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开启了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新篇章。

同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人创办了第一所正规大学——上海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对青年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

学校创办后，聚集了一大批名师贤达，其中不乏多位中共和共青团的早期领导人。以瞿秋白、邓中夏、施存统、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为代表的“红色教授”在学校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上海大学成为革命青年向往的“东南革命最高学府”、五卅运动的策源地。更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贺昌、关向应、顾作霖、刘华、何秉彝、阳翰笙等上海大学学生都从这里走出，在党领导下的全国青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也是上海大学建校100周年。跨越百年，共青团早期发展与红色上海大学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五卅运动策源地，锻造大批共青团早期领导人

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旋即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曾写道：“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也就是当时上海大学校址，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5月30日那天，队伍就是在这里集中而后出发到南京路去演讲。”

从上海大学加入青年团的特支书记阳翰笙（欧阳继修），在五卅运动中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带领青年学生战斗在革命最前线。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部主任何秉彝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血洒街头，年仅23岁；在上海大学半工半读，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五卅运动领袖刘华，以“舍生取义为劳工”为目标。

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五卅前后，应声高呼的上海大学青年从学校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投身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系列革命活动中。1927年在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由于当时残酷的革命形势，上海大学师生分散到全国各地，领导建立起当地的党团组织。

1924年1月，上海团组织第一支部（上海大学团支部）共有团员49人，占全市团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一切活动，尚有精神，每二礼拜开会一次，不曾间断”；以上海大学为主要阵地，组织积极吸纳优秀革命学生成为团员。至1924年9月时，上海地方团下辖十一个支部，团员195人，上海大学是第一支部，学生团员数有90余人。1925年11月，上海大学团支部从团闸北部委划出，成立上海大学特别支部，直属团上海区委领导。当时全市共有学生团员数208名，其中上海大学支部有团员103名，占总人数近二分之一。上海大学支部组织严密，各项工作开展出色，有档案记载为“模范支部的模范支部”，在全国青年运动中具有重要的贡献。

许多上海大学走出来的青年革命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如杨尚昆、李硕勋、杨之华、何成湘、张琴秋、刘一清、何洛、郭伯和等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袖骨干，很多青年也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与此同时，上海大学师生直接参与了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广东、陕西等多地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并担任重要领导人。

革命青年聚集地，为开展青年工作积累经验

从1922年团一大到1928年团五大，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团早期领导人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或求学，和年轻学生一起，怀着匡世救国的理想开展革命，在各种运动中振臂高呼、身体力行，为后续青年运动工作提供了早期经验。

党团早期领导人提出，上海大学办学的目的是要在革命运动中，用进步的思想和知识武装学生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起革命的责任。他们在此期间开展青年政治工作，培养锻炼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实践中锻炼队伍，培养了大批具有高度革命自觉性和政治领悟力的青年；摸索沉淀青年工作方法、路径和理论积累，为领导后续青年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作为《上海大学章程》的制定者和公认的“上海大学的奠基人”，邓中夏使得学校办学步入正规化，并通过其卓越的领导组织能力，引进了大量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到上海大学任教，领风气之先。他在上海大学吸引了一大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人，亲自担任学生发起的“孤星社”社团顾问，积极介绍进步青年到上海大学求学，大力开展平民教育，重视创办平民学校。

邓中夏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随着后来青年运动转为明确政治方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后，许多进步青年纷纷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成为后续革命运动中党团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施存统等人都曾在上海大学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在担任团组织领导工作时，也常在上海大学与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以其丰富的革命阅历和斗争经验给学生以指点。五卅运动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恽代英亲自动手刻蜡纸、编印小报，直接领导运动并组织广大青年到租界演讲，将革命推向高潮。

作为当时上海大学最年轻的教员，任弼时到校任教时年仅20岁，他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常到上海大学平民学校授课，位于苏州河畔的工人聚居区，并以此为掩护，训练党团组织基层干部。关向应、顾作霖、贺昌等人都曾在上海大学就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从事革命工作，学生到平民夜校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实地调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革命道理，这些都为后来青年干部的培养打下了良好基础。

任弼时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27年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空前困难的斗争促使年轻的任弼时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深刻而自觉的认识。任弼时在武昌主持召开团四大时说，“革命空气之紧张浓厚，空前未有”。而彼时的上海大学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已遭国民党军警查封，上海大学学生会主席郭伯和等人在龙华刑场壮烈牺牲，还有一批学生被悬赏缉捕，学生和工人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

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大学，翌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反“围剿”斗争中，他抵达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苏区书记，主持苏区青年团工作并领导青年运动，并创办列宁团校培养共青团人才。作为“革命的熔炉”，从上海大学出发播撒的火种已然燎原，革命者永远与党领导青年运动发展紧密相连，精神不朽。

革命思想传播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编著及传播

在上海大学，青年师生以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党团早期领导人曾多次阐述他们对上海大学培养革命新人的期盼。学校第一次系统性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出版了《上海大学丛书》，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蔡和森曾留下一本珍贵著作《社会进化史》，是我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阐述社会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此外，还有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等，都是该丛书的重要内容，教材的整理编著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系统化讲授和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

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等旅法青年在蒙塔日杜吉公园召开留法学生会议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施存统任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期间，讲授《社会运动史》等课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历史问题。蔡和森更是以其深入浅出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备受学生欢迎。张太雷则可以像母语一样自如地用英语授课，讲授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论》。众多师生围绕在他周围，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热火朝天地谈论革命、劳工、妇女等问题和社会改造现状。任弼时给社会学系的学生教基础俄语，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进步青年们学习热情高涨，大家共唱国际歌。这一幅幅生动的教学场景，正是当时上海大学课堂的日常。

除此之外，团早期领导人也积极创办期刊，如《先驱》、《中国青年》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运动的文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为当时革命现状和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报刊在当时上海大学青年中广为传阅，尤其是《先驱》，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主张，对于加强团员的思想教育，统一全团思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邓中夏在担任上海大学校务工作的同时，曾就团的建设等问题和团中央书记写信，提出与共产党保持一致、注重青年工人运动等建议，《先驱》第22号刊载了二人往来完整信件。许多进步青年受《先驱》及其思想宣传的影响，纷纷加入团的组织。学校经常组织学生阅读革命刊物，在五一、五四等纪念日组织演讲，提倡学生要“读活的书”，以“改造思想和取得实际经验”，将读书与革命实践打成一片。

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接触了解工人、创办平民学校，为提高阶级觉悟和培养社会活动能力创造了条件。许多学生在各类社会团体中任职，像学生刘一清、郭伯和、林钧都曾是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的领导人，刘华成长为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杨之华成为妇运领导人，等等。学校里师生关系融洽，亦师亦友，一起“谈形势、谈学习、谈思想、谈工作”，上海大学汇聚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也锻造了一大批杰出坚定的革命家。

瞿秋白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时与夫人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合影。（新华社发）

瞿秋白曾写道，“上海大学需要有革命性、时代性，以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责任”。在邓中夏发表的《上海大学的使命》一文中，阐释学校办学宗旨，“培养的人才要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五卅运动后，一篇由上海大学学生崔小立发表的文章《上海大学三周纪念的意义和我们今后应负的责任》，今天读来，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我们现在再重新检阅我们的队伍……是要察看我们上海大学过去的历史，来开辟将来的途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百年风云变幻。今日之上海大学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时光荏苒，校内“溯园”墙上雕刻的数以千计的姓名，仍在无声诉说着那个烽火如烟的年代，与校园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年轻的面庞交相辉映，令人百感交集。

（作者系上海大学团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