在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身上。

控江西三村的保洁员吴守见就是其中一员。每当小区里有团购物资需要发放，他就二话不说穿上防护服，背起消毒罐，来到小区大门前，认真地把每件物品都仔细消杀后再分发到居民手中。“有时居民区的核酸采样安排在清晨，消杀队在四五点就开始了消杀工作，沿着居民们核酸检测行走的路径进行彻底消杀。”

在此次疫情中，延吉物业在管理的14个封闭小区建立起日常消杀管理机制和巡查体系，并形成了以保洁、保安人员为主体，物业经理为督查的责任链条，确保消杀工作责任到人。

保洁、保安等物业人员平均每天要徒步爬楼50多层，对小区内除阳性楼栋外的公共空间至少开展2次以上预防性消毒，重点消杀居委会、物业用房地面和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楼栋内门把手、楼梯扶手、楼道地面，电梯内按钮、箱体内表面，垃圾堆放点，公共健身设施，室外道路等人员经常接触的环境物体表面。

而在一些物业力量不足的小区，居委积极发动党员干部、志愿者积极参与。敦化路4弄4号小区没有楼组长，78岁的老党员戴闲如主动担起楼道消杀和打扫的工作。

戴闲如所住楼栋的第一例阳性感染者是位盲人，由于不符合转运条件，只能居家隔离。在此期间，老戴每天上下奔走于一楼到六楼，细致地进行着喷洒消杀。“如果害怕我就不做了，既然做了就要做好。我消杀工作做得认真点，邻居们感染的风险就小点。所谓志愿者，不是自己的‘自’，是有志于奉献的‘志’。”

在延吉17个居民区，还有许多如吴守见、戴闲如这样的人。不少下沉干部、在职党员、楼组长、志愿者在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号召下，纷纷主动承担起自家楼栋、团购快递的消杀工作。

“如果小区有物业，我们会督促物业人员对小区重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没有物业或物业人手不足的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特保人员或志愿者会进行消杀，确保消杀无死角。”延吉街道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消杀人员在上岗前都经过线上线下培训，对消杀重点、消杀流程、注意事项以及防护用品使用等方面进行详细指导，在保证消杀作业科学规范的同时，确保个人防护万无一失。”

他们一层层攀爬着楼道、一遍遍地喷洒快递货架、一趟趟地清理居家隔离住户生活垃圾，守护居民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