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刘白羽同志诞辰100周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他曾经是革命老干部、文学界领导、文坛巨匠，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影响深远。而我这个从工业战线转战过来的业余作者却有幸和他在《人民文学》主编的岗位上共事15年，对于我的平凡人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页。每当回忆起与他和谐共处的时日，仍然觉得有一种难得的幸遇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一个边陲大工厂的工程师，调入黑龙江省作协做领导工作。在新的岗位还没有完全适应，又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奉命调至北京。抵京后，有关领导和我谈话，要我出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一开始，我感到非常意外，觉得这副担子太重，生怕挑不起来，要求另外物色更合适的人选。但领导却说，此事已经中宣部决定，不能变动，但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已商请刘白羽同志出山，共同主持 《人民文学》工作。我这才心神甫定，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人民文学》是备受上级和各方重视的“文学国刊”。比如，创刊时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希望更多的好作品出世”的期望，由文学泰斗茅盾先生出任主编，后来担任此职的也均系文学大家； 即使在“文革”后期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人民文学》酝酿将要复刊时，邓小平同志还亲自过问编辑部的人选；后来虽然随着时序和政局的诸多变化，文坛上云翻雨覆，但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对她的重视，依然如昔。所以在要我接受这个重要使命时，我才这样怯阵；只有得知有刘白羽同志助力，我才有了一种“大树下面好乘凉”的感觉。

1959年4月，刘白羽（中）与茅盾（右）、萧三在北京

关于刘白羽同志，我早已闻知他的大名。还在中学读书时的语文课本上，便学习了他的作品，如小说《无敌三勇士》、散文《长江三日》等名篇，我那颗少年的心，即对他怀有仰慕之情。此后我虽然因报考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业战线，但对文学的爱好支持我持续地进行业余创作，因而便与文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对文坛发生的种种事件，也粗知一二。但是，对于在文坛身居高位的刘白羽，由于我生活在边塞僻壤，根本无缘和他结识。未曾想，在1958年那个难忘的春天，我却意外地和他见面并相识了。

那时，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在北大荒一个新建的工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员。那个时期，富拉尔基非常红火，是全国重点建设地区。从全国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的几万名建设大军，艰苦奋战在这个原来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达斡尔族的小渔村。日日夜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机器轰鸣，响彻荒原。宏大壮丽的建设图景，改变了边疆亘古荒凉的面貌，于是便吸引了全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前来体验生活。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刘白羽同志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在火热生活的召唤下，来到了富拉尔基的。火红的生活场景，立即激发了他炽热的灵感，他很快地便创作出一篇优美的散文——《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文章真实地描绘了边城在极短时间内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热情地赞颂了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创业精神。文章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阅。我们这些年轻人，立即被作家那火烫的文字深深激动了，文章成为热议的话题，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们建设边疆的荣誉感。

刘白羽和爱人、孩子在一起

因为被现实中宏大的建设图景感染，我在业余时间依然舞文弄墨，进行文学创作，虽初露头角，却收获颇丰，在当时当地也便小有名气，文化部门也挂上了号。刘白羽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意外地接到了齐齐哈尔市委的通知，要我去市里参加欢迎刘白羽同志的座谈会。我当时感到激动而幸运，自是如约赴会。走进会场，方知与会者都是市里的专业创作人员和部分业余作者，富拉尔基仅我一人。会上我们除了聆听白羽同志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外，还和他一起进行了座谈。在座谈时，市委书记专门介绍了我这个来自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业余作者，同时表扬了我近来创作上的一些成绩。刘白羽同志听后显得很高兴，特别离开座位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了手，勉励我要特别珍惜现在的火热的生活岗位，写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表示出他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业余作者的厚爱。他那高大的身影、肃穆的面孔、洪亮的语音，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感受到刘白羽同志的殷切鼓励，从那以后，我在业余创作上更加努力和认真了。工厂沸腾的生活场景，使如泉的激情涌上了我的笔端，在“文革”前，我发表了50余万字的作品。后来虽饱受磨难，可是对文学仍然痴心不改，在冬去春来后，我又拿起那枝幼稚的拙笔，继续笔耕不已。

