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著名戏剧家洪深从北京来到上海。此番抵沪，是洪深最后一次上海之行。他的目的很明确：向长期生活过、工作过的上海告别。

此前几个月，时任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的洪深正在波兰访问，突然接到通知，请他立即回国。原来，洪深因身体不适去当地医院就诊，被查出已患癌症。医生虽未将实情相告，但洪深却有一种不祥预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请他吃饭，洪深依然谈笑风生：“我胃口这么好，身体不会有大问题。”回到北京，他始终未向家人谈过病情，却做了不少刻意安排。4月，洪深主动要求与同庚属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三马同台”，演出京剧《审头刺汤》。演出结束，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洪深多次返场，久久谢幕。已知洪深病情的戏剧家阳翰笙目睹这一幕，深感这是洪深在向深爱的朋友们告别，向戏剧艺术告别，向舞台告别……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阳翰笙《怀念洪深同志》）

1955年4月，洪深与梅兰芳（前右）、周信芳（后右）和田汉（后左）合影。当月，洪深与梅、周两位京剧大师同台演戏，获得满堂喝彩。

到上海后，洪深独自登门探望了曾与他合作过的女作家赵清阁。洪深告诉她，此次南来，除了看望老朋友外，还要走访两个地方：一是江湾的复旦大学；二是西藏路的东方饭店，要在那里“开个房间”。没等洪深讲完，赵清阁就笑他“老皇历”未翻页：“东方饭店早改作工人文化宫了。”洪深却认真地说，上海市文化局已答应他，腾出房间给他“住一晚”，让他“回忆回忆旧日往事”。（赵清阁《忘年之交的良师益友》）

1922年留美归国后，洪深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或兼职；他领导的复旦剧社，曾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堡垒之一。解放后，洪深曾提出回复旦教书，但周恩来总理要他留在北京，主持对外文化交流，他义无反顾。如今，洪深自知来日无多，特地要走访复旦大学，满含深情与悲壮。

那么，洪深为什么还要去东方饭店呢？

“开房间”招待友人

东方饭店，即今西藏中路120号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前身。东方饭店竣工于1930年初，大楼占地面积2591平方米，建筑面积12240平方米，由外籍设计师乌鲁恩设计，华商久记营造厂承建。饭店创办者陈杏春、徐孟园、严蓉卿和沈永康等人，都是沪上旅馆业界的佼佼者。早在1923年，陈杏春、徐孟园等就在汉口路666号创办了东方旅社（被称为“老东方”，后建的东方饭店则被称作“新东方”）。东方饭店是东方旅社的“升级版”，装饰精美，设备先进，主楼的爱奥尼克式大理石柱，极具古希腊风格。因地处西藏路、北海路和广东路之间，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对面，地段优越，东方饭店很快成为这一带又一家高档西式旅馆。

1950年代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原为东方饭店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常把东方饭店与东方旅社混为一谈。1931年1月，“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和冯铿等在东方旅社被捕，不久英勇就义。曾与他们共事过的作家夏衍，在谈到“五烈士事件”时特别强调：“东方旅社是一家中小型的西式旅馆，坐落在汉口路六六六号（这和以后扩建的东方饭店不同）……”（夏衍《懒寻旧梦录》）

洪深是旅馆常客，经常去各类旅馆“开房间”。他1935年在《良友画报》上写过《大饭店》一文，对此专门做了解释：“上海的地价高，一般人所住的房子都很小，并且有几个人家合住一宅的。所以在上海，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在家里宴客；普通人的宴乐饮博，总是到菜馆和到旅馆里去‘开房间’的……一个每月只赚五十块钱的人，在‘开房间’的一天，他可以生活得像赚五百块钱一样。”查洪深留美抵沪后，先后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民厚北里、蒲石路（今长乐路）蒲石里等处居住，住房都不宽敞。洪深为人豪爽，遇友人来，他就会到旅馆“开房间”招待。例如，1923年9月，洪深的清华同学吴宓到沪，洪深就招待他住进了一品香旅社。“一品香”在1918年左右从福州路迁至西藏路，在东方饭店开业前，它是西藏路上数一数二的高档旅馆。据吴宓当年记载，“因洪深君……汇来路费，约往上海，由其招待，住一品香旅社数日。每晚集议，为筹办电影事。与洪君及其友应云卫等，六七人。集议。”（《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

