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德国面临系统危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此发生的一些事件、动向和思潮值得关注。

一是历经三步曲的“防疫模式”先静后惊，开始质疑和反思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模式。

第一阶段主要观望评论。年初东亚出现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接连发出警示。德国此时并未预料到疫情会危及自身，疫情更多是公众媒体“脱口秀”的谈资，非议封城、戴口罩、采用大数据技术防疫等“东方抗疫”举措，认为这都有悖“民主体制”，表示不能接受限制“个人自由”和“违反个人隐私”的抗疫措施，甚至公共场合出现了“口罩歧视”现象。

第二阶段聚力抗疫。进入三月，德国疫情“意想不到”地爆发，灾区抗疫物资短缺，联邦政府被迫启动全球采购行动，并与各州政府采取限制措施，诸如公共场所必戴口罩，违者罚款。至夏末，德国抗疫成效显著，传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属欧洲各国最低，远好于英、法、西、意等国，被誉为全欧抗疫的“德国模式”。此阶段，“口罩歧视”转为“口罩义务”。

第三阶段抗疫被“政治化”“价值化”，被迫从“软”到“硬”。第一波抗疫初战告捷，优秀的抗疫成绩单降低了德国的警觉，激发了过度的乐观，已有的政策和措施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地解读，甚至出现了有组织的反抗力量“横向思维运动”（Querdenken），疫情面前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分裂，尽管入冬后第二波疫情暴发，联邦政府屈于民意政情只是采取了“软封锁”措施防控，传染病专家警告此乃“违反科学”之举。近十二月中，第二波疫情急速恶化，直到日均染病过三万，亡者近千人，德国沦为欧洲疫情重灾区。至此，联邦和各州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自12月16日起全境施行二战以来最严厉的“硬封锁”，几近封国状态。

从“口罩歧视”，到“口罩义务”，再到“口罩道德”；从年初评说东亚防疫部分封城是有违公民个人自由，经过“软封锁”到年底疫情恶化全国“硬封锁”，德国一年中对待口罩和封锁措施态度的三阶段变化很形象地展现出了德国疫情和抗疫行动的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

二是德国统一后持续最长的十年增长周期终结，反思“德国经济模式”的呼声空前增强。

2020年德国经济受疫情冲击大幅下滑，德国央行预计德经济全年下降5.25％，连续十年的增长终结。有学者认为，疫情只是加速了此前已逐年放缓的经济增长颓势，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通过提升创新实力和国家的政策扶持保持经济安全和增长。技术创新和战略自主因此成为本年度德国经济政策的高频词。

专业人士认为，德国的创造实力至今仍局限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而在数字技术领域相对落后，德国在保护个人权利和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两条相反的路口徘徊，在现实主义的利益原则和理想主义的价值原则之间难做取舍。本年度，特斯拉在德国首都柏林附近快速建设汽车生产线，高调进入传统汽车制造大国，既拉开了美国新智能交通体系对德国传统交通技术的进攻阵势，也让德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技术优越感受到威胁，有德媒称，特斯拉的到来是“深入虎穴”，有直取“汽车王国”之势，这也迫使德国加强技术创新的紧迫感。

危机面前，德国经济自主意识加强，政府介入干预增多。默克尔总理在本年亚太委员会上着重强调，德国减少对特定国家的经济依赖，回迁对国家和地区体系至关重要的产业链。默克尔所言已成德国社会共识。虽不明言，但中国的产业规划做法已成为德近年借鉴的榜样，希望循此对关键产业进行规划和补贴，建立起欧洲范围内的电池、半导体、云计算以及氢能源等关键技术主权，在全球竞争中保持行动独立和区位优势。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明确表示，国家投资关键领域是政治任务，这预示着德国将在战略层面加大国家对经济的介入程度。

三是疫情促使德国社会集体反思其社会模式，并在个人自由主义的分化中重新凝聚社会责任意识。

疫情当前，“禁足”、“封闭”、“社会距离”、“禁止接触”、“抢购”成为常用词，越来越多的人追问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人的价值和尊严，生命高于一切的主题重新回归。哲学老人哈贝马斯有关抵制功利主义诱惑，国家不可做出任何受益于人的死亡的决定成为新的共识。