1965年4月，刘白羽（右一）、老舍（左一）等在日本访问谷峙润一郎夫妇时留影

由于有了比较宽松的创作氛围，有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我的业余创作收获颇丰。到了1983年，因为工作需要，省委调我到黑龙江省文联工作，这时，我才不得不告别26年的富拉尔基的工厂技术人员的生涯，由工程师变为专业作家，不久，被选任省文联副主席，进而又成为省作家协会主席。

生活的安排经常是出人意料的。想不到经过30多年岁月的沧桑，我竟然和刘白羽同志一起来到《人民文学》的岗位上。这是生活的巧合，也是我的幸遇。

在中宣部正式任命刘白羽同志和我出任《人民文学》主编后，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同志亲自陪同我去白羽同志的住所见面。马烽同志首先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我。看样子，白羽同志已经多少知道我的情况，亲切地说：从遥远的北方来的，而且来自基层，我表示欢迎！

刘白羽与周小燕合影

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新主编上任后如何着手工作？马烽同志首先明确：白羽同志年事已高，不能太劳累，具体工作由树榛去做，您来把关掌舵。白羽同志笑着说：尽管大胆工作好了！我全力支持你！同时又说：你在基层工作多年，懂得民间疾苦，知道劳动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这是你的优势；党培养了你，你对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是你做好工作的基础。我相信你会把工作干好的！谈话的气氛很融洽，我不由说起了1958年的那次见面的情景，他听了格外高兴，笑着说：“看来我们是有缘了。”谈到今后如何办好《人民文学》时，他胸有成竹地说：《人民文学》一定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刊物，更不是某个小圈子的杂志。因此，一定要团结全国各族各方面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老中青作家，艺术上要博采众纳，兼容并蓄，成为展现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窗口。马烽同志深表赞同，连声说：对，对，应该是这样！最后，白羽同志又形象地比喻：我们发表的作品是主旋律下的星光灿烂。这与后来中央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一脉相承。

刘白羽先生在阅读杂志

1990年3月8日，马烽同志亲自送白羽同志和我去《人民文学》杂志社赴任。在和杂志社全体同志见面后，白羽同志做了讲话。他全面阐述了《人民文学》的办刊方针和方向以及编辑们应该遵循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充分显示了他一贯热情严肃的大家风范。他的这个讲话，形成了我们上任后第一期的编辑部文章 《九十年代的呼唤》。文章热切地向作家们呼吁：“我们的文学应该反映我国神采飞扬、雄奇瑰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给人以美感、以圣洁、以崇高，这对于净化人的心灵，实在太重要了。人民需要、时代需要、作家自己也需要这样的文学。因为只有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人民的文学，才证明自己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家，事实上，只有这样，作家方能思如泉涌、心若钟鸣地创作出堪称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文学。”文章热情地欢呼：“大潮已经汹涌而下，何不中流击水，破浪直前？九十年代的钟声已经敲响，每一个作家怎能不奋然前行，一展自己的才华？”文章最后说：“1990年是九十年代的春天，惊雷动地，激浪滔天，万物葱俊，生意盎然，让我们响应九十年代的召唤，齐心协力创造九十年代的未来吧！让文坛上涌现出更多新的闯将、猛士和嘉林茂卉！”实际上是他在向作家呼唤：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投身到祖国建设大业和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共命运，创作出彪炳千秋的佳作！
此后，我便成了白羽同志家里的“常客”。经常向他请示、汇报工作，遇到棘手的难题，直接向他请教。他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总是亲切热情地接待我，不厌其烦地给我以支持和帮助。他一再谆谆告诫我：办好《人民文学》是一种重要而光荣的事业，为此牺牲自己的一些创作时间，作品减少了一点，这个“牺牲”，值得。

本文作者程树榛近影

当然，在我就任之后，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漫长的15年，历经风雨，由于有组织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白羽同志的言传身教，使我能够很好地完成应尽的职责。

因此，我把和白羽同志的这份缘分一直铭刻在心。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之际，我将此文，作为一瓣心香献给他在天之灵。

2016年12月1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组稿：朱蕊  编辑：伍斌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光明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