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晚到23日凌晨，我正准备最后浏览一遍朋友圈后入睡，突然间流言大作，各个社交圈都在竞相传播“上海封城”传闻，并伴随各区域菜场零点跨年的抢购视频。一时间，恐慌情绪弥漫。

作为曾经的流言研究者，这一状况促使我重新反思流言研究对于我们社会的重要性。关于传言、流言和谣言的差别，在我的研究定义域内，采用这样的逻辑：一开始只是小范围的传言，当传言变成大面积的社会化传播并流行的时候，就变成了流言，而那部分恶意制造的虚假并造成不良后果的流言，则称之为谣言。

流言的另一部分最后也可能成为事实，但在处于流言的阶段，人们并不能辨别它的真伪。大众生活中的谣言，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与作为具有特定学术内涵和法律界定的规范性概念不同，人们往往混淆了这一点。如果把描述性概念的谣言当成具有法律界定的规范性概念，就会导致轻易入刑。流言在很多情况下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民意和社会情绪。

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七寸之处，七寸之处，在于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析处于传播过程当中的流言，它的发生、传播、流变，乃至于消失的整个过程，它背后的酝酿土壤和运行机制。提前预判流言的发生，以及如何控制、对付和消除流言，才是研究的重点。

社会信任资本在关键时刻的价值

在“封城”流言的应对上，上海做得非常好。尽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要到第二天早晨十点才召开，但是由于应对迅速，在流言乍起之时，主流媒体就及时发布辟谣消息，抓到了辟谣的24小时黄金时间，遵循了“及时、公开、透明”三原则，起码在“及时性”上，可以打满分，尽管还不能说根本消除了流言产生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氛围，但有效制止了一轮大恐慌，否则的话，就会像调侃的段子所说：“确诊几例，我没害怕，新增几例疑似我也没害怕，但是你们一箱一箱往家拉米和面我真慌了。”

如果不是连夜及时辟谣应对，加上许多有识之士和意见领袖的及时跟进理性传播，可能23日早晨，就会在整个上海出现大面积的盲动抢购风潮。从这点上看，有赖于市民对决策层专业性的信赖，有赖于每日新闻发布会所建立起来的沟通渠道，上海市民对自己的政府还是有充分信赖感的，这是防疫抗疫十分珍贵的有利条件。在关键时候，具有公信力的权威机构保持不缺位，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基础，相信只要按照科学的方案，继续实施精准的防疫措施，就会实现“坚持就是胜利”的目标。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要来具体分析一下此轮流言的起因。正如有些段子所说，“感觉今晚不封都不行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加上督查组正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很多人误以为是对上海特定的督查，其实是早在计划安排内的、同时对十个省份的同步督查，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含义。但是，由于这个“天时、人和”的巧合关系，流言像燎原之火，迅速扩大。这一次流言，应该说还是处于常规性真假判断的范畴，属于社会出现异常情况时期，人们产生恐慌心理而爆发的流言，和后真相时代出于价值判断所发生的流言有所不同，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遏制。

“听说中央调查组来上海了多准备点吃的在家里，怎么？要来你家吃饭”“抢菜没看清抢了富贵转运竹”“抢菜太兴奋，囤点安眠药吧，醒了就吃一颗”；“全上海人民都在等0点了，搞得像跨年似的”“为什么上海疫情这么严重没见捐款？答：你见过李嘉诚生病用水滴筹吗？”……上海人出于自身对新冠病毒的理解，用各种幽默、调侃、诙谐方式化解了恐慌情绪，这说明只要疏导得当，网络也会具有很好的对冲和自净化功能。

对付恐慌性流言的最好办法，就是化解恐慌，真要感谢这些漏夜创作的段子手和争分夺秒传播“辟谣消息”的上海爱护者，苦中作乐，笑得出来，体现了上海人非常智慧的文明素质。

但是，这里也要提醒一句，政府的公信力不能过分透支。信任是建立在决策层前一阶段精准防控、科学防控的有效性，建立在新闻发布会培养而成的公信力基础上的。如果不科学，不精准，不有效，上海市民对政府的信赖也会受到损害。

公信力能不能继续维护，取决于政府的担当作为，不折腾，不反复，实现精细化动态智慧管理有成效。社会信任资源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如果政府在接下来的防疫工作中举措得当，则可能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反之，则可能逐渐透支政府公信力。

微信流言的暴走和传播逻辑

研究互联网时代流言的传播路径和方式极其重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了流言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阵地。相比较传统的线下流言，网络流言虽然在本质上并没有颠覆流言的基本原理，但因为传播介质的变化，也带来一些新的形态变化，比如：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发布权，拷贝不走样、图像化趋势、高仿真效果、信息负超载、职业化传播、观点性引导、社会感增强等等。

尤其是微信平台，因其移动接口具备互动、联结、易得、可变动、低成本且易使用等技术与社会特性，成为具有越来越强交互性的社交媒体，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微信流言的生产和传播更加“集中”和“强悍”。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建群，社交圈和朋友圈因身处一个类似私密谈话的宽容群体和虚拟空间中，具有基于信任的“强关系”、“多层区隔”的交叉关系，以及“无标度、嵌入性”的传播模式特征。

微信传播更多时候属于中介传播，转发流言内容更为随意，一段话、一张图或一段视频，毋需标注来源，便可以“细碎性”“路过性”“易得性”传播，但通过群与群的接力传播，往往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转发、一个链接、一个截屏，便通过交叉式传播、交流式传播、裂变式传播产生“涟漪效应”，边际无限放大，不知始作俑者而无远弗届，最终酿成备受关注的舆情，乃至影响和干预到具体的人事，起到社会动员的效应。

从本次流言的传播路径来说，朋友圈、社交圈、文字图片，尤其是短视频的瞬间传播效应特别大。菜场柜台被抢购一空或者人山人海的场景，可谓“有视频有真相”，让一些本来并不相信“封城”流言或者说并不恐慌的受众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恐慌情绪。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发生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菜场抢购，最初可能是一个流言，但当许多人都因此流言去菜场抢购，流言就变成了事实。信则灵不信则无，但在无法判知未来，或者未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又同切身利益相关时，人们往往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流言影响股市波动即可佐证。

流言研究进入实践领域的意义

未来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动作，如果可能，都应该预设、模拟、研判、沙盘推演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反响。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就应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起码是接近科学的针对性方案，这才是“智慧城市”在关键时刻所应该体现的英雄本色。

目前关于疫情的流言，很大一部分还处于传统的真假判断的流言阶段，并没有上升到“后真相时代”不讲事实、不辨真伪的价值观流言传播阶段，但是对后一个环节也要事先进行预判，以防止社会因流言进一步陷入撕裂和动荡。

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互联网建设和网络舆情。30多年来，我一直呼吁成立国家级的流言研究中心，流言研究不能仅仅纸上谈兵，而应该进入实践领域，真正对预防、分析、控制、消除现实“风险社会”中的流言产生作用。但是目前对流言如何在网络上生存、传播、扩增、演化、变异，乃至于酿成事实，或者无形中消失的整个传播链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所以再次呼吁成立由政府支持、各界学者成立的国家级和城市级流言研究中心。只有通过向相关研究者开放大数据，通过流言传播路径跟踪研究，行之有效的实验研究和具有现场的实证研究，通过智化分析，才能逐步摸索到流言的传播规律。否则，研究工作就会流于皮毛。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并驾齐驱的双轮功效。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并非自然科学才有实用价值，才会导致真实后果。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可以产生实际社会效应，增损社会资本，甚至直接影响经济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