洪深，摄于1950年

洪深转移到东方饭店“开房间”，是在1930年“新东方”开张以后。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时，洪深陆陆续续在这里租住———短则几天，长则几周乃至数月，东方饭店一度成为他的临时寓所。据作家于伶回忆，洪深常订的客房，是“四楼北部的那间狭小的房间”。（于伶《悼念敬爱的洪老》）

“开房间”闭关写作

洪深在旅馆“开房间”，主要是为了埋头创作。洪深毕业于哈佛大学戏剧系，成名早，影响大，他的一举一动，常是大小报刊记者捕捉的文艺新闻。有一阵子，有记者发现，“留美戏剧家洪深近来……很少出门，天一影片公司及复旦大学都不常见他的足迹……”（《摄影画报》1934年第10卷第5期）原来，洪深正在闭门创作他的农村第三部曲———话剧《青龙潭》，这是他继《五奎桥》《香稻米》后的又一力作。

其实，洪深所有的戏剧、电影作品，都是他排除干扰、奋力写作的成果。对此，洪深曾经的同事、明星影片公司导演程步高印象深刻：“酝酿复酝酿，待腹稿成熟，老规矩，到跑马厅对面，六马路口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谢绝朋友访问，把自己关起来，好像老和尚坐关似的，不是念经，而是埋头写作，夜以继日，关上十天左右，电影详细台本，怀胎数月，宣告诞生了。”（程步高《影坛忆旧·洪深的编剧方法》）

洪深“开房间”另有一个功能：开会。洪深生性热情而真诚，常将他租住的客房借给中共地下党开会；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左联”作家也喜欢到东方饭店他的房间里讨论、谈戏。

夏衍回忆：“那时候老是聚集在一起杂谈的人是洪深、张庚、尤兢（即于伶———引者注）、凌鹤、章泯和我。我们总是十天或者半个月一次在洪深先生常住的东方饭店吃饭，海阔天空地谈话，结果是从这种杂谈里面产出了《汉奸的子孙》《洋白糖》和现在改编为《五羊城》的《我们的故乡》之类的剧本。”（夏衍《<五羊城>的回忆》）独幕剧《汉奸的子孙》由于伶执笔，以抵制日货运动为背景，在1936年公演以后，创造了当年最高的上演记录。

周恩来总理签署的洪深任命书

沙汀记得，他参与洪深主编的《光明》半月刊编委会时，“《光明》编辑部曾经组织人编写过两三个剧本，及时揭露敌寇在华北的侵略罪行。一般都是在西藏路东方饭店开个房间，约集几位同志就某些事件讨论几次，就推选人写初稿。”（沙汀《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

张庚认为，“国防戏剧，洪老是主要人物，名为集体创作，实际上洪老下的功夫最多，而且很多作品就是在他住的东方旅馆（指东方饭店———引者注）的房间里讨论产生的。”（张庚《洪深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发言》）

1934年8月，应梁实秋推荐，洪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此前，复旦大学师生不舍得洪深远行，竭力挽留，据6月8日复旦校刊载：“……文学院长余楠秋氏，与洪深氏感情甚笃，坚持不允行。同学闻悉之下，亦深为不安，闻昨已派代表三人前往洪氏私邸挽留之。”为感恩复旦师生，洪深临行前，将自己藏书全部捐赠给复旦大学，两袖清风，鸿雁北飞。