自由服从理性的理念再次受到普遍认可，并进而引发反思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耶拿大学哲学教授费维克援引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想强调，自由离不开规范和理性，疫情之下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只有活着，自由和幸福才有基础。前联邦总理府文化国务部长、哲学家尼达-鲁墨林主张放宽个人隐私保护规定，学习东亚国家模式，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充分发挥系统的跟踪等功能，真正发挥防疫作用。

值得格外关注的是，病毒大流行引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大融合，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和工业大学等协同聚集不同学科力量系统，研究疫情对社会互动与融合的影响，诸如法律和政策如何增进人们的互动和共处，联邦制度下各州和联邦在抗疫防疫过程中的政策互动的效果，全球和各有代表性地区如南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防疫特点等。这个庞大的科研项目预计投入700多万欧元，最终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数字档案平台，供全球交流，“科学要给未来记录下今天”。

四是继续调整对外政策，传统上被认为比较内敛的“德国道路”朝着为西方代言，为欧洲做主，全面布局印太的方向转变。

为西方代言，这是近年来德国对外政策话语中很突出的趋势，在今年二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得到了集中表达。本年度会议主体为“西方的缺失”，即，世界格局越来越缺西方主导，“威权力量”正在挑战西方的传统地位；而西方内部也越来越缺西方价值品质，特朗普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从内部瓦解和弱化西方力量。德智库把俄罗斯视为安全战略威胁，将中国看作长期的制度性威胁；主张西方必须确保内部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共同应对非西方的挑战和威胁。特朗普年底败选后，德方迫不及待地向大西洋对岸喊话，代表西方呼唤美国重归西方，为重振西方价值“大干一场”（Big Deal）。

为欧洲做主，近年来德国明显加大了“德国意图，欧洲表达”的力度，把本年度担任欧洲轮值主席的主要目标确定为推动欧盟抗疫，带领欧洲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其中包括整合欧盟的对华政策。上半年疫情突然降临，欧盟各国纷纷关闭边界，甚至扣留他国防疫物质，布鲁塞尔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引发深陷困境的意大利等国的极为不满，欧盟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对此，欧委会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老部下冯德莱恩推动欧盟出台了总额5400亿欧元的一揽子抗疫援助计划，其中包括1000亿短期用工补贴项目，德国起了关键作用。7月21日，德国又与法国联手全力推动出台了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为欧洲疫后经济恢复输血。这是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财政支出计划，也是第一次由欧盟成员国联合发债，迈出了欧盟一体化路程上的关键一步。

印太地区是本年度德国关注的重点。9月，德国政府跟随美澳日等国发布题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的印太外交政策指南，认为印太地区日益重要，德国自己并且还将推动欧盟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全方位存在，“为该地区规则和规范的实施做出贡献”。

2020年德国展现出了主导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全球雄心，但也引起了主要来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戒惧，甚至不满。如何平衡实力、雄心和世界因此对德国的戒惧，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实力，对德国的外交定位依然是个根本挑战。

艰难地走过了2020年，2021年对德国而言可能更是“多事”的一年：一是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的任务空前艰巨。尽管启动疫苗计划给抗疫带来曙光，但普遍注射还需时日，且对欧洲新出现的变异病毒是否有效还缺乏清晰的答案。乐观的预测认为，德国经济可能受益于疫后需求剧增而出现“报复性增长”，但也可能因疫情长久不去陷入长期衰退。二是政府换届和政治换代可能带来新的波动性。若按政治生活的常规日程，德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党内斗争恐更加激烈。对德国政治文化传统而言，缺乏权力中心不是好现象。若明年疫情不见根本好转，则意味着大选与大疫合力冲击，德国局势堪忧。三是在对外关系上，德国因大选等原因减少主动作为，欧盟事务可能更由法国主导；对美关系迎来拜登时期，估计是先热后温，最多恢复到“前特朗普时期”，属德国外交的存量管理；在印太方向上，如何面向未来认识和塑造对华关系，将考验德国外交智慧。中德关系广泛深入，同担全球多边主义责任，对希望发展经济，发挥更大全球作用的德国来说，对华关系是德国外交的增量管理。目前看，一些智库和政界人士在判断对华关系时出现误判，期望与美国等构建起“制华联盟”，把中国定位为制度对手，这从根本上与现实背道而驰，因为它不仅有损中德关系，也在瓦解德国外交增量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