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作为一座城市，上海战“疫”主要得益于疫情防控的法律保障机制、精准施策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科技支撑机制、社会信任机制，以及长三角一体化联防联控机制。

如若再次面对疫情暴发，谁都不愿看到社区居民摇号排队熬过“口罩荒”。那么，“疫后”城市社会治理有何进一步创新之空间，聚焦到什么样的公共项目上？

在今年“上海书展”的主题论坛上，从经济学专家吴柏钧到社会学专家徐家良，这些沪上高校学者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水平，主要取决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而目前绝大部分城市在这方面还需要较大改进，以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公共项目储备库为城市人民】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所谓“公共项目”，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具有很强的政府主管性，或者说规划的作用很大。专家判断，特别是当下经济不确定性较强，各地方政府正“六稳六保”，加上“十四五”规划在制定中，下一轮的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一定还会持续扩大。

作为上海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吴柏钧直言，在公共项目的选择上，“长官意志”有时太强，公共项目投资和供给方式决策的政治程序性、法律规范性还不够。“公共经济领域，公共选择机制有待完善，公共产品的项目和计划一定要真正是人民需要的，选择和决策也要征求居民意见。”

政府不是万能的，城市治理还需要企业主体，以及社会组织主体的共同参与。在“创新城市社会治理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题研讨中，吴柏钧表示，在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单一的政府行政供给机制必须变革，要破除“全能政府”和威权主义效应的幻想，尽快建立起以政府行政供给、私人供给和社会组织供给的多元供给机制。“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放权给基层，为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履行社会治理职能释放空间。”

关于公共项目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针对城市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风险进一步有效防控建议，建立应急医疗与生活物资储备系统。

他认为，一方面，要优化应急医疗物资储备总量和储备结构。结合医疗物资用途、保质期限等问题，在主要城市周边建立医疗物资储备仓库，由应急管理部门和卫生部门负责核定相关储备物资储备目录，制定储备标准，并建立物资定期更新制度，确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足量合用的应急医疗物资。

另一方面，对于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应急物资，包括罐头食品、被服、帐篷、灯具等，也应建立相应的储备制度和统计体系，在主要城市当中布局存放，并明确主要负责管理的部门。专家们特别提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项目投资与运营中的作用。

【“哨点”式社会组织下沉到社区】

在“城市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丛书”总主编吴柏钧看来，社会治理中，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职、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处理好政府行政控制与社会组织生长问题。“激发民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高社区工作者和社区事务参与者的能力和水平。”

同样，徐家良也建议在此轮防疫抗疫大背景下，进一步下沉到社区，完善城市基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他表示，总结此次疫情抗击经验，就是发挥社区防控的职能职责，利用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做好公共卫生重大风险防控的全过程监测、排查、预警等具体工作。

徐家良说，事实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前期已明确提出加强社区“哨点”诊室标准化建设，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扶植培育社区中的“哨点”社会组织，“落实其对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之预警、通传职责，并提供一定程度的资源支持，在社区层面打造立体化的防控体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 已经完稿、正在付印的“城市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丛书”计划今年由华理出版社出版，项目由十余位专家构成编写团队，主要成员均具有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分布在与项目所涉课题相关的公共经济、公共管理、社会治理、社会政策、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与环境等领域。

作为10个分册之一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研究》著者，来自华理的上海学生安全教育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晓亮也表示，要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就无法将其与社会现实相割裂，尤其是在多元治理已经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情况下，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更应立足城市的社会发展演变，回应城市人口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实际，努力拓展多元共治的参与力量，积极有效地回应现实问题。