然而，几个月后（1935年2月），好友田汉被捕，洪深又匆匆赶回上海。戏剧理论家鲁思回忆，田汉被捕后的第二天深夜，他们几位聚集在洪深所借的东方饭店四楼房间里，“密商如何营救田老的事”，“洪先生万分不平地讲：我亲自去南京向国民党交涉。假如他们说田老是‘左联’人物才被捕的，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也是左联的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和田先生关在一起好了。’”（鲁思《洪深先生二三事》）

见证救亡激情

1936年初，洪深辞去山东大学教职返沪。同年9月，他又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年间，洪深南下北上，马不停蹄。各路记者忙于跟踪洪深，结果发现：他来回奔波，原点却在上海，确切地说，是在东方饭店。

“洪深在上海已无一定的住址，总是在东方饭店开一个房间，日间会会朋友，夜里埋首写作……”（1936年第1卷第11期《星华》）

“洪深近在沪编剧本，依他的老脾气，又在东方饭店开房间在埋头工作。”（1936年第2卷第6期《娱乐》）

“外传洪深教授在东方饭店埋头苦干的剧本，那恐怕要等到《三姊妹》环游华北的时候才上演……”（1936年2月11日《申报》）

“洪深又来了，是昨天（1936年11月2日）到上海的，仍住东方饭店。此行只向广州中山大学请二星期假，十一日就须离开上海回广东去。在这十多天之中，洪深勾留在上海的任务，一种为了料理自己所售出及将售出的各剧本的未了手续，一种是参加四十年代剧团公演《赛金花》。”（1936年第1卷第24期《星华》）

“目前（1937年1月）因为大考已经完了，洪深教授在广州没有事干，就跑到上海来了，在前天，他是乘着轮船到达了上海，住在他一向住惯了的东方饭店……他也许还参加‘四十年代’公演《自由魂》的导演事宜哩！”（1937年第1卷第8期《影与戏》）

1937年7月初，洪深由广州再返上海，住进东方饭店。7月7日（一说8日）下午，上海剧作者协会正在洪深的房间开会，突然外面传来“号外！号外！”的卖报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在洪深主持下，协会迅速反应：向卢沟桥抗日守军发出慰问电；集体酝酿创作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成功上演。8月13日，上海抗战的炮声打响。这一天，协会恰巧也在东方饭店开会。于伶回忆，“‘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开始响的时刻，我们也恰巧正在他（指洪深———引者注）的房间里热烈地争辩着如何更好地开展戏剧工作”。东方饭店“那间狭小的房间”，见证了上海戏剧工作者抗日救亡的激情，难怪于伶感慨道，“洪老这一间旅馆房间对于活跃与推动戏剧工作的作用有多大呵。”（于伶《悼念敬爱的洪老》）。

8月下旬，洪深辞去中山大学教职，率上海话剧界救亡演剧二队离沪，奔向远方。直到1946年6月，洪深才随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返沪，入住复旦教工宿舍“庐山村”（今复旦第一宿舍）19号。

让我们再回到1955年6月的那天，当洪深与赵清阁谈到东方饭店时，赵清阁忽然记起：1947年秋，洪深与她合作编剧电影《几番风雨》，也曾在东方饭店讨论过剧本提纲。这一次，她对洪深的用心毫无察觉，以为他又要去那里酝酿新作了。那天晚上，洪深告辞时，赵清阁照例送他到大门口。洪深忽然一反常态，拄杖不走：“送我到弄堂口吧，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我不会再来了！”赵清阁只当洪深在说笑话：“老夫子又要给我上课了，这是谁的台词啊？”

赵清阁

弄堂口昏黄的路灯下，赵清阁目送洪深远去。两个月后的8月29日，一代戏剧大师在北京溘然长逝，走完了60年的人生旅程。噩耗传来，赵清阁恍然大悟，痛哭失声！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今天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北面（广东路一侧），据于伶回忆，洪深常订的客房，是“四楼北部的那间狭